【1977年7月24日清晨】“汤兰英，你还有什么要说？”操场上，扩音喇叭把审判长那句问话掷出老远。她抬头望向灰蒙天色，嘴唇哆嗦，却挤不出一个字。人群把目光钉在她身上，谁也没想到一个普通会计能闹出四万元的大窟窿——那可是足够买两百多头黄牛的数字。

掌声、口哨、咒骂混杂。南通如东县中学的这个操场此前最多办运动会，而今成了现场课堂：什么是贪、怎么查、结果会怎样，全县百姓一目了然。有人掂着兜里不到三块钱的粮票，暗暗惊叹：同在七十年代，差距咋就这么大？

说来荒唐，十年前汤兰英在镇上信用社上班时，谁都觉得她“书卷气”。1945年生人，能念完中学，已算凤毛麟角。马塘镇苦，人穷地薄，她瘦小，写得一手好账，乡亲们都盼她帮忙把存折里的几块几毛照看好。然而银行和财政合并的风声一起，原本五六个人的网点被精简到只剩她一人。门一关，钥匙在手，“公家的钱”突然只剩一本账本、一张空白支票，还有一颗膨胀的心。

早期她也慌，第一次撬走五块钱时，连夜失眠。可几周后没人查，她反倒心安理得，干脆把支票金额添到五十、五百。1971年底，她提着空头票据跑到县行，柜员问：“单位公章呢？”她眨眨眼，“在包里，回去补盖。”柜员熟识她的父亲，没多想，钱就拨了。

钱到手，下一步就是打点保护伞。她拎着上海糕团、苏州香烟，往镇里几个领导家窜。一次聚餐，她半笑半真地说：“我挣的哪有领导多？只能献个薄礼。”众人会意，筷子一顿，关系就此捆牢。几年间，她把家活生生经营成非正式招待所：中午红烧肉、晚上黄鳝面，啤酒一箱箱往桌底塞。个别干部酒过三巡，还同她揩油成了“伴侣”。权力和金钱勾肩搭背，老百姓的窘迫则被摁在门外。

说到奢靡场面，得扯点细节才够味。1972年夏天，镇上还在排队领陈米，她却一次买回三百只皮蛋，一百斤海蜇，把木盆塞得满满。当年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抵一座砖瓦房，她一次性买了两辆，还挑“加粗钢圈、双闸系统”的顶配。家里大衣柜比邻居堂屋还宽，上海订做的呢子大衣排成一溜，衬衫穿皱一点就丢，一边丢一边骂“工料差劲”。收音机、缝纫机、手表一样不少，连小侄子都有块上海牌。

有人问她有没有负担，她拍桌子：“信用社账都在我手里，出不了岔子！”这种口气，在穷乡僻壤听着简直像天嚷。可别忘了，恩威并施同样在发挥作用。谁家孩子念书缺学费，她一句“先拿去”，再丢出十块；谁家老人看病，她批个三十。镇民感激涕零，背地称她“活菩萨”，对铺张浪费却只敢低头窃语。

转折发生在1975年5月。省里推行系统清理，人行南通分行临时派稽核组到县里抽查。5月5日，三名审计员踏进马塘信用社，先翻当日流水，再调与县行对账单，只半小时，缺口三千元露出水面。“还能再查吗？”其中一人低声问队长，得到的答复是：“全部翻到底。”这一刮到底，窟窿越揭越大。汤兰英正逛百货公司，听说有人顺门找她，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冲到电话亭给赵副主任求援，却发现对方已被带走。线路嘟嘟作响，她才意识到防线全面溃败。

几天后，县里成立四十人专案组，兵分三路。有人去上海、扬州追查空头票据的流向，有人清点实物资产，还有人日夜蹲守她的亲友，堵截转移款项。她急得团团转，把首饰、字画统统折现，连衣柜都搬去变卖，最终凑了九千元，离窟窿还差天文数字。审讯记录里，她说了一句带哭腔的话：“我真没想到钱会花这么快。”现场民警冷冷回了句：“老百姓一月十几块，你一天几十，花不快才怪。”

卷宗呈到地委，最终认定贪污公款总额39427.56元。按照当年《刑法试行草案》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条款，量刑结果毫无悬念。1977年7月24日，公审大会正式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枪声在城郊树林间重重回荡，围观人群并没有散得太快，很多人还在低声复盘：她到底是哪一步踏错？有人说是第一次作假账，也有人说是第一次宴请干部；可真正的节点或许是那把某人亲手递出的钥匙——当监督止于人情，制度自然漏洞百出。

清点完遗物，专案组只收到一支钢笔、几件旧衣，新房却留下堆积如山的收据。那两辆顶配自行车后来被镇里收作警示品，停在信用社门口足足三年，锈迹斑斑。孩子们路过，总要摸一下座椅，再被父亲呵斥：“别学她！”制度的铁轨不会为任何人转弯，即便她骑着两辆洋气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