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期，唐算作“中古”的结束，宋是“近世”的开始。唐宋变革至少从精英思想层面出现了裂变，科举制度的改革、政治上君主专制体系的强化，经济上商业气息的浓厚，日益城市化，娱乐业的繁荣，学术上经学、史学、文学生发的新气象，都与唐代有着显著的区别。
一、亲友间的生活交往史
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关系是值得注意的，传状能够清晰呈现家族谱系，透过家族亲友间关系的梳理，可以感知宋代人的思想观念及日常生活史。
北宋家族中号称“一门九相”的吕氏家族，在吕祖谦《东莱公家传》中记录了家族的传承谱系，尤其是对东莱公吕好问的形象做了较为详尽的还原。注目靖康之难，徽钦二帝北狩，吕好问在对外与金人的斗争中，在对内与张邦昌傀儡政权的斡旋中，最大限度保护皇室、政府、百姓的忠义爱国行为，却蒙受诟病，昭昭心迹，日月可鉴。
《东莱公家传》记载：“太上皇出手札付尚书曰：‘吕某昨邦昌僣号之初，即募人赍帛书，具道京城内外之事。考其心迹，与余人不同，言官所不知，仰尚书省行下。”
曾孙吕祖谦用饱含深情的笔墨，热情赞颂曾祖吕好问在靖康之难中的权衡运作、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的经营谋划，忠贞气节昭昭可见，殒身为国之迹斑斑可循。
如果说家传容易让人产生粉饰先祖之嫌，但是作者行文采用的记述方法有效地规避了这一点，采用其他人的评价，比如“太上皇”的手札，胡安国为公辩护，这些君臣的证言有效使后代摘清祖辈的嫌疑，使靖康之难中吕好问的嫌疑得以澄清。另外，通过吕好问自己的话也表明其舍身忘家、世代忠良的臣子拳拳忠心、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
晚年的欧阳修极其敏锐地观察日常的点点滴滴，记录下生活的方方面面，传达着对日常生活的思考。欧阳修吟咏的日常事物，一定总能唤起一个与之不同的世界，或者因其外形而与之有关的东西，或者因其出产之地。他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在庸常的存在中发现奇崛，同时又不否认存在的真实与必须。
一方面记录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用幽默的调侃的语言化平庸为神奇，留下独特的人生感悟。尽管是欧阳修自传，带有理想化的退休生活，但是这在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不应成为难事，寄情山水，琴棋书画，诗酒人生。
司马光曾经给苏轼母亲程夫人写过《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对老夫人勉夫教子，砥砺名节，周济乡里、急人之困的品行做了全面的介说，文辞畅达得体，精识远量，对苏轼、苏辙二人的哭情做了极圆满的回复。尽管后来成为旧党代理人的司马光与苏轼政见不合，但其行状与神道碑仍出于苏轼之手，回报当年的撰铭之恩。
纵览《苏轼文集》，行状仅有二篇，另一篇是写祖父苏序的《苏廷评行状》，苏轼身为朝廷重臣，为祖父立传，合情合理。熙宁元年春，苏轼曾请曾巩为祖父撰写《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
曾巩提到了“廷评”的来历，“君始以子恩为大理评事，后累赠尚书职方员外郎”，系大理评事的俗称。在行状、墓志的检索中，仿佛还原了苏轼的朋友圈，他的人际日常交往可以得到再现，其亲人密友生活的时空场域得以回溯，千载有余情。
二、社会风尚的微缩景观
如果说，高层人物的传状是与国事紧密相连的宏大叙事，那么居于乡野的亲人、朋友、孀居妇女的墓志等，则微观地再现了日常生活里的细节。从宋代的女性墓志铭中，可以知道生卒年、祖先、籍贯、配偶、生育、性格、才能和功绩，这些墓志铭仅限于士人阶层的书写。
从男性视角的选择看，女人千篇一律，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这几乎带有程式化的书写，是主流、常态。当然，也有一些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值得关注。仅以韩元吉撰写的《安人张氏墓志铭》《荣国太夫人上官氏墓志铭》《太恭人李氏墓志铭》《太宜人毛氏墓志铭》为例，可以看到宋代妇女南渡后，信佛诵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宜人毛氏墓志铭》记载：“日课释老氏经，刺绣其像，制为幡幢，货其簪珥，用祈武义之福。”
韩元吉所写的南宋女性普遍信奉佛教，显系战乱影响，祈求平安，成为其精神信仰的主体，这也是与以往时代有显著差异之处。
除此之外，宋代婚姻有一个显著变化，过去强调门当户对，出身的对等，士人与财富的结合，成为宋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现象，尽管宋代一贯注意节制资本，限制财富的过度集中，大的门第豪右巨富家族被分化瓦解，但是民间的财富相对依然存在，商业贸易的发展，小康之家与士人的权与利的结合，不失为一种新常态。
《荣国太夫人上官氏墓志铭》中，季氏家族中的不肖子把祖上的“茔山”卖给僧寺，说明寺院经济的发展，带有兼并土地之嫌，这在当时也可看作是新常态。宋代士商互渗，这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士出于商，兼有古谊与财用纤啬之风，在世俗社会弥漫开来。可以说，在熙来攘往的商业交换的世俗社会中，又充满浓浓的崇文重道的文化氛围。文化产业也成为商品交换的一部分，代写传状、墓志等，在商品化增强的宋代更加蔚然成风。
文人写作公文尚需润笔之资。元祐年间，黄庭坚与赵挺之在馆阁共事时开了一则玩笑，其中赵挺之提到“每一志文成，车中载以赠之”，替人写墓志，可用车装载财物，可见润笔之丰。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文人地位高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三、儒释融通的僧传创作
宋代僧传主要指僧人所写的传状和传僧的作品。在这些僧传中，除了叙述当时大德高隐的事迹，就是菩萨灵验神迹，表达顶礼膜拜的信仰之情，还有一类就是释契嵩《陆蟾传》《韩旷传》二文与释智圆《中庸子传》共同呈现的儒释（道）思想的融通，这体现了宋代传状发展的一大变化。
《天目禅师行状》记载：“有学问，尤通《易》。乾、淳诸儒大阐道学，朱晦庵起二程，杨慈湖起象山，皆少进图氏。”
《中庸子传》是一篇自传，在智圆看来，儒家为饰身之教，释家为修心之教，故修身用儒，修心用释。二者言异而理贯，共为表里。在此前，儒家辟佛，释家反儒，二者不能融合。针对世人好儒恶释，贵释贱儒的情形，以中庸为方法论，进而提出解决之道。
“学道贵达本知心”，对道的体认和认识途径，可以说在智圆这里获得了圆融的解释，使原本分立的思想，有了“三教并立”的合理性，应该说智园是一位圆融的智者，和谐地同构了释家的儒道并存的理论基点，为天台宗的发展提供了中庸这种方法论上的准备。
随后的释契嵩、惠洪、宗晓、释居简等传状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思想层面。释契嵩《陆蟾传》《韩旷传》则是以方外之人写世俗人的特例。陆蟾与韩旷是当时高隐，陆蟾“负道守节，不为阿世苟合”，旷世高隐，言诗见志，负道守节，不与常人交往；韩旷年少纵酒击剑，有侠士风流，一旦觉悟信奉道家，习辟谷导引术，木讷少文，默默不妄道事。
惠洪《花药英禅师行状》写花药禅师“髫龀中日诵千余言，通诗礼大义”，仍然强调禅师的儒释背景。在《云庵真净和尚行状》《圆悟禅师传》中皆有儒释兼通的当朝宰相张商英与释家的交往等内容，据此可以看出佛道徒间的包容与欣赏，以及僧侣与世俗之人的交往，对高洁品质、高尚人生、学问境界的推崇，是普世情怀的终极追求。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