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季，一辆黑色的轿车慢慢开进天津市委大院，车里面坐着的是往昔威风八面的大邱庄“土皇帝”——禹作敏。

这位曾引领村庄由贫困迈向“首富”地位的传奇人物，此时脸色阴沉，手指不自觉地轻敲着座椅的扶手。

几天之前，他收到市委高德占书记要与他谈话的通知，隐约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他曾是被无数人敬仰的“改革先锋”，在他的带领下，大邱庄富裕至极，就连中央领导来考察，都得看他的态度。

对于未携带项目的正部级官员，他甚至都不愿一见；要是村民稍有不同意见，他就会愤怒呵斥：“以我的能力，当个副总理都没问题！”

即便面对老干部的劝告，他依旧嚣张地宣称：“去掉‘土’字，我便是皇帝！”

正是这种毫无顾忌的骄横，逐渐把他拽入了绝境。

从贫困村到“首富村”的背后男人

20世纪70年代末期，禹作敏着手引领村民开办企业。

禹作敏最早在大邱庄开办了轧钢厂，那时的状况极为艰难，设备粗陋，技术陈旧。然而，他靠着一股不甘认输的精神，四处奔走寻觅原材料，还聘请了技术人员。

经过他的不懈奋斗，轧钢厂渐渐步入正轨，所生产钢材的质量愈发优良，销售渠道也愈发广泛。

在轧钢厂取得成功之后，禹作敏趁势而上，接连开办了更多企业，业务涵盖钢铁、化工、电子等诸多领域。

他持续引入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强化企业管理，提升生产效率。在他引领下，大邱庄的企业规模持续拓展，经济实力快速提升。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邱庄已然成为我国声名远扬的“首富村”，村民们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村民们住进了宽敞且明亮的别墅，驾驶着小汽车出行。孩子们正接受着优质的教育。村里的基础设施完备，医院、学校、商场等各类设施样样都有。

大邱庄的成就吸引了全国的目光，成为各地效仿的典范，每日都有众多人前来观摩取经。

禹作敏由此成为大邱庄的传奇角色，在村民心目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伴随大邱庄经济走向繁荣，禹作敏个人地位得以提高，他的心态也慢慢出现了改变。

他渐渐将大邱庄的十几亿资产视为自己的私有财物，滋生出“大邱庄的十几亿资产能说是我的”这般错误观念。

在这一思想的作用下，他与他的家族成员渐渐构建起一种“家长式”的治理模式，在大邱庄事务上独揽大权，听不进他人的反对意见。

在企业管理领域，他逐渐变得独断专行。对于企业的各项决策，通常由他独自拍板，根本不采纳其他管理人员的建议。

在人员任用方面，他大量启用自家亲属和心腹之人，致使企业内部滋生出裙带关联，对企业的正常运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他在管理员工方面极为严苛，只要有一点不如意就会暴跳如雷，员工们对他心怀不满却只能憋在心里。

在乡村治理领域，他将大邱庄视作自己的“独立小天地”。他订立了一系列属于自己的“规则”，不容许外部力量插手大邱庄的事情。

他对上级政府的政策与要求采取选择性执行的方式，仅着眼于大邱庄的利益，却全然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

他组建了属于自己的保安团队，以此维护自身统治。这些保安人员在村子里肆意妄为，时常对村民开展非法审讯与殴打，极大地侵害了村民的人权。

正部级官员不见，自比皇帝

在大邱庄成为我国“首富村”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纷至沓来。

起初，禹作敏对待这些来访者的态度颇为热忱，毕竟这也是展现大邱庄成果的一次契机。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转，他的心境产生了极大的转变，愈发变得骄横跋扈。

面对从中央前来的正部级官员，他反倒显露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

通常来讲，正部级官员到地方开展调研工作是极为关键的事项，地方官员往往会全力配合，悉心接待。

然而，禹作敏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要是这些官员不带着项目前来，与他们会面毫无益处。

曾经有一回，一位正部级的官员领着调研小组前往大邱庄。这位官员及其随行人员事先和大邱庄相关方面做了交流，表明这次调研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大邱庄的发展模式和经验，从而能在别的地区进行推广。

不过，禹作敏在知晓官员未携带具体项目之后，当即回绝了见面的安排。

他跟身旁的人讲：“见这类官员能有啥作用，没有项目，即便来了也毫无意义。”

一行官员在大邱庄外等候许久，始终不见禹作敏露面，最后只能带着无奈离去。

除了对待正部级官员是这般情形，在村里召开的会议上，禹作敏同样听不进他人的反对看法。

有一回，他把全村人都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围绕大邱庄如何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展开讨论。

会议期间，有位村民表达了不同看法，觉得现阶段大邱庄的发展对钢铁产业的依赖程度过高，应当开展多元化发展，以降低风险。

这原本是一条十分合理的提议，然而禹作敏听闻后立刻大发雷霆。

他圆睁双眼，用手指着提出意见的村民，大声说道：“就凭我禹作敏的本事，当个国家副总理都没问题，谁敢来动我？”

他的意图十分清晰，自己就是大邱庄的绝对主宰，不容许他人发出不一样的意见。

他所说的话让在场的村民们心生恐惧，个个都不敢发出声音，现场的气氛显得极为压抑。

自那之后，村里再无人敢在公众场合发表和禹作敏相左的看法。

另有一回，一位老领导在省里召开会议时，发觉禹作敏极为张扬。

他瞧见禹作敏吸着中华牌香烟，乘坐着奔驰600轿车，言行表现极为高调。一位老革命干部处于善意，告诫禹作敏需留意自身作风，不可做土皇帝。

未曾料到，禹作敏压根没把这位老长辈的话当回事。

他满脸不屑地瞥了老干部一眼，径直说道：“我在大邱庄，去掉‘土’字我就是这儿的皇帝。”

话音刚落，他连头都没回便径直转身离去，把老干部独自留在原地，使其惊愕得呆立当场。

在企业管理领域，禹作敏的嚣张狂妄展露无遗。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李凤政骤然离世，原因是病故。

因为公司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均集中于李凤政一人，他的骤然离世使企业陷入了无序状态。

公司日常的流通途径中断，资金的流向也难以明晰，出现了“3亿外债情况不明”的状况，与此同时，还发觉外来干部存在贪污行径。

对禹作敏而言，他将大邱庄的财产视为自己的私有财物，这种情况下所发生之事是他绝不能忍受的。

他马上组织召开了公司中层及以上干部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中，他情绪激动地称华大集团的领导为一群“败家子”。

接着，他宣告取缔华大公司，把该公司旗下的企业交由另外4家公司负责管理，并且免去华大集团9位副总经理的职位。

除此之外，他还针对那些被免去职务的人员展开了非法审讯。

他指使他人将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改造成了一处私自设立的审讯场所，安排人预备好警棍、皮鞭等用于刑讯的器具，同时还配备了录音、录像装置。

审讯期间，禹作敏率先动手打人。

12月7日，在他主持审讯之际，他率先冲上前去，对被审讯者拳脚相加，其他打手见状也纷纷围拢过来，对被审讯者一顿猛揍，直至他们依照禹作敏的要求“承认”问题后才停止。

事情过后，他对那些在审讯中有“功劳”的人员给予了丰厚奖赏，此等行径全然漠视了法律与人权。

禹作敏的下属们见他这般嚣张，也都跟着有样学样。

12月13号，万全集团经理部的经理刘云章将养殖场的业务员危福合带到了会议室，要求他交代相关问题。

危福合坚决表示自己没问题，这令刘云章等人极为恼怒。他们把危福合的上衣脱光，用三角带皮鞭抽打，还用电警棍电击。

一批人打斗疲惫后，便由另一批人接着动手，这场审讯足足持续了7个小时。在此期间，万全公司前前后后共有18人参与了对危福合的殴打。

当晚十点，危福合不再发出呻吟声，被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未能挽回生命离世。

从辉煌到落幕的悲剧结局

政府部门渐渐留意到禹作敏一系列张狂且违法的行为。

1993年，天津市有关部门着手对大邱庄的状况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

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向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发送了明传电报，市委新任书记高德占打算邀请禹作敏进行交谈。

心思缜密、足智多谋的禹作敏在接到电话之后，经过再三斟酌，最终决定前去。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他做了周全的准备。

他携带着身怀武艺的贴身保镖史明生，另外选了3名随从（李向军、朱振凤（女）、杨会阁），和县委书记崔士光一同前往天津。

一行人抵达天津市俱乐部大门时，保安仅准许禹作敏的车辆入内，其余人等均被要求离开。

车在院内停好后，他跟着俱乐部工作人员走进了指定房间。

他迈进房间后，看到等候自己的并非市委书记，而是好几个神情严肃、装备齐全的警察。

公安人员拿出了拘留证，这时禹作敏才发觉自己的末日已然降临，无奈之下他只能乖乖就范。

禹作敏遭拘留后，被带至审讯室。4月21日，审讯正式启动。

罗振岭宣告：“鉴于你的犯罪行为，由天津市公安局提请逮捕，经天津市检察院审核批准，现决定对你实施逮捕。这是逮捕证，请你签名。”

禹作敏起身，双手哆嗦着写下名字和日期，随后按下自己的指纹。

因情绪紧张，他将1993年错写成1933年。在公安人员予以指出后，他才匆忙进行了改正。

审讯期间，禹作敏只能承认自身所犯罪行。他供出了私自设立审讯场所、非法进行审讯、行贿等一连串违法犯罪行径。

在8月23日与24日这两天，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禹作敏及其7名一同作案的罪犯所犯下的罪行展开了公开审理。于法庭之上，公诉机关罗列了诸多证据，用以证实禹作敏的犯罪事实。

历经两日审理，8月27日，法院给出一审判决。

依据禹作敏犯罪的事实与具体情节，对其窝藏罪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妨碍公务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行贿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非法拘禁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非法管制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最终决定执行二十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判决结果传来，禹作敏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他明白自己的人生已然完全毁败，往昔的荣耀皆已成为过往。他因自身的骄狂与违法之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参考资料：[1]辛卿.《禹作敏：去了“土”字就是皇帝》[J].《商业文化》,2008年第11期:36 -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