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15日凌晨四点,小李,别害怕,我其实就是他们一直要抓的军火大盗。”病床上的老妇人声音很轻,却把守夜的干休所护士吓得一抖。

几分钟后,老人安静离世,病历上写着:高崇德,91岁,籍贯辽宁黑山。她的身份栏只标着“离休干部”。护士不懂“军火大盗”四个字的分量,不过这句遗言,很快传到了干休所外。

第二天,我翻开辽宁省档案馆的老卷宗,又把电话打到北京军博和石家庄陆军学院。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都是同一句:“吕正操夫人?那可是没人肯多谈的传奇。”显然,档案里有真实,却也有禁区。

1904年冬,一个贫苦佃户家的女婴在黑山县小荒村出生,取名崇德。家里实在穷,十三岁那年,她已经能一肩扛起一袋苞米;也就是这种狠劲,后来让她在东北军靶场打出满环。

1928年初夏,团长吕正操带兵路过小荒河,口渴下马,看见河边洗衣的姑娘。吕问:“这水能喝吗?”她抬头:“能,不过打下游的清些。”一句话,成就一段姻缘。婚后,高崇德仍跟士兵一样起早操,枪法迅速盖过许多连长。

九一八后,奉天城外的尸体和火光,把她的世界劈成两半。她从哨所带回一支被日军遗弃的三八大盖,拆开擦油又装上,咬牙说:“光做团座太太有啥用?日本人不撤,我们就得赶他们走。”

1937年夏末,西安一间小院里,一位中共高层递给她一张纸条,只写了五个字:“三月之内,军火。”没有官衔、没有命令章,却是必须完成的“死任务”。

她先走关系,向把守仓库的东北军军士递烟送茶,随后塞上几根金条。长春库房的记录显示:1937年9月至11月,有15箱汉阳造、2万发子弹“转运后未签收”。这些数字,后来在陕北前线变成八路军的火力。

有意思的是,她本人从没摸过那批军火的运输清单。每一次出门前,她只叮嘱司机:“绕开沈海公路,走庄稼地,车坏了别停灯。”那会儿的司机以为只是“吕太太”在帮部队置办弹药,根本想不到是盗仓。

辽宁91岁老人病逝,临终时留遗言:我就是国民党要找的军火大盗

西安事变后,万福麟对吕正操越来越防备,开会、训话、调防轮番上阵。高崇德看出对方要拆伙,便自嘲一句:“咱先下手,省得被卖。”她把最后能动用的关系全部拉来,弄到两门迫击炮和五千颗炮弹,才心安。

1938年春,她干脆在渭南挂牌“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后勤办事处”。招牌挂得光鲜,里头却像个地下仓库,墙缝里塞满步枪零件。国民党调查组盯了半年,只摸到一堆空箱子。

然而纸包不住火。1940年10月,一个团的预备兵深夜包围了她在宝鸡的住处。枪口对着门板那一刻,她握的仅是一支短枪,还发着烧。对面军官喊:“高夫人,别跑了。”她冷笑:“想活口?追得上再说。”结果硬是从侧墙跳下,一条腿被弹片削开,鲜血一路滴到城外。

陕西地下党迅速接应她进了延安。进窑洞的第一晚,朱德拄拐杖来探望:“要什么药尽管开,党欠你的不止伤药钱。”坊间流传的“军火大盗”称呼,就是那夜被朱老总点破。听说这个外号,她只摆手:“偷不算本事,送到前线才算。”

一年后,伤口痊愈,她又出现在晋察冀,负责筹措辽沈战役前线的冬装。1948年10月,锦州火车站旁堆起的皮大衣和罐头肉,大多由她一手调拨。那场战役打成决胜,老兵提到后勤补给,总爱重复一句:“高处长发的棉衣,可暖了。”

解放后,她身体每况愈下,1950年起住在辽宁干休所,用正厅级待遇换来一个僻静小院。除了偶尔和侄女下盘象棋,她几乎不出门。有人想采访,她摆摆手:“写那些有啥用,活人要过日子。”

几十年过去,许多档案解密,可她的名字依旧稀薄。直到那句临终遗言像石子落水泛开涟漪,辽宁省公安厅追认她为“隐蔽战线功臣”,军博把她的旧笔记本、半截金条收入展柜。

我在展柜前停了很久。泛黄扉页上一行夹杂俄文的笔迹:“热血与钢铁皆为人民。”字迹不整,却透着倔强。这或许就是她一生最直白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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