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可他依然日复一日批阅文件、会见外国客人。林彪“飞机事件”已过去一年，权力格局变动带来新的松动：不少在运动中受冲击的干部被逐渐“解放”出来。局势还是复杂，遗留问题比想象得多——有些人的命运被挂在一个结论迟迟未下的悬崖上。有人问，这些老干部怎么才能出头？竟有一个细节不被关注：很多冤情要靠一封信、几个人，甚至一点点偶然来“改命”。

7月20日，外交部的王海蓉和翻译唐闻生带着封信去看望毛泽东。信并不是什么“大案大情”，是刘淑清写给他的。她的丈夫刘建章，原铁道部副部长，唐山到西昌工程多少人知道？刘建章当年就跟队去的。可1968年刘突然被抓，关进了秦城监狱，说是历史问题。说到底，他解放前一段时间和党组织失联。时过境迁，“造反派”不容许有模糊地带，只要曾经有个空白，立即放大、重新审查。牢里人心惶惶，旁边不时传来咳嗽声，刘建章身子本来不好，狱中更是一天天垮。他的妻子整天为丈夫而苦，四处奔走，盼着有门路说句公道话。

写信给中央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刘淑清找上大女儿，凑了个“家内部队”。女儿以前在外交部见识广些，也联系上了王海蓉和唐闻生。把信递到毛泽东案头，两人心里都忐忑：“如果主席批了，也许不止一个案子能翻身。”权力链条时候就是这样，一环牵一环，不走寻常路。

毛泽东拿到信后没有马上拆。散在办公桌上的信封下面，也许还有几份档案、几本外文专著。毛泽东习惯每日亲阅群众来信。他没有和两位来访者细说刘建章的事，闲话几句就让他们先走。可事后，毛泽东还真放在心上，把情况仔细看了一遍。

信里写得毫不做作——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干部，关了将近五年，说是问题查清了，可结论迟迟不出。家属探监的过程也奇怪：有窗口半掩着，有人一旁“监听”。最难以接受的是待遇：每天只能喝三杯水，没有多余，身体弱本来就虚，刘建章更年前废过一个肺，再被灯下羁押几乎要断气。信里没提更多，但字字句句能感觉到冷和无助。

细想一下，这种案件的拖延，既有体制惯性，也有个人夹缝。专案组那关扎得死死的，有点像什么都想万无一失，但往往就有最重要的东西被忽视。写信，竟然成了家属最后的自救方式。刘建章多次请专案组帮忙把申诉信交中央，常常下场是“被撕掉”。只剩双手，举向高处的一刹那，算不算个信号？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懂。夫妻间“偷话”的片段，不知怎么让人心里一颤。

信递上去后，这就有点神转折。毛泽东虽有病在身，批示下来的话，措辞从不含糊。他写了句：“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一废除。”有没人想过——“法西斯”这词，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简单批评，完全是厉声斥责。能让他用上批评，背后必然多少沸腾了内心。

这份批示到总理周恩来手里，一道命令下去，公安部、国务院、交通部，接连跟进。第一条：赶紧让刘建章保外就医，选最合适的医院，家属过来陪护；第二条，把他全部的材料再报一遍，相关领导批定结论；第三，趁这机会，全北京市监狱待遇统一清查。这里不是单看“冤假错案”，其实是顺着刘建章的典型带出一系列系统梳理。

公安部文件下发到秦城，军管的干部两次写自我检查。表面看似低调，背后则反应强烈。刘建章没几天就出了狱，被接进医院。和他一类的老干部，王稼祥、谭震林、叶飞等人，接连恢复自由。就怕有人说“又让高干平反了”，可事实上，这批人的命运转折影响了一大批同样命系风浪、没有发声渠道的人。

监狱里的风向有了变化，全国不少地方也跟着调整——审查方式严了，标准要回到“人”的尺度。某些干部家属有门路能给毛泽东写信，那普通百姓怎么办？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就没路可走？没那么简单。

早在1960年，中央就在陶然亭公园对面设有联合接待室。许多情况不畅通的群众，带着诉求、包裹甚至沉甸甸的委屈，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信送过去，有的写给政府，有的写“毛泽东收”，后者不拆封，直接转送给他本人。这种制度，比起常规流程要更“具体”，也更抽象，说不明白的冤情最后谁看也说不定。

毛泽东老年时，尤其愿意拆群众信。1973年春，他又拆开福建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的信，信里头没讲道理，就是讲生活的窘境。李庆霖是小学老师，说自己两个孩子下乡，家里粮食不够，生活严重困难。还顺带提了，农村招工、招生、招干有“拉关系”、“走后门”。毛泽东写了个不长的回信，很快寄去三百元钱，并简单地说要再研究类似问题。落款，简洁。

此后，中央把李庆霖信和毛泽东回信印发全国各地，要求一地一地通报知青插队的困难和不良风气。国务院专门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出了“试行规定”，针对知青吃粮、就业、不良风气下了一堆新规。光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超八百万。会议报告还说，很多不合理现象已被抑制，比如高干子弟走后门变少。

可是不是所有上访的信都能被拆，所有问题都能被批？不保证。还是很多事情，最后只能自求多福。信访在毛泽东的治国逻辑里，是“下情上达”的渠口。他关注人民疾苦，但顾得上多少，顾不上的更多。只是偶尔有些信是幸运儿，不少是石沉大海。打破流程的关键，还得看个体际遇，还是有那么些令人悲哀的无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国家制度，就是那些扑面来的信息、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和刺激——而每一次停下来，又总会有人被遗忘。

刘建章的故事，被写进了平反历史的大部头里，有些案子一过就没人再提。与其说这是完整的正义实现，倒不如说是权力空间里无数次偶遇的小小交错。谁能说以后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事情？毕竟，历史就是不断打断和继续的过程。而这封写给毛泽东的信，仅仅撬动了冰山一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一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