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老，这件事您怎么看？”毛主席低声问着章士钊。

1945年盛夏刚过，重庆的空气因谈判而无端凝重，双十协定刚刚在纸上落了印迹。那几日毛主席迟迟未决要不要立刻离开重庆，蒋介石阳奉阴违的表象背后藏着怎样的一手？国共和谈背后许多人焦虑又沉默。外围的建议杂乱如织，没有哪一句能全让人心安。就在各种声音面前，毛主席还是回望了一个名字。

章士钊，那个与毛泽东并无党派直接立场共属的知识分子，却是毛主席此刻极想请教的对象。身处尴尬位置，却不慌不忙，还能冷眼旁观。这样的角色没几个。

毛主席摊开掌心把信号递给章士钊，章只是眼神微眨，手心里写下短短六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安静中有决然，这是一份掷地有声的托付吗？毛主席目光一滞，心里已有底线。不到三天，他就悄然离开重庆避开了潜在风险，一场作为核心的绑架戏被蒋介石打碎。

可章士钊到底是怎样的人？为何毛主席如此器重？两人之间终究有多少交叠的旧情，以及说也说不清的信任？

要认真说起他们的来往，不妨倒回到1918年。毛主席刚从湖南师范毕业，还没声名鹊起。那会儿社会动荡，青年都怀着出国的念想，图新知、图改造、图救亡，想着赴法勤工俭学，给自己和中国找出路。可是留学路上，现实第一道槛就是钱，钱不够就一切谈不上。

杨昌济这个老人，他也着急。他当时又带病，仍执笔写信给章士钊，坦言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要出国，求他接济。章士钊刚刚在上海混出点门路，和各路工商大亨都还沾得上关系。看到杨昌济的信，他没推托，立刻应允帮忙。

紧接着，章士钊发动人脉，动用商界资源，几回周旋竟筹来了两万银元。这个数字放在那日子，无异于一笔天降横财。平日里青年们一个月半工半读就挣八块钱，这两万银元把他们即将卡死的计划一下撑开了。毛主席翻检着这笔资金，又怕又喜，难以置信。说是解决了燃眉之急也不为过！

剩下的事就顺了。蔡和森去了法国，真正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场思想之旅并非插曲，而成了新民学会走向革命的拐点。没人想到，救亡图存的种子，这样被水给浇活了。

最难得的是章士钊的眼界。许多人记得章是国民党人，但他对党的风格和主张其实相当欣赏。他像一只远远观望的大鸟，嗅得到哪股风终将吹出新芽。如果说章士钊有私心，那倒未必。但他确实琢磨透哪头是活水哪头是死胡同。

譬如1922年，周恩来远在德国，为建共青团急需印刷机，就又去求章士钊。章一听是为革命，马上答应，他看中的是一股子劲头。印刷机安全抵达，随之而来的，是思想与号召一同溢出纸页。往后共产党在暗流险滩中壮大，并非偶然，“民心所向”这词丢不掉，章士钊也是浪头上的推手。

事情总不总难料。抗战一过，日军撤离，内战就在眼前。蒋介石拉毛主席和谈，假意礼让，实则深藏不轨。毛主席明知危险，可他还是去了。现在想来，他一腔大义固然重要，但没有章士钊那句“走为上计”，未必会有后来的顺畅脱身。局外人也许疑惑毛主席为什么高看章士钊，不难理解，他看的不是身份，而是人心冷暖和对现实的预判。

章士钊挺复杂，1881年生于湖南善化，本该顺畅当他的书香子弟。偏偏偏安不住，年纪轻轻写反清文章，《苏报》被查封后转头又搞《国民日日报》。这人一失自由便再起，几乎永远不服输。反清，反袁，折腾得几度流亡，跑去日本，又去英国，愤世嫉俗，也忧国忧民。

革命初年，他跟着孙中山搞过同盟会，但做得不甚愉快。有点儿像风中的人，路经许多地方，却难久留。他做过北大教授，干过图书馆主任，哪怕脱离主流，也不曾消声。这种风骨，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孤介，有时候却觉得他可亲可敬。

1932年陈独秀被捕，许多人噤声，章士钊偏偏不怕。他冒险替陈独秀辩护，法庭上的一番话点燃现场。不夸张地说，法律教材里都录下了那场辩护。虽说陈独秀最后还是判了，但章士钊的担当，成了那一代学人的记忆。

这些故事缠绕在一起，才显现出历史里人物的宽厚。他不是完人，章士钊也不总被接纳，他的手段和理念常招来争议。有时候因为“另类”，没少挨批；有时候挑大梁，也让一些当权派反感。人总不是纯粹的，可历史里不纯粹的人物才尤显真切吧。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受命做了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只是到了特殊时期，他也难逃厄运。有次家中被抄，一些珍藏的古籍和字画毁于一旦。章士钊急了，愤愤然给毛主席写信抱怨。毛主席念旧，心里记着章士钊的人情。他和章的关系嵌进往事深处，毛杨婚事他曾做过媒，章养女章含之还当了毛的英文老师，这份渊源真不是一句两句能断干净。

1963年毛主席回忆起当年借来两万银元的往事，想着分十年还钱。章士钊却挥挥手，说捐来的钱不用还了。毛主席坚持逐年还，年年从稿费里拿两千块，准时送到章士钊家。后来到了第十年，毛主席还没停送。这样的情谊，话都显得多余。

最难得的是章士钊直言不讳的胆识。特殊时期刘少奇蒙难，多少人噤若寒蝉。章士钊非但没退缩，还写信为刘少奇说情，希望毛主席能接纳他的“负荆请罪”。外人或许看不懂，他明知言重，偏还要直言。这是章士钊多年养成的性格，不随大流，也不怕站出来承担风险。

其实，这样的章士钊并不一味刚硬。他有过感慨：新中国百废待兴，经历种种公私纷争，乱世里既有起义者的果敢，也有知识分子的柔软。有时他觉得时代能包容他的“不合群”，更多时候则发现连自己也不能免俗。偶尔人会后悔一些事，但又说不出究竟是哪些。

人就是这样被矛盾拉扯着，历史也是断断续续堆起来的。章士钊这名字，在各种档案报刊里时明时暗。有人说他是“党外第一人”，可他不见得真把自己划在什么边界。过去他为了革命奔走呼号，后来又为国家安定四处斡旋。这到底算什么？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筋骨。

时间过去那么久，章士钊的形象也未必是全然铁石心肠。有时候他的选择其实并不高明，有时候却成了关键一笔。比如1945年那句“走为上计”，如果错了，也许不是智慧，只是侥幸？历史总有它自己的安排。

回顾这些人和事，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信任与怀疑并行，进退与坚守交错。有时候明明能走得顺畅，他偏要绕个弯；而有些关头，众人都胆寒，他反倒冲得最前。谁又敢说这不是历史的必然？

终归一句，章士钊活成了一段传奇。他既是旁观者，也曾是行动者，走在风雨里，记住自己的名字。他帮过人，也遗憾没帮成所有人。他见证过革命，也有过反复和犹豫。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时代留下痕迹？答案可能没有一个，可章士钊做到了，他确确实实在那段时间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影子。

这影子未必全是功劳，也未必全靠清楚的决断。有些人就该这样不规整地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