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春日里的新班子

1978年春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召开。主席台上，华国锋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站得笔直，他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声音平稳而有力地宣读着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成员。

这份名单里的人选有些特别，不同于以往单一的结构，而是呈现出“老中青”结合的鲜明特点。既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有精通经济、代表新力量的专业干部。华国锋自己主持国务院的全面工作，而在他之下，十三位副总理各司其职，徐向前、陈慕华、李先念等名字逐一被念出。

名单宣读完毕后，徐向前站起身来主动提出要分管国防事务。徐向前是谁？那是当年指挥临汾战役的硬汉，1948年在山西前线，他带着部队硬生生啃下了太原外围的坚固防线，一场场恶战打得敌军胆寒。

可惜那时候，他的旧疾复发，身体扛不住前线的风霜，部队还在鏖战，他却不得不撤下来休养。如今，时隔整整二十年，他再次站到国防事务的前台，接过国防部长的担子，仿佛是要把当年没干完的那场仗继续打下去。

李先念的“熬夜经济学”

李先念在1978年被任命为副总理，分管财政事务时，带着十足的底气上任。1949年武汉刚解放时，他临危受命前往这座城市，当时的金融市场乱成一团糟，银元和人民币的兑换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李先念带着几名助手，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翻阅各种资料，计算兑换比例，最终拿出一套方案，硬生生把混乱的局面稳住了。

到了1978年，他坐进国务院的办公室，依然保持着当年的老习惯。每到周末，北京的夜色渐深，他的办公室却总有一盏台灯亮到凌晨，桌子上堆满了从全国各地送来的经济数据报表，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各地的收支情况。

他一行行仔细核对，时不时用铅笔在纸边标注几个数字。改革开放的风吹起来后，特区建设成了国家经济的新焦点，李先念依然不改作风，亲自带着放大镜翻看特区报来的报表，逐项核查投资和产出情况。

他还经常派人下去调研，广东、福建的特区刚起步时，他要求每份报告必须有实地数据支撑，不能光靠纸上谈兵。一次广东上报深圳的建设进度，他发现数据有些模糊，直接让人再去跑一趟，回来后补充了整整三页的细节才算过关。

到了1979年，特区政策逐步铺开，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摞关于出口加工区的新材料，他熬夜研究的习惯依然没变，手边还多了一杯浓茶提神。1980年，全国财政计划调整时，他拿出的方案里满是各地调研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确保了政策落地时不走样、不打折扣。

谷牧的“点金术”

谷牧在1978年被安排分管基本建设，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周恩来视察十三陵水库的照片，那是他早年参与“一五计划”时的见证。谷牧的经历丰富，早在青岛当市长时，他就搞出了“企业联合体”模式，把几家小厂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生产任务，这套做法后来成了他推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到了国务院，他负责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手里拿着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成了他工作的核心工具。每次地方干部来汇报，他都会摊开地图，用红蓝铅笔在上面圈圈点点，标注出重点项目的位置，铁路、桥梁、水电站，一个都不能含糊。干部们汇报完，他会指着地图上的某个点问几句细节，比如资金到位没有、工期能不能赶上，问题往往一针见血，大家私下里管这叫“谷氏点金术”。

1978年下半年，他带着这张地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的工厂到西南的水坝，每到一处都要亲自看进度、问情况。1979年，沿海经济开发提上日程，他又带着地图去了广东，在深圳划了好几个圈，定下了第一批基建项目的雏形。那一年，他还去了一趟上海，宝钢的项目刚启动，他站在工地边，手里拿着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大圈，旁边写上“优先”两个字。

1980年，全国基建投资开始加码，谷牧的地图上标记越来越多，红蓝线条密密麻麻，像一张不断扩张的建设蓝图。他的脚步也没停下来，跑福建时看中了厦门的港口潜力，直接在地图上标了个记号，后来这里成了特区的重要支点。

到了1981年，全国基建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他的地图几乎被标记填满，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铁路线延长了上千公里，大型水库多了十几个。

陈永贵的“茶杯理论”

陈永贵是从山西大寨走出来的农民出身，身上总带着一股泥土味儿，手里那杆旱烟袋更是成了国务院会议室里的一道独特风景。每当开会讨论农村政策，他从不绕弯子，也不爱用那些书面上的大词儿，而是直接用最朴实的大白话把问题讲透。

1978年下半年，农村改革的方向逐渐清晰，“家庭联产承包”这个新政策被提上议程。一次会议上，大家围绕着文件条款讨论得热火朝天，陈永贵却不慌不忙地从桌上拿起一个茶杯和盖子，开始比划起来。他把茶杯和盖子分开又合上，说了一句：“就像这茶碗和盖子，分开用不耽误喝茶，合起来还能保温。”

这比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可意思却一下子点透了政策的精髓——既要让农民有自主权，又不能丢了集体的好处。参会的干部们听完这话，愣了一下，随即纷纷点头，觉得这说法实在太好懂了。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搞起了承包制，政策推行的顺利程度超出了预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接地气的解读方式。

时代的变化已经让陈永贵感到有些跟不上节奏。那一年，全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政策文件里的术语越来越复杂，农村的经济模式也在迅速转型。他在国务院的会议桌上，还是习惯抽着旱烟，用大白话讲政策，可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经验似乎离新的潮流越来越远。于是，在1980年的某一天，他主动找到组织，提出要离职退休。

原本，陈永贵计划卸下职务后就直接回山西大寨，那是他熟悉的土地，也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地方。他想着回去种种地、抽抽旱烟，过回原来的日子。可这时候，胡耀邦同志听说了他的打算，觉得这位为革命和农村付出了一辈子的老同志不该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

他拍板决定，不能让陈永贵回乡后生活没有保障。经过一番安排，陈永贵被安置到北京西山养老院，这里环境安静，条件比大寨的土屋强了不少。更特别的是，胡耀邦还特批了他的妻子和子女将户口迁到北京。

紫光阁前的合影

1978年春天，新一届领导班子组建完成后，全体成员来到紫光阁前拍了一张合影。拍照时，薄一波主动往后退了一步，把前排的位置让给了几位年轻干部。他是老资格的经济专家，早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时就搞出了“合理负担”政策，通过调整税收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保证了根据地的财政运转。

1978年，他把这套经验带进了国家税收制度的改革中，着手制定新的税收方案。1979年，他推动了工商税制调整，出台了一系列细则，让税收政策更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同一时刻，王震也在忙着自己的事儿，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新疆建设兵团的报告，厚厚一摞纸记录着边疆开发的进展。他曾率军在新疆屯垦戍边，对那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

一次会议上，他走到中国地图前，手指划过天山南北，说了一句：“这里的棉花能织出中国最温暖的衣裳。”这句话落地后，他立刻组织人手制定了新疆棉花种植和加工的计划。198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显著提升，纺织产业也跟着发展起来，边疆经济迈出了新步伐。

而耿飚则忙着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中越边境冲突的紧张局势。他曾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1955年在万隆会议期间用围棋推演国际局势，这次他又把围棋盘搬进了办公室。1979年初，中越边境局势升温，他盯着棋盘上的黑白子，推演东南亚的地缘格局，随后提出了几项外交策略，确保了中国在复杂局势中的主动权。

合影里的这些人，各有各的专长和故事，薄一波调整税收，王震开发边疆，耿飚应对外交，他们的努力在1978年汇聚成一股合力。照片拍完后，这群人各自回到岗位，从紫光阁的这一刻起，他们用实际行动推动着国家的转型。

参考资料：[1]曹普.改革开放的酝酿: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4,15(6):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