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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夏朝作为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其诞生与起源，始终有诸多未解开的谜团。

而放眼西南边陲那片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古蜀大地，三星堆遗址无疑是带来了新的线索。

重合的地名

山东与四川，在地理命名上有许多重合之处。

四川曾有一地名为梁山县，因与山东的梁山县重名，为避免混淆，后更名为梁平县。

山东济宁也有一蜀山湖，坐落于历史悠久的“汶上县”境内。

大汶河，古有“汶水”之名，其源头所在的泰安，至今还有“大汶口遗址”。

而远在四川的岷江，古时同样以“汶水”相称，且境内设有汶川县。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是重庆的巫山；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这是山东境内，泰山之西、肥城之北的巫山。

“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这是四川雅安的蒙山，又叫蒙顶山；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这是山东临沂的蒙山，古称“东蒙”、“东山”。

这些重名的背后，难道都是巧合吗？

实际上，古地名的重名现象，自古以来屡见不鲜，反映的是人口流动的影响。

历史长河中，因自然变迁、战乱纷扰、官员调任及古代流放制度等多种因素，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频繁的人口迁徙浪潮。

这些迁徙，往往是以家族乃至整个部族为单位，规模宏大。

迁居新地后，为便于生活与记忆，迁居者就需要给新的居住地命名。

中国人骨子里都有“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的情怀。

即使是远赴他乡，也渴望在新环境中找到与原居地相似的环境，以此作为一种慰藉，寄托对故土的思念

因此在选址定居时，他们倾向于选择地理环境相近之地。

然而寻觅一处与故乡高度相似的理想居所也并非易事，所以迁徙者就力求在命名上延续故乡的记忆。

有时，他们会沿用故乡的地名，或是在名字前加上“新”或“小”等前缀以示区别。

这种做法贯穿了从上古至近古的漫长历史时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鉴于四川与山东两地存在历史悠久的地名同名现象，且这些重合可追溯到周代之前，这不禁引发我们猜想：

或许在周代之前，山东与四川之间就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徙。

而具体的迁徙方向是怎样的呢？

是山东的“蜀”传到了四川，还是四川的“蜀”文化东渐至中原呢？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成果，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与启示。

三星堆与二里头的联系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986年首次揭开了神秘面纱。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发现的象牙、神像、青铜神树、造型奇异的面具以及璀璨夺目的黄金制品，无一不在冲击人们的历史认知。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六个新增祭祀坑又出土了多种造型奇特的青铜器。

这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将古老文明的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也抛出了诸多待解之谜。

三星堆的根源何在？其独特的文化面貌究竟如何形成？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记载中，也有中原文化与三星堆文明紧密相连的线索。

《尚书•牧誓》记载，武王在牧野誓师时，麾下八国之师中便有“蜀”的参与。

这些或许能够说明，至少在殷商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之间就已经建立起了颇为紧密的交流联系。

在巴蜀文化系统中，《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两部古籍详尽记载了古蜀国的辉煌历程。

古蜀的历代君王，各自引领着时代的变迁，他们虽自成体系，但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联系。

众多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三星堆所发掘的器物，在类型与形制特征上，与中原文化中的器物展现出了诸多相似之处。

尤其是与夏朝二里头文化之间，甚至出现了许多同款文物。

这些文物虽无言语，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是解锁遥远文明奥秘的关键钥匙。

1986年，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挖掘，出土了一种独特的陶器——盉。

这些陶盉以三只硕大的袋状足为支撑，一侧巧妙地设计了便于握持的手柄。

而追溯其起源，青铜盉作为一种独特的水器、调酒器，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就是夏朝。

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陶豆，在其圈足处刻着一只眼睛。

这一符号并非孤立存在，它在二里头文化中也有着广泛的运用，被考古学家形象地称为“臣字纹”或“臣字眼”。

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中，众多沉睡千年的祭祀礼器——牙璋，得以重见光明。

与山东、陕北等地域发掘的牙璋相比，二里头遗址所出之牙璋展现了一种鲜明的“龙形化”演变特征。

这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龙图腾的崇拜。

无独有偶，在遥远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者同样发现了龙形象的牙璋。

再者，尽管三星堆遗址迄今尚未发掘出标志性的鼎器，但青铜尊与青铜罍，同样承载着礼制意义。

尤其是二号与三号祭祀坑中，均出土了以青铜尊为顶饰的跪坐人像。

这是三星堆文明深受中原青铜礼制影响的有力证据。

三星堆祭祀坑还出土了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其风格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同类饰品颇为相似。

而对比之下，二里头的镶嵌技术显然更为精细。

这也更进一步说明了夏人礼仪文化在古蜀文明中的深远影响与传承。

古蜀外来融合说

在探讨夏朝起源的过程中，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夏源自蜀地。

禹，是夏朝的始祖，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有“禹兴于西羌”的线索。

而《集解》援引皇甫谧之说，进一步指出“孟子言禹生于石纽，乃西夷之民”。

“禹生石纽”说与“禹兴西羌”说相辅相成，蜀地便被认为是大禹的诞生地。

因此便有人提出，三星堆遗址或许就是夏朝都城，夏文化的根系由西蜀向中原延伸。

通过对二里头和三星堆遗址深入的研究，我们知道夏作为上古三代文明的开篇，其出土文物、传说均与中原大地紧密相连。

而夏墟考古的重大发现，也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腹地。

这些事实不容忽视。

根据权威测年结果，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被精确界定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之间。

而三星堆文化，其早期阶段的存续时间与二里头文化的晚期乃至末期相重叠，二者可能共存了一段时间。

当前学术界围绕古蜀人的起源问题，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

一种是“本土起源论”，认为古蜀人根植于岷江上游，是那些“依山而居，以石筑屋”的氐羌部落后裔；

另一种就是“外来融合说”，认为古蜀人是由多个地域部落历经融合而成。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

在夏代某个历史节点上，一支族群自二里头地区启程，跨越了广袤的江汉平原与险峻的峡江，最终抵达成都平原。

而这一推测也并非空穴来风。

《左传》中载述，夏朝末年，有一部族名为“有缗氏”。

少昊后裔的封地名为“缗”，有缗氏因封邑之名而得姓。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有缗氏的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省金乡县。

他们与夏朝王室保持着紧密的联姻纽带，夏初国君相的妻子后缗，便出身于有缗氏。

在夏朝动荡之际力挽狂澜，复兴夏朝的少康，便是后缗之子。

《左传•昭公十一年》详细记述了夏末的一段风云往事：

夏桀暴虐无道，激起民愤与诸侯反抗。

在一次诸侯盟会上，有缗氏国君不满夏桀暴政，中途愤然离席。

此举激怒了夏桀，遂发兵征讨。

有缗氏虽为夏朝东部重镇，终难敌夏桀大军，面临灭顶之灾。

关键时刻，有缗氏国君向桀献上了两名美女求和。

夏桀沉溺美色，遂罢兵，甚至抛弃了正妻妺喜于洛水之畔。

据传，逃过了灭顶之灾的有缗氏，背着夏室的礼器，踏上了向西的流亡之路。

最终他们抵达了遥远的岷山地区，与早先迁徙至西方的少昊部族旧部汇合，共同在新的土地上寻求生存与发展。

一些考古学者认为，二里头与三星堆之间的联系，其源头可能就是有缗氏。

据推测，有缗氏在遭遇夏朝末年的战祸后，首先避难到了河南地区。

待局势稍稳，便向成都平原迁徙，最终成为古蜀先民中一个重要的支脉。

这一迁徙历程，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逃亡中的有缗氏虽然在物质上是贫乏的，但是他们的技艺、审美和信仰，一定会在古蜀文明中留下印记。

齐鲁之“蜀”

四川简称“蜀”，而“蜀”并非源自古蜀国自身的文字体系，是由中原文化引入的。

实际上，“蜀”作为四川地区的别称，其正式使用是在汉代以后。

而在汉代之前，以“蜀”为名的地方并非四川独有。

在春秋时代，鲁国附近就有一个蜀地。

《左传》记载，蜀地位于山东西部某区域。

这里的“蜀地”，特指“楚于是乎有蜀之役”中的战略要地。

此“蜀”非西南蜀国之谓，实为当时鲁楚交界处的关键邑所。

这一地名一直延续至清代，如蜀亭、蜀山和蜀湖等，依然在当地留存。

《左传》中有两处明确提及了位于山东的“蜀”地。

结合晋代经学家杜预的注释，我们可以更精确地定位，这个“蜀”位于泰山附近，具体在鲁国境内的泰山博县西北。

位于鲁国南境的“蜀”邑，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曾为楚师驻地。

其地理位置大致位于现今山东藤县附近的蜀山湖一带，这里不仅风景秀丽，而且自然条件优越，特别适宜野蚕的繁衍。

《说文》曰：蜀，葵中蚕也。

“蜀”本指蛾蝶幼虫，后演变为“蠋”以专指。

《诗经》中有一篇《召南•何彼秾矣》，曰：“其钓维何，维丝伊缗”。

“丝”指的是蚕吐出的丝线，而有缗氏之“缗”，则指的是将多条丝线捻合成绳。

若活跃于齐鲁大地的有缗氏，确为擅于蚕桑、精于缫丝的部族，那么他们所在之地以“蜀”为名，便不难理解了。

商周之际，周人频繁东征，使得众多东方的古国与族群踏上了向西、南、北迁徙的征途。

其中，原居鲁地的古蜀人在西周时期开始向南迁徙。

历经波折，他们最终抵达四川盆地，并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建立了蜀国。

四川盆地的天然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蜀国与中原的联系，使得他们在中原的历史逐渐模糊。

而“蜀”这一地名，则被保留在了鲁地。

西周至春秋时代，文献中提及的“蜀”，多指位于鲁地的“蜀”。

直至战国风云变幻，蜀国因与秦、楚两国的频繁互动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其富饶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被详细记载于史册。

蜀国不仅物产丰富，布帛金银充足，且水道与楚国相通。

然而，正是这份实力与富饶，最终引来了秦国的觊觎。

随着秦国的势力不断扩张，蜀国最终被吞并。

秦在西南设置了“蜀郡”和“巴郡”，将这一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蜀”这一名称也作为对该地区的特定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追溯古老的神话传说，古蜀国的第一位王是蚕丛。

蚕丛擅长养蚕，最初栖身于岷山深处的石室之中。

岷山，过去有“蜀山”、“汶山”的别称，而岷江，也曾被唤作“汶江”或“汶水”。

蚕丛氏在向南迁徙时，其主体由有缗氏构成，他们沿着岷江南下，最终抵达了成都平原。

而由于有缗氏一直在汶山上放养蚕虫、开采玉石，人们便把汶山称为岷山。

因为有缗氏的“缗”字，与“岷”字的读音是一样的。

这也可以解释，山东与四川诸多重名的地区以及山水名称，或许正是由于有缗氏的故土情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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