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确实是北宋时期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为北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一生政绩卓著,若宋仁宗能够坚持任范仲淹的改革,北宋的“三冗”弊政可以及早改除,宋仁宗时代将会是一个中兴的局面。可范仲淹这个人性格太过耿直,这是影响他仕途的主要原因,但他已经作到参政知事,即副宰相,可在“庆历新政”中得罪人太多,再加上宋仁宗对改革的决心不坚定,最终庆历改革失败,范仲淹被贬到地方。

任何人都喜欢阿谀奉承之人,包括英明的皇帝也不例外,李世民表面上喜欢魏征直谏,内心里其实恨死他了,只不过是互为利用吧了!范仲淹性格非直,他以天下为己任,什么时候都是公事公办、就事说事,得罪了许多人,不死就算万幸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范仲淹做的比较出名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反对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刘娥拜寿,得罪还在垂帘听政的太后刘娥 章献太后刘娥在历史是差点成为第二个女皇的人物,在宋仁宗当皇帝的前十年垂帘听政,最后想效仿女皇武则天,无奈大臣的对,临那一年穿着龙袍进太庙朝拜太祖、太宗,名相寇准和宠臣丁谓都是栽在她手里。就这样一个人物范仲淹豪不畏惧,直接反对宋仁宗率百官为她拜寿,那不是找死的。 太家都知“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讲的就是宋仁宗和刘娥的事,虽然是传说,但宋仁宗确实不是刘娥生的。宋仁宗登基时才十二岁,皇太后刘娥便总摄朝政,直到她死后仁宗才掌握权力,前后摄政十一年,险些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在宋仁宗十九岁那一年,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当时只是个皇家书籍的校理员,但他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礼仪,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

结果仁宋没有答复他,范仲淹便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送到入宫里后,再次石沉大海。副宰相晏殊知道后大惊,批评他说你小子这么轻率用事,不但影响你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你的人(晏殊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不但不听劝,反而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好在这一次太后刘娥没有象武则天那样严厉处罚他,但第二年范仲淹自请离京到地方上任职。刘娥死后仁宗又召他回京任职,这时候很多大臣都向仁宗上奏刘娥的罪过,请求仁宗降罪刘娥。这时范仲淹却上奏说刘娥养护仁宗有功,建议朝廷要掩饰她的过失,维护她的名誉。 第二件事:反对宋仁宗废郭皇后,得罪宋仁宗和宰相吕夷简 郭皇后是宋仁宗第一个皇后,她是节度使郭崇的女儿,又是在太后刘娥的支持下当上皇后的,宋仁宗不喜欢她。郭皇后仗着有刘太后撑腰,性格十分妒忌,并派人严密监视宋仁宗的行踪,使他不得亲近其他宫女妃嫔,宋仁宗心中十分愤怒,但有刘太后在却不敢明说。

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便不理郭皇后了,但她却不知道收敛,反而醋意大发,经常对仁宗的宠妃尚氏、杨氏破口大骂。一次宋仁宗正在尚氏那郭皇后赶到,二人起争执,郭皇后举扇打尚氏,仁宗上前救尚氏,结果郭皇后收不住手,扇子打在仁宗的脖子上,宋仁宗大怒要废掉郭皇后。 这事被宰相吕夷简知道了,吕夷简与郭皇后有间隙,便以郭皇后无子为名上奏支持宋仁宗废掉郭皇后。这时候范仲淹又反对宋仁宗废后,说废立皇后事关朝局,请仁宗收回成命,后来又联合十几名大臣求见仁宗,仁宗让吕夷简与他们解释,结果吕夷简被范仲淹辩得理屈词穷,无以为对。最后宋仁宗废后决心已定,将范仲淹等一干人都贬出了京。 第三件事:弹劾吕夷简引起景祐党争,再次被贬出京,后来西北党项族李元昊叛宋自立,范仲淹又到西北抗击西夏 景祐三年,范仲淹在开封府知府任上时,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这次事件引起大范围党争,被称为景祐党争,范仲淹又被贬出京,出京时大臣们畏惧吕夷简的势力,竟无人敢送。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了相,有很多大臣上书替范仲淹辩白,这又引起另一派人的争论,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最仁宗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1038年,西北军阀党项人李元昊叛宋独立建立西夏,大举进犯宋境,宋仁宗又起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抗击西夏。在西北的几年内范仲淹与韩琦等将领共同抗击西夏,取得很大的战功,最终迫使西夏求和。当时西北有民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西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第四件事:庆历新政得罪守旧派朝臣和既得利益集团 庆历三年,西夏同宋朝完成“庆历议和”后,范仲淹被宋仁宗调回京城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这时候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经很严重,宋仁宗欲改除朝廷弊病,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便任用范仲淹、富弼等实施改革。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到庆历五年,反对声愈加激烈,宗室、勋贵等既得利益集团都加入到反对的行列中,宋仁宗改革向决心开始动摇,范仲淹请求辞去参知政事一职,外放到邠州,后来又到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改革人士的离去,实施近一年的庆历新政停止,改革失败。 这一次改革失败使宋朝去中兴的机会,若是这次改革成功,便不会再有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晚期也不会陷入新旧两党斗争的恶性循环,也不至于很快灭亡。范仲淹这一次离开京后没有再回京任职,先后到邠州、邓州、杭州任职,最后死在赴颍州的路上。

范仲淹是个以“天下为公”的人,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实地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但范仲淹过于耿直,他一生坚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信条,屡次直言上谏,多次遭贬出京。比较幸运的是他生在了北宋,这是一个对文人士大夫十分宽容的时代,而且遇到了宋仁宗,若是生在别的朝代,早就死几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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