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历史学家许倬云在美国去世,享年95岁。一位活跃在思想界与互联网上的睿智老人,与时代作别了。
幼时的战争经历,让许倬云有了一般知识分子不曾有的丰厚人生体验,因此他对生命和文明格外敬重。这一点也始终显现在他的著述、言行之中。许倬云曾说:“我不在书斋里,我在人中间。”
进入大众视野
许倬云,1930年生于一个大家族中。他生来身体便有残疾,四肢先天畸形,手脚内翻,需要借助双拐才能走路。青少年时期亲历或目睹的历史事件,使他在身体的残疾之外,有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心灵创伤。但他以坚韧的态度,去写作和生活,获得广泛认可与尊敬。
“哪天我走了,也只是走了一个残缺者而已。但我内在的部分,和天地、宇宙是共通的。”回忆起许倬云对死亡话题的坦然,网友们纷纷表示缅怀。
许多网友还晒出了2024年许倬云接受采访的视频截图。当主持人问及人生遗憾时,许倬云沉思数秒后,给出了这样的问答:“但悲不见九州同。”
近几年,因为两件事,让许倬云进入大众视野。
一件是2019年夏,清华大学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还有一本许倬云的著作《万古江河》。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邱勇,在致新生的信中评价:“用平实畅达的语言讲述了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字里行间既有宏大的历史脉络,又有对日常生活的细微描摹,让读者在回顾数千年历史的过程中,深切感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这件事让首次出版于2006年的《万古江河》再次大卖,也让许倬云收获了许多热搜。
另一件是2020年,访谈栏目《十三邀》发布了对许倬云的专访。谈及身体状况,许倬云淡然说道:“我的瘫痪是一个问题,骨头和肌肉融合了,神经没法治好,脚也不能动了。”此时的许倬云,日常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于太太的照料,仅剩两根手指尚能活动,他却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思考。
节目中,许倬云谈生活、谈精神、谈过去与未来——
“92岁,随时可能完蛋的,我就觉得要赶时间。我该做的事,我不要耽误,尽量做下去。就希望尽我的余年,帮助我们年轻人身心有个安顿。”
“自己知道分寸在哪里,欲望在哪里。欲望别提得太高,要量力也要量自己的需求。92岁了,我劝人许多事看淡一点,但是做事情的努力不能淡。”
“今天的世界非常复杂也非常多事。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不能牺牲人格。我们什么都可以丢掉,不能丢掉自己。”
“第一不能慌张,第二不能放弃。最要紧的是扎实自己,把自己的知识情感,都不要歪曲。同志相求,同声相应。能找到互相砥砺、互相切磋终身的朋友,就一辈子交下去。你自己本身就是榜样,你就会吸引别人。”
他那具有时空穿透力的话语,让专访内容丰富且深刻,使得许倬云赢得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一生漂泊,一生求索
7月24日,许倬云发了人生最后一条微博。
回忆起抗战时期川军开拔前往山东台儿庄的往事,他写道:“长大后我才晓得,当年川军派出一个师直奔前线,在台儿庄全阵亡,从士兵到师长,一个不留。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当时我不过才八九岁,知道他们要去打‘国仗’,所以小孩变大人不是年纪,而是心境。”
这是一生刻骨铭心的经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许倬云一家住在靠近前线的湖北,此后不断避难。他的兄弟姐妹跟着难民学校步行几千里迁移,两三个月换一个地方。许倬云因身体原因,无法上学,跟随父母搬来搬去。
许倬云父亲许凤藻曾参与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海军部任少将。每天读报以后,他会在地图上插上大头钉,思考战局如何演变。许凤藻不仅关心中国战场的战况,也注意欧洲战场的情况。年幼的许倬云经常待在父亲旁边,父亲会不时将他的意见简要地告诉儿子。每天发生的父子谈话,对许倬云一生产生了极大影响。
尽管困难重重,许倬云还是努力在战火中学习知识。许倬云自述称:“抗战期间书本不够,我们在战地四年半到五年,时时刻刻准备跑路。我听新闻、看报纸、听大人谈话,说敌人的炮声可以隐约听得见了,离我们20里了、30里了。敌军在哪里,父亲就在地图上拿个针刺着,挂个红的小钉子。今天打到这里,明天打到那里。那些地名对我而说,不是书本上的地名,是我们的军队在那抛血肉抵抗敌人进来……地图对我,地理名词对我,是具有生死意义的,这跟一般读地理书的不一样。这些教育,是地理跟你的生命合在一起……这些使得后来我正式上学后,历史和地理的书不用看,眼睛一闭就知道哪个城在哪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这期间,另外一方面的学问,则来自逃难途中的见闻。许倬云回忆:“从万县到老河口,我们走过一个村子,一个活人也没有。村民染上一种不知名的瘟疫,逃的逃,死的死,全村都死光了。村外有些新坟,村里的房子空荡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的老太太,但是第二天她也死了。”
19岁那年,许倬云又跟随家人迁到了台湾,进入台湾大学求学。当时的校长是傅斯年。本来许倬云考进的是外语系,但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来找许倬云,因为他的入学考卷给校长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斯年那里。于是,傅斯年对许倬云说:“你应该去读历史系。”这决定了许倬云一生的发展方向。
再后来,许倬云出国,去了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东方学研究所。在这所学府中,许倬云跟着汉学家顾立雅读法国的汉学名作。顾立雅说:“这除了训练你的语文之外,还要你看看前辈大师是怎么处理中国问题的。他的方法、眼光都跟中国的途径不一样。”
跳出以中国为本位作研究,这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视野。可以说,在中西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许倬云,他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是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结合、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比较。
做有温度的学问
许倬云虽是享誉全球的学者,却很难用传统学术标准评价他的贡献。
早年,许倬云研究上古史,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有专门的断代、专门的研究范围,还有很深入的小细节。许倬云用这些细节来建构、复活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人们怎么处理与世界和周边环境的关系。
在学术专业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专业著作日渐与大众脱节,大众不关心,也看不懂许多知识分子在某个细小领域穷其一生的研究专著。但是,这并不代表大众没有知识需求和知识焦虑。
有鉴于此,晚年的许倬云不再搞“专精深”,而是着眼于“大历史”,写出《万古江河》《经纬华夏》《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作品。他不囿于常规历史写作模式,而是用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平实畅达的语言,去讲述中国文化成长的故事。这些历史普及类著作,也可称作文化随笔,畅销多年,影响巨大。
“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我主要用‘网络结构’这样的观念把许多不同的个体、群体‘interlock’——即互相套连起来,看它们互相刺激和互相引导后所产生的变化趋向,来指出在某个时代的某个问题上,哪种力量占着主导。然后,再换另一个角度看另一种力量,去理解历史复杂的变动现象。”对于写作风格,许倬云这样自我评价。
如何定义许倬云的治学风格?“经世致用”或许更为合适。
许倬云是在江苏无锡长大的,当地人都知道“东林”两个字。东林祠堂里挂了一幅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心天下之事,几乎是许倬云一生的写照。不闻窗外事、专心做学问,许倬云不是做不到。但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可以有更多的社会担当。他的关心方法,在持续一生的写作治学当中,也在从不中断的对他人、对世界的关注中。
人的一生,无外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许倬云是见过天地的人,古今中外,了然于胸。他对自己也早已看淡,只剩下对众生的态度。难得的是,许倬云愿意通过互联网,和年轻人分享、探讨。在很多年轻人心中,他是学问广博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位睿智可爱的老爷爷。
有人曾问:“是什么让您历经苦难,却依然保有对生命的热忱和对人的关爱?”
许倬云回答说:“我生来残疾,行动不便,世人觉得苦,于我都是平常,习惯了。人老了,怕战争,因为见过战争里的苦,那么多人,并没有犯什么错,就这么死了,而我还活着,有什么想不通的呢?你见过苦难,你不能不生出慈悲来。每一个人的苦,都是你的苦。你不能不去关心他。人活着,不能只有欲望,得有灵魂。灵魂的形成需要知识,需要经历,更需要从知识和经历思考和领悟到的智慧。我把我的感悟分享给大家,解不了每个人的苦,但是是个参考,是个指望。”
生命最后几年,许倬云发声越发主动、积极。显然,他在和时间赛跑,想着尽可能多影响一些人。
《诗经》有云:“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力之所及,他都做到了。
许倬云曾多次表达落叶归根的愿望。在2024年接受采访时,许倬云表示:“我死了我要埋葬在家乡,我买了坟地,碑都刻好了,就在父母的坟墓旁边。”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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