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中国最繁华和富裕的城市之一,根据不同统计口径,这里居住着1-3万不等的日本籍居民。


6月24日,一名持刀歹徒袭击了两名日本人,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地点在苏州一所日本人学校附近。

据香港媒体转引NHK报道,受伤的母亲与她的孩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歹徒已经被拘留。

在中国的舆论场上,谴责歹徒者有之,但也不乏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之所以对母亲与孩子遭遇袭击这一事实选择性忽略,是因为在其思想视野里,已经形成一种惯习意识——一旦涉日,立马产生一种抽象的仇恨,足以覆盖任何具体的人。

对此,笔者有几点散思:

1、PCC的纲领其实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与滥觞于19世纪欧陆的民族主义并不贴合,但1937年抗战爆发,PCC第一时间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再到半岛战争,民族主义近乎成为PCC合法性之根基。这一框架至今未有根本性变化。

2、1978年内部政权更迭改变了内外整体局面,内部改革,外部开放,这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结果。不过如萧冬连所言,邓公启动改革前,毛周联手扫除了对西方开放的政治障碍,只不过邓执行更激进(对越自卫),对开放政策的执行也更为坚定。在客观上,与欧美社会的频繁交流侵蚀了过去的观念,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普遍亲美,虽然一度影响力很大,不过数量上仅仅是很小部分。

3、受惠于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即便是一般沿海城市家庭也充满了对西方社会的向往。比如大连人对日本,上海人对美国,温州人对全世界,都充满了浓厚兴趣。1978-2012,这一比例一直在增加,这使得PCC必须着力做两件看似相悖实则统一的事情:努力发展经济以提升民众生活水平vs保持对民众的意识形态灌输。

那么,为什么民粹主义很重要?因为对统治精英来说,必须对外部强人证明只有自己才能驾驭民粹,如此才能在对外开放中确保自身的不可取代性。从这一层面出发,司马南很重要,因为他实际上是驾驭民粹大军的一线指挥官。

与此同时,统治精英又必须维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画饼之外也必须做一些实质性的优化营商环境策略,这也是司马南这两年遭遇形式上的滑铁卢的原因所在。

4、苏州袭击事件带来的基本冲突在于,一方面李PM在不断对外访问,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以吸引更多人外国人到华,另一方面,国内舆论对待袭击外国人事件依然存在大量与政策相悖的噪音。

具体现实从来都是矛盾的,但如何调适这样的矛盾,其难度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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