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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第80个年头。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截至2025年3月31日,官方认定的“被爆者”(原子弹幸存者)仍有99130人,其中大部分已是耄耋或期颐之年。这些幸存者希望他们的遗志——实现一个无核世界——能由下一代继承,这为全球的核裁军运动增添了紧迫感。
然而,日本政府的核政策,似乎正与这一人道主义呼声渐行渐远。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的国家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从传统的“核裁军推动者”转向一个在美国核保护伞下,日益强调核威慑作用的国家。
广岛市长松井一实今年的和平宣言中,核心词是“永不放弃”,这是四年前去世的原子弹幸存者坪井直的遗言。然而,宣言的措辞也流露出一种新的张力:它“注意到核武器对国家防御必要性的观点正在蔓延”,并“询问世界领导人是否曾考虑过其安全政策可能引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
这番话语,直接触及了核威慑与核裁军两大阵营之间日益激烈的辩论核心:核武器究竟是保护与安全的工具,还是通向毁灭的诱饵?更深层的问题是,在核武器威胁真实且迫在眉睫的当下,那种以“自我对抗他者”为前提的安全观,能否真正解决不安全问题?
从“不切实际”到“加码威慑”
对于日本而言,要支持这种质疑,将意味着其安全政策的彻底变革,尤其是要抛弃建立在“延伸核威慑”基础上的安全架构。日本的安全严重依赖美国的核武器。日本领导人认为,改变这一现状并采纳全球无核化政策“不切实际”且“不可行”。日本常驻联合国裁军会议代表曾明确表示:“核裁军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显然,不顾现有安全关切的裁军是不可能的。”
在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日本将当前安全环境描述为“复杂而严峻”,并以比以往更具体的措辞,阐述了其应对策略:通过建立“志同道合国家间的多层网络”来“强化威慑”。换言之,日本正在全面加码其威慑政策,其中当然包括核威慑。
自2010年建立“延伸威慑对话”以来,日美两国在2024年7月将这一机制提升为部长级会谈。同年12月,两国发布了《延伸威慑指南》,旨在“通过日本的防卫能力,最大限度地增强威慑力并提升美国延伸威慑措施”。
这是日本首次公开迹象,表明其将参与与华盛顿就地区危机中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讨论。有报告指出,在最近一次对话中,日美双方甚至讨论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场景,并审查了如何协调和处理包括公众舆论在内的相关问题。
日本的身份,正在从一个“被爆国”转变为一个以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威慑为重点的国家。这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深刻的辩论。过去,日本领导人认为,其在国际舞台上推动核裁军与不扩散的角色,与依赖核保护伞的现实并不矛盾。但在当前背景下,这种张力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
“桥梁建设者”的困境与自我反思
前首相岸田文雄(出身广岛)执政期间,曾试图将日本定位为“《核不扩散条约》的守护者”,扮演“桥梁建设者”的角色,在核国家与非核国家之间进行调解。他甚至成立了“无核世界国际知名人士小组”,探讨实现无核世界的路径。
然而,这一立场正面临严峻挑战。推动《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的国际运动日益壮大,而日本作为未批准该条约的国家之一,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政府认为,批准该条约可能导致其安全感恶化,因此将其视为一种短视行为。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轰炸80周年,为核裁军讨论提供了一个严肃的契机。2024年,日本被爆者组织联合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再次将人道主义关切推到聚光灯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安全为导向的政策制定者们,他们坚信在一个核世界中,只有核保护伞才能保障国家安全。
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核世界观”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道深刻的鸿沟。对于日本而言,作为原子弹受害国和核保护伞国家的双重身份,这场辩论或许不应仅仅是关于威慑与废除的对立。当今的日本,需要围绕安全、正义、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价值观进行一场许多人可能不愿面对的自我反思。
作者:尼迪·普拉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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