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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橘子

编辑|橘子

《——【·前言·】——》

在炮火横飞的二战战场上，有一个国家始终没有开一枪，没丢一寸地，却始终活跃在战争边缘。

它既不参战，又不旁观。一边卖矿石给德国，一边偷偷帮盟军搞情报。这个国家，就是瑞典。战争席卷全球，它却用中立做掩护，悄悄干了很多事。

宣布中立，却置身风暴眼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欧洲再次陷入全面战争。各国纷纷动员、宣战，火药味迅速从中欧蔓延至北欧。就在这场浩劫初起之际，瑞典迅速表态：中立。

瑞典地处北欧中枢，西边是挪威，南接丹麦，东靠芬兰。这个地理位置注定它不可能“真空”。

尤其是当纳粹德国控制波兰之后，整个北欧战略意义骤然上升。德国要确保北方铁矿和海权安全；英国希望切断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补给线；苏联也盯上了芬兰的门户——波的尼亚湾。

瑞典很快意识到：想在风暴眼中保持“中立”，就得未雨绸缪。

政府立即进入战时紧急状态，国防预算大幅增加，全国开始重整边境防御。空军扩编、炮兵升级、铁路改建、沿海布雷，各项措施几乎同步展开。一纸“中立宣言”不够，要靠实打实的军备和政策才能让邻国相信——瑞典不是软柿子。

但军备远不止是应对外敌，也是一种“信号”：向德国展示合作的姿态，向盟军展示保卫边境的决心，向国内展示政府的掌控力。为了不在外交与军事双重夹击下崩盘，瑞典开始玩一场极高难度的平衡术。

局势很快变得更加棘手。1940年春，纳粹德国兵不血刃占领丹麦，紧接着攻入挪威。

两国瞬间沦陷，北欧安全屏障崩塌。瑞典西侧门户洞开，变成德国后方。

英军虽短暂介入，但很快撤退，纳粹军靴已然踩上瑞典边界线。

瑞典的“中立”，从此不再是理论，而是一道实质考验：是硬顶德国，还是服从现实？

1940年6月，瑞典政府宣布允许德军使用其铁路，向挪威北部调兵。

这项决策被外界猛烈批评，认为瑞典已经偏袒轴心国。但在瑞典高层看来，这不是叛变，而是保命。如果拒绝，德国极可能直接吞并瑞典，如同处理丹麦那样。

不仅是铁路通行，瑞典还向德国开放港口、转让电报通道、继续出口铁矿石——这些行为在道义上模糊，在现实上却极其务实。

铁矿石成为焦点。瑞典控制着欧洲最重要的铁矿之一：基律纳（Kiruna）矿区，全年冰封前能通过纳尔维克港向德国输送资源。德国重工业、坦克制造、弹药加工，都仰赖瑞典铁矿。

1940年前后，瑞典对德国的铁矿供应占其全部来源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笔“铁矿交易”，被外界诟病为“卖血换和平”，但对瑞典而言，是用资源换安全。它把国家主权放在铁轨、港口、合同之间反复斟酌，只为换取一句“不动你”。

但即便如此，瑞典也不是完全向德国低头。它拒绝驻德军队在境内设基地、限制运输武器、阻止德国间谍公开活动。所有这些“底线动作”，既试图维护中立尊严，也保留谈判余地。

到了1941年冬，苏德战争爆发。东线成为主战场，德国把更多资源抽向东部。瑞典的压力暂时减轻，边境紧张缓和。但瑞典知道，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而它必须继续“中立演出”——既不能让德国怀疑，也不能让盟军失望。

中立，在瑞典不是状态，而是持续不断的工作，是一场全天候、无喘息的外交防御。

卖矿给德国，情报给盟军

如果说二战初期的瑞典是“被动维持”，那1941年后，它开始主动“筹码博弈”。

这一阶段，瑞典的对外关系和战时行为呈现出极大的“二面性”：一面是对德国的大规模资源出口，另一面是对盟军的隐秘情报支援。

资源出口先说铁矿。基律纳与马尔默地区的铁矿持续高产，每年可向德国输出千万吨级原矿。

运输路线穿越瑞典中部铁路，直达挪威纳尔维克港，经由北海抵达德国港口。

在战争最胶着的几年里，这条通道保持畅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命脉。

除了铁矿，还有轴承、电缆、化工原料，甚至特种木材。这些出口为瑞典带来外汇，也延续了战前与德国建立的经济联系。但这些物资同样滋养了德军武装力量，成为战争机器的原料来源。

与此同时，瑞典也在暗中帮盟军搞“后门”。

它允许英国情报人员在瑞典边境设站，设立“监听哨”监测德国潜艇活动；瑞典密码学家成功破解德国使用的“Geheimschreiber”密码机，把破译结果偷偷交给英国情报部门。许多关键电文的转译出自斯德哥尔摩郊区的秘密小屋。

瑞典还为苏联飞行员提供过维修、避难服务，在表面拒绝通航的同时，默许盟军侦察机低空掠过本国空域。它一边在联合国场合上重申中立原则，一边私下与英美情报部门建立信息通道。

这种“双轨”策略，玩得小心、细致、不动声色。表面上，瑞典继续高喊中立；实际上，它已在两大阵营之间反复下注。

为了不露马脚，瑞典对内严控言论、限制新闻披露，媒体只能发布经过审查的战事通告；对外交使节也采取分化策略，与德国公开商谈贸易事务，与英美秘密会谈安全合作。

瑞典的中立已从“避免卷入”转向“精准掌控”。

但这种中立也极具风险。若德国察觉瑞典向盟军提供情报，随时可能以“违背中立”为由入侵；若盟军认为瑞典过度倾向德国，也可能将其视为轴心国“帮凶”。

瑞典政府在这场博弈中小心翼翼，不断调整策略、修补姿态，以求在大战结束前始终保持“不战状态”。

武装中立，全民动员的隐形战争

1943年以后，战局开始变脸。

德军在东线泥足深陷，盟军开始反攻北非、登陆意大利，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推进加速。对德国的包围已成趋势，瑞典看在眼里，心里开始重新计算未来。

此时的瑞典表面仍然坚持中立，但内部早已开始“战略转向”——既不马上撕毁旧约，也不再满足德国的一切要求，更多地开始为“战后站位”铺路。

这一阶段，瑞典把最重要的筹码放在了“全民武装”和“中立震慑”上。

全国范围再次扩充国防。征兵年龄下调，服役时间延长。

海岸炮台翻修，边境雷达系统升级。

瑞典空军以惊人速度发展，到了1944年，已拥有700余架现代化战机，成为仅次于苏联、英国、美国的“欧洲第四空军”。

但最独特的，不是武器，而是“社会型备战”。

全国从上到下建立了完整的战争支持体系。政府出台《战时物资调配法案》，要求企业配合军需生产，平民参与物资囤积。电力、通信、粮食、运输等关键行业，全部纳入军政统筹。

瑞典妇女组织“Lottorna”（即“洛塔运动”）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战备志愿网络，成员超过10万人。

她们接受基础战地训练，负责后勤支援、医疗抢救、情报传递、野战炊事，甚至协助空袭演练。她们不直接参战，却将战争准备渗透进每一寸乡村与城市。

瑞典还在山区、林地设置秘密防御据点，并动员边境居民参与“游击战术训练”，万一德国突然发动闪击，平民可在最短时间转为自卫武装，形成抵抗网。

中立，并不等于虚弱。瑞典不参战，但它要让德国知道：你进来，不是散步，是进地狱。

而更大的赌注，则放在国际信誉的“重新包装”上。

瑞典政府逐步限制对德国的战略物资出口，从1943年起减少铁矿、球轴承、铝材等关键物料供应，并对德国的过境铁路通行提出“安全审查机制”。

这些小步转向，虽未彻底切断与德国的联系，却给盟军释放出“我在靠拢你”的信号。

同一时期，瑞典对英国、美国、苏联的外交接触频次陡增。战时大使频繁换任、特使加密访谈、军情协作悄然恢复。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政治中立下的隐形倾斜”。

但在这一过程中，瑞典也明白：走错一步，就可能引火烧身。于是它一边构筑铁桶防御，一边“模糊回旋”，用“多重表态”守住中立，也守住国家独立。

人道主义与战后算账

战争走到尾声，德国败局已定。

1944年后，瑞典的行动更加清晰。它不再试图隐瞒倾向，而是正式对德国提出一系列政策收紧：铁路不再通行、港口限期关闭、经济合同审查严格。德国对此恼怒，却已无力强硬反应。

瑞典看准时机，全面投向“人道主义”阵营。这不仅是道义回归，更是“战后分账”的重要姿态。

瑞典接收大批难民，主要来自纳粹压迫下的丹麦犹太人、挪威抵抗成员、波兰战俘家属等。其中，瑞典外交系统设立“特别签证”，以官方身份协助营救。

大量救援物资、医疗援助、庇护渠道通过红十字会、教会、民间组织迅速建立，成为战争末期难民救助的典范之一。

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匈牙利——1944年底，纳粹加快对布达佩斯犹太人的清洗计划。此时，瑞典驻匈外交官拉乌尔·瓦伦贝里奉命前往。

他利用瑞典政府特批身份，签发上万份“保护护照”，将大批犹太人从集中营转移至“瑞典保护屋”。

瓦伦贝里多次在纳粹警卫面前高调出现，动用一切外交手段，甚至假借瑞典国王名义进行交涉，成功挽救超过2万人性命。这个行动虽非军事胜利，却是瑞典外交史上最具道义光辉的一笔。

除了救援行动，瑞典还在积极布局战后外交。它与即将建立的联合国接触密切，提前表达“愿担负中立调解角色”。

在欧洲秩序重构的初期，瑞典展现出稳定、富裕、可信赖的“新中立范本”。

等到1945年战争正式结束，欧洲大地满目疮痍，而瑞典却几乎毫发无损。

城市安在，产业无损，基础设施完好，人口完整，财政稳健。

整个北欧，只有瑞典保住了国家完整、政权独立、社会秩序。这不是幸运，而是一场持续六年的系统性隐形战争的胜利。

战后几年内，瑞典经济腾飞，福祉社会构建迅速，成为“北欧模式”的核心样板。工业强劲、军备稳固、国际形象清晰，瑞典从“中立观察者”跃升为“和平管理者”。

但这场“中立之战”并非毫无代价。

瑞典战时对德贸易记录被国际舆论多次质疑，其政治回旋、资源输出、一度协助轴心国的事实成为多年争议焦点。

尤其在德国战败、纳粹罪行曝光后，瑞典的“早期妥协”一度让其陷入道义防守。

1990年代，瑞典政府开始系统反思战时角色，承认部分外交失当、对纳粹过度妥协，并在多个国际场合表达歉意。它同时公开了大量战时档案，供研究与追责使用。

历史不能回避，也不必粉饰。瑞典靠中立幸存，但也用后来的清算补上了曾经的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