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大明是在1368年，但在他登基之前的前七年，他曾下令，设置宝源局和宝泉局两大铸币机构，铸造“大中通宝”铜钱。说白了就是设立造币厂铸钱。这其实也是金融战，为了在经济上遏制元朝。
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之后，立即命户部将“大中通宝”废除，改换五等制的“洪武通宝”铜钱，用于日常流通。可问题在于大中通宝用得好好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废除呢？具体来说就是，在元末明初国家缺铜，因此官府铸造铜钱的原料并不是国家统一开矿取得，而是老百姓在缴纳赋税的时候，以自家所存的铜器给砸了，按实物交给官府做抵价的。各地官府将这些铜器其发交到宝泉局，把铜熔化铸钱。
这里面可就大有门道，有很多空子可以钻。众所周知，明朝官员的俸禄不高，自然是想方设法捞钱，其中最安全，最稳健，而又最捞偏门的办法，就是在铜钱上偷工减料，以至于到最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潜规则。
实际上就是赚差额，比如一个老百姓一年需要缴纳五斤铜，这五斤铜器经过火耗自然不足五斤，其中的差额自然又老百姓继续缴纳，而补多少自然就是官府说的算，这就是后来《雍正王朝》里面所谓的“火耗归公”。
官府这一行为实际上就是明抢，时间一长，老百姓是不堪其苦，朝廷也没得什么利，高兴的只有中间档那群赚差价的贪官污吏。当朱元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弊端之后，除了斩杀一批贪官污吏之外，就想出来“宝钞”的办法。也就是发行纸币。这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明初贵金属十分缺乏，在洪武七年，朱元璋下诏：“由户部新设宝钞提举司，负责统筹设计、印发大明宝钞，这对于没有任何金融知识的朱元璋来说，此举完全就是大明王朝的经济噩梦。洪武七年，朱元璋下诏：“由户部新设宝钞提举司，负责统筹设计、印发大明宝钞。
洪武八年三月，宝钞正式发行，面值包括：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等6种面额，作为法定货币。一贯宝钞等于铜钱1000文，同等于一两白银；四贯宝钞合黄金一两，金银比价1:4。为了保证官民人等在最快的时间内接受宝钞，朝廷在收税的时候，十分之三收取铜钱，十分之七收取宝钞，给宝钞做政治背书。
朱元璋还下令，禁止白银在市面流通。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自从宝钞的面世，就注定了它不被市场接受。核心原因就是宝钞是没有金属货币作为本位的，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再就是宝钞的发行没有数量上的限定，这就意味着宝钞一经发行，即刻大规模贬值。
虽然朝廷明确规定了兑换标准，但一贯宝钞在后期实际的购买力只有两文钱左右。朱元璋禁止民间使用白银，可在宝钞的正面明确表明：“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这实际上就是鼓励民间继续使用白银。就这样明初在金融上进入死循环。
朝廷虽然多次查抄使用白银交易的商家，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流通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到了正统三年，明英宗朱祁镇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合法银矿，严禁军民人等私下开采走私矿银，一经发现，一律从重治罪。
这轻飘飘的一纸禁令下去，导致了成千上万赖以为生的矿工从此丢了饭碗，成了无业流民。这些人无疑就成为大明王朝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吃饭，有人铤而走险开始造反了。当时浙江是产银大省，在处州府庆元县有个衙役叫叶宗留。由于县里缩编，叶宗留失业了，于是他组织起一批人开矿做生意，由于颇有经济头脑，手下员工大约有800多人，当时，朝廷只允许浙江、福建两省开矿场，处州是重要的产银区。
叶宗留所开的矿区由于生意兴隆，引来官府的眼热，一方面官府盘剥太重，二是官府定量太高，叶宗留和矿工们忍无可忍之下，在正统九年拿起武器造反。这些矿工们战斗力极强，竟然把福建参议竺渊率领的正规军给打败了，竺渊本人战死。叶宗留等人流窜到了福建。
叶宗留等人纵横东南沿海数省，打的明军溃不成军，叶宗留如此强悍，很大程度上在于和邓茂七的联手，再说一说邓茂七。邓茂七，是江西建昌人。邓茂七由于在家里杀人成了通缉犯，和弟弟逃亡至福建宁化县，并在一个叫陈正景的地主家做长工。陈正景重新给二人伪造的身份。
邓茂七在宁化县也不老实，到处是惹是生非，到最后也待不下去了，邓茂七就跑到了沙县。就是沙县小吃那个沙县，在明朝沙县是最大的银矿区。沙县也是叶宗留活动的中心地带。邓茂七到了沙县，由于有一定的武力，所以当上了总小甲,明代治安管理中的总小甲分属里甲、民兵、保甲三大系统。总小甲最初产生于里甲制之中,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职役,担负日夜巡逻、稽查盗贼、防范火灾等任务，相当于治安员，有一定的行政权。
那简直是犹如困龙入海，一下子就聚集了一大群人在他身边，因为他有极大号召力，因为在沙县地区，佃农除了日常交付给地主地租之外，每到过年的时候还要额外向地主缴纳一笔叫做“冬牲礼”的费用。冬牲就是佃农每年腊月间要送给地主粮食、家禽、炭火等物。这实际上就是地主对佃农剥削。而当邓茂七当上总小甲之后，便立即强行废除了冬牲礼。这一措施自然深受佃农们的欢迎。
地主们当然不服，你有什么资格取消冬牲礼。地主经过调查之后竟然发现了邓茂七的黑历史，是个潜逃杀人犯。地主们立即向府衙上告。可惜地主错了，由于废除冬牲礼，邓茂七获得了超高的人气和政治基础，他不仅有实力武力拒捕，还占据沙县，杀掉了知县和县丞，随后带着这些矿工和佃农们扯旗造反，先后后攻下各府、州、县二十余座城池。并很快与叶宗留兵合一处，这下东南沿海彻底乱了。
但必须指出的是，叶宗留和邓茂七开始起事之时，势力并不大，可朝廷的正规军就是打不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参加起事的大部分农民军都是本土作战，官军来之时，该走哪条路躲避，该走哪条路伏击，农民军闭着眼睛都知道，官军根本抓不着，再就是为了朝廷要银子剿匪，地方督抚就无限夸大战事规模，作战而且出工不出力，到最后规模真的就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何这叶宗留和邓茂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混的风生水起的原因。
正统十三年四月，朱祁镇实在是忍无可忍，不能任由其恶化蔓延下去。于是便派都督刘聚、陈荣为正副总兵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为监军，前往征讨。于此同时浙江与福建地方衙门为了摆脱养寇自重的嫌疑，浙江藩司请求张楷部屯驻浙江，专司剿杀叶宗留；福建巡抚衙门则派人前往浙江，也请求张楷移军闽北，完成对邓茂七的合围。
张楷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先从叶宗留开始动手。十一月，张楷、陈荣突然拔营，率领两千精兵对叶宗驻扎的黄柏铺实施突袭。由于叶宗留事先没有准备，仓促应战之下只能不断败退，叶宗留被明军射死，叶宗留一死后，浙江叛乱大体被平定。此后起义军队伍被迫分散成两支：一支由陈鉴湖率领，一支由叶希八率领。两支部队在邓茂七的支援下，退入福建北部继续抵抗官军。
到正统十四年正月，朱祁镇命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以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都督范雄、董兴为左右参将；御马监太监曹吉祥、王瑾提督神机营火器；发京营军两万及江西、浙江诸路官军共十万人，浩浩荡荡杀向福建。面对朝廷重压，邓茂七不得不收缩防线，而朝廷则开始了陈鉴湖进行了招安和诱降，当陈鉴湖一投降，邓茂七的防线被官军轻松撕开了口子，部下也是纷纷投降。正统十四年二月，邓茂七掉入了官军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死于乱军之中。
叶宗留和邓茂七起义时间虽然不长，但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第一就是采矿被迫停止，第二就 是在邓茂七起义平定四个月之后，蒙古瓦剌部犯边，六月中旬，九边蓟、辽、宣、大各处同时传来警报：蒙古瓦剌部兵分三路，大规模寇边。
朱祁镇亲率大军迎战。而土木堡之变时，由陈懋率领的京营精锐并没有来得及班师回朝，他们还在福建打扫战场，追击邓茂七的余部，这也是土木堡之变会失败原因之一。明朝蒸蒸日上的国势从此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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