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人数，反弹了
7月30日，国家民政部公布了上半年结婚与离婚数据： 2025上半年，全国结婚对数353.9万对，离婚对数133.1万对。 这一数据相比于2024上半年，分别增加了10.9万对、5.7万对。 要知道，我们的结婚对数在2013年创历史新高后（当年结婚对数1346.9万对），一路下滑。 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2年跌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只有683.5万对。
2023年随着疫情结束，补偿性结婚潮出现，致使2023年结婚人数上升至768万对，相比于2022年增加了84.5万对。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民政部、国家统计局
2025年一季度全国结婚对数181万对，相较于去年一季度减少了15.9万对，继续减少。 而人口问题 ，不仅是简单的人口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社会、教育问题。换句话说，人口减少，会冲击经济、社会、教育、养老乃至制度等。 2
二季度结婚对数反弹，是政策、地方鼓励措施不断叠加民俗共同作用的结果。 2025年为农历 “双春年”（正月初六立春、腊月17立春），传统民俗认为 “双春宜婚”，部分人群因忌讳2024 年 “寡年（无春年）” 而推迟婚期，形成跨年度登记叠加效应。 这不是迷信，是民俗。结婚是人生大事，需要吉利，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原则， 大多数农村人以及不少城里人都信奉这个。 与此同时，在去年结婚对数创下新低之下，各地都开启了鼓励生育措施。 今年元旦当天，山西 吕梁市官宣，对女方35周岁及以下、双方均为初婚登记的夫妇，在登记窗口以现金红包形式发放1500元奖励。该政策将女性年龄作为核心指标，精准支持社会公认的“黄金婚育期”群体，体现政策对女性生育年龄窗口的关注。 4月9日，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公布，自2025年5月10日起施行。根据《条例》内容： 取消了户口本等传统材料要求，实行婚姻登记 “全国通办”，允许新人在常住地就近办理登记，彻底打破户籍限制。 这一政策直击异地情侣因返乡成本高、家庭干预等现实痛点，尤其利好流动性强的年轻群体（如跨省务工、异地恋人群）。 数据显示，条例实施后多地登记量激增：广州二季度结婚对数同比增长39.9%，其中跨省市登记占比显著提升；青岛外地户籍群体登记量翻倍。 4月份广州市白云区 龙归南岭村出台《初婚奖励实施方案（试行）》，规定： 双方或一方为本村户籍股东成员的初婚夫妻，最高可申领4万元奖励。 初婚夫妻双方均为南岭联社户籍股东成员，此前只享受联社最高4万元奖励、生育三胞胎一次性补贴6万元的福利，合计10万元。 新惠民政策实施后，可以同时享受村社两级奖补，婚育补贴金额将分别翻倍至初婚最高8万元、生育最高12万元，合计20万元。 5月17日至18日，草莓音乐节在四川成都举办，单日吸引2.3万年轻歌迷。恰逢“520”，青羊区非遗博览园婚姻登记处通过多种创意服务模式为年轻人营造“领证＋打卡”的仪式感。
青羊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表示，草莓音乐节带来了庞大的年轻人流，很多人从社交平台得知登记处专门来打卡。
6月28日，宁波象山区举办 浙江省内首个“音乐节+婚登”主题颁证仪式。 3
趋势不可改变
从数据端来看，尽管今年上半年结婚对数相较于去年增加了10.9万对，但仍低于2023上半年，处在历史低水平。 全国通办等政策虽激活了部分 “潜在结婚存量”，但本质是将长期分散的登记需求在短期内集中释放（例如压缩原本需跨年度完成的异地登记），存在向未来 “借量” 的属性。 2025年上半年结婚对数的回升是 政策松绑、民俗驱动及短期补偿性需求集中释放的结果 ，反映出政府优化服务与年轻群体婚育意愿的积极互动，但 并不构成结婚率下降趋势的逆转信号 。
等一波效应过去后，结婚对数下降，仍会成为常态，逻辑在于制约结婚率的几大根本因素，并没有改变： 从2013年以来，我们的结婚人数持续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适龄结婚人数不断下降。 以2020年公布的、详细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各年龄段数据可以看到，当下的主力结婚人数90后，比80后少了5637万人。 00后目前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00后的人数比90后又少了885万人。这意味着，我们的结婚人数未来还会继续下降。 结婚人数继续下降，新生儿人数必定会跟随下降，新生儿人数下降，又会导致将来的适龄结婚人数下降，两者互为因果，形成一个解不开的结。
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面上看，男性比例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占比51.96%降至2022年的51.15%，2023年进一步降至51.1%。
新中国成立时期，男性比女性人数多2123万人，2006年差值达到了4008万，之后略有缩小，到2024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2990万人。
进一步细化来看，当下结婚主力军的90后，仍以2020年数据来看，90后中男性8783.83万人，女性7895.07万人，男性比女性多888.32万人。
男女人数的差值扩大，也是导致结婚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求学时间拉长、生活压力、思想观念等综合因素影响下，我们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而十年前人均初婚年龄是24.89岁。 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
也就是说，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63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95岁。
第三，婚恋观转变。
随着物质文明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人类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便越发强烈。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人口教育水平不断提升，认知提升，更多的人，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在思想上得以解放，有了自主结婚、生育计划。 人生说长且短，在认知提升之下，很多人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活，而是为自己而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成年人，这里面没有对与错，没有是与非。 Z世代更强调自我实现、生活品质及职业发展，婚姻从 “人生必选项” 转向 “可选项”。调研显示，42%年轻人认同 “婚姻非必需”，“单身经济”（宠物、一人食、迷你家电等）兴起印证生活方式多元化趋势。 总的来看，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结婚率和出生率不断下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欧洲、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无不如此。 彩礼高昂，都忙着工作无暇谈婚论嫁，是导致结婚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房价、高租金以及生活成本的高昂，都制约着当下的年轻人对结婚望而生畏。 尤其是在当下的大环境中，很多年轻人养活自己都够呛，哪还有钱去结婚生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之前对年轻人晚婚甚至不婚的理由做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房价等是制约年轻人结婚的关键因素。 总而言之，像过去那样每年上千万对结婚人数的盛况，已经不可能上演了。
同样，像过去那样每年上千万的出生人口，也基本不会再出现。
对社会而言，需正视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通过系统性政策创新（经济减负、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引导）缓解民生压力，同时接纳家庭模式多元化趋势。
对个体而言，婚姻选择应回归理性务实，在自我实现与社会责任间寻求平衡。
这场调整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是中国应对深度老龄化、重构社会发展逻辑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