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杜浦亭

作者华士珍

我在《学习与缅怀》一文中，回忆大学生活时曾说："我们1957级学生，一进校，就逢上"鸣放"、"反右"，接着是"双反"、"交心"。接二连三的运动给正常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冲击。"

几十年过去，不要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这些词懵然无知，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至于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恐怕也只知道鸣放和反右，至于什么是双反，什么是交心，也不一定会清楚。

鸣 放

其实这些词，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先说"鸣放"。鸣，即"百家争鸣"，放，即"百花齐放"。也称"双百"方针。发展科学技术，需要百家争鸣，因为真理愈辩愈明。繁荣文学艺术，应该百花齐放，这样才能愈开愈盛。

本来是科技和文艺用词，现移用到政治，成为政治术语。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批评党的缺点错误，帮助党整风。这一时期，群众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发表意见，包括在报纸上发表言论等，这种现象被称为“大鸣大放”，后来和大字报、大辩论合在一起，称为"四大"。并且将它载入了宪法。改革开放后，大概因为"四大"在文革中产生的危害，就将它从宪法中取消，也就废除了。

1957年四五月间，被称为"不平常的春天"。那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心情舒畅，许多人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只要翻看那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便知道确是迎来了百家争鸣的好时光。

按本来的计划，鸣放之后，接着便是整改。将群众提出的意见，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明确问题症结在哪里，研究改正方法，以改善党群关系。这是1957年整风的初始目的，说来说去，是为了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开火，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反右

不料在5月中旬发觉运动偏离了方向。''鸣放"中出现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据此，毛泽东于5月15日撰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文件首次提出要区分"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对于右派的进攻必须予以反击。这标志着整风运动转入了反右派斗争。毛泽东估计右派分子约占知识分子群体的1%-10%，他认为关键要争取中间派，而对右派的进攻要准备后发制人。这一文件为随后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5月15日发出党内指示，到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大约20天，各种座谈会照开，各类鸣放言论在报上照发，但一律不反击。如果有人感兴趣，翻阅1957年5月和6月初的报纸，确是很吸引人的。所谓"后发制人"是一种策略，即对于右派的进攻暂时不反击，"欲擒故纵"，让右派充分表现，然后一举而歼之。

反右这一段时间很长，半年多时间。1957年6月至8月是第一段。1957年9月我进上海一师院时，我们的系主任程应镠先生已被定为右派，比我们早入学的56级学生也已有人划右，大家认为反右已过去。不料从9月底开始，校党委动员再次"鸣放"，11月再次反右，大约持续了近2个月。大大小小的会议已记不清多少次，我们57级本科近120位学生，划了4名右派。按中央的规定，右派分四类，一、二类右派，异地劳动改造，三、四类右派，原地监督改造。我们57年本科的4名右派均系三、四类，而且在毕业前都摘了帽，说明当年的历史系领导还是很人性化的。

1958年寒假期间，中小学教师也集中"鸣放"，然后也是反右。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和民主党派、高校的知识分子不能相比。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政治一窍不通，讲话更不知轻重，"谬论"也更多。据说全国55万右派中，中小学教师约30万，占了大多数。

从1957年6月至1958年2月，反右派斗争为时约8个月。

双 反

反右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双反"阶段。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作为全民整风改进党政机关工作和促进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

本来浪费是经济学的概念，现在将它转到政治思想上去。最大的浪费是什么呢？是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成为资产阶级专家。反浪费，就是不走白专道路，要"又红又专"，成为无产阶级专家。复旦大学这时就提出了“反浪费、反保守，向又红又专'大跃进’”的口号。

记得1958年2月开学不久，"双反"就开始了。反右派只针对几个人。"双反"则人人有份，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于是每个班都定一个教室，教室内横七竖八的穿了多条铅丝，供大家挂大字报。你写我，我写你，几乎人人有份。自然也有重点对象。教室被大字报挂得琳琅满目。这样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星期。据称重点对象在小范围内''帮助"，但我已记不得了。

这时还有所谓"拔白旗"，但这只对教师。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徐德嶙教授，被树为"白旗"。是《文汇报》，还是《历史教学问题》上见到报导，已记不清了。我们系，好像不知有谁被树为"白旗"。

交心

这自然是表面功夫，不可能深入人的内心。于是就有了"交心"这一关。3月16日，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提出了“把心交给党，坚持当左派”的口号。其他地区也纷纷响应。

和''双反"不同，向党"交心"是人人过关。时间大约是三四月间。系里先将李旭教授作为典型，让他给大家作示范。一天上午，全系三四百师生聚集在五爱会堂。李旭教授教我们中国古代史，四十多岁，身材矮胖，此时正当盛年。1957年5、6月"鸣放"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在西安半坡考察，"反右"自然没有他的份。但到''交心"，他就成了主角了。他态度很诚恳，说是非常感谢党组织能给他机会，在全系师生面前，批判自己资产阶级的立场，个人主义的丑恶思想，使自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赶上时代的潮流，和大家一起奔向社会主义。讲着讲着，忽然声音变得低沉，竟不能连续，摘下眼镜，擦拭起眼泪。如此大约半分钟时间。像这种场面我从未见过。看着一个教授，为批判自己，如此动情，我眼眶也不禁湿润起来。好在讲话后半段，他似乎已忘了前面的一幕，声音也愈来愈高，就和平时给我们讲课一样，估计是感到任务已完成，甚至开怀笑了起来。

李教授交心后，系里就给我们交代了他的历史，说他曾是国民党少将。至于具体做了什么，语焉不详，这让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同情一扫而光。几十年过去，知道的毕竟多了，以前一讲历史问题，便弄得很神秘。现在知道，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国民党将官，多如牛毛，特别是文职人员。比如抗战时期郭沫若主管的军委政治部三厅，处长、科长之类，官阶不是校级，便是将级。而那些都是进步人士。我在历史所认识的叶元龙先生，和郭沫若一样，也是中将衔。但当年听说李旭教授曾是国民党少将时，真的大吃一惊。现在仔细想想，如果他真有罪行，能逃得过1952年"镇反"和1955年"肃反''的关口么！

听取李教授交心后，记得停了几天课，班级以小组为单位，每组六七人，每人都深挖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人人过关。先由一个人讲，然后众人帮助分析。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个人的发言能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以前只会讲几句的，也学会了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自己也怀疑，怎么一开讲，不是20分钟，便是半小时。像这种功夫，以前是调干生才有，现在倒也学会了。''交心"有书面材料，少说也有二三千字，都是进入个人档案的，也不知现在还在世否？

过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批判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主要内容是''个人奋斗"。1956年全面学苏联的时候，曾有过"向副博士进军''的口号。苏联的副博士已属于专家了。读了大学，争当专家，一点不错。但''双反''"交心"时，争当专家，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走白专道路。本来我还有一点雄心壮志，做着专家梦。但自"交心"后，这个梦就破除了，和大家一样，争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即使后来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身历了一段时间的科研实践，很羡慕汤志钧、方诗铭诸先生的学问，但再也没有想到要去做什么专家。

党内有没有"整改"这一节呢？据报上公布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1958年4月2日），该指示要求各单位通过学习文件、开座谈会、批评反省提高自己，检查批判“三个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这作为运动的第四阶段。照此说来，"双反""交心"合在一起，应该是第三阶段。但在一般群众印象中，因为第四阶段是针对党内干部的，与群众无关，我们学生更不知道。所以一提到1957年的整风，印象深刻的，就是所谓"鸣放"、"反右"、"双反''和''交心"。

1958年6、7月间，历时一年多的整风运动完全结束。全国就进入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期。

华士珍 2025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