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1809年2月,在广州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内心正忍受着巨大的煎熬,他本来是怀着高尚的理想,来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可是不仅仅中国人对他没兴趣,比他更早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们,还纷纷的排挤他。

不仅仅如此,在广州巨大的生活开销,也让每年伦敦教会给他的200英镑的经费,根本就入不敷出。 他已经混不下去了,现在他正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作为一个失败者,默默地回到英国,被众人嘲笑。 二是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高级雇员的女儿结婚,同时成为一个间谍,为东印度公司收集中国的情报,这让他的良心感到不安。

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挣扎了许久以后,这位仁兄最终决定向现实低头,娶了东印度公司高级雇员莫顿先生的女儿,同时成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情报员,获得每年500英镑的收入,让他能够在中国继续呆下去。 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几年以后,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的收入达到了1500英镑,而且还有钱在中国做生意。唯一遗憾的一点是,因为间谍副业做得太出色了,他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彻底荒废了,在中国呆了十几年,只收了5个“信徒”,而且都是特殊用途的“信徒”。 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么马礼逊是如何帮助东印度公司收集中国的情报呢?很简单,翻译东印度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京报》和《邸报》,上面有皇帝的圣旨,大臣的奏章,知道了这些,就可以把中国了解得一清二楚。 《京报》是从明朝末年开始,由官方允许,私人发行的一种半公开的政务新闻,主要是朝廷想让社会上知道的消息,类似于今天的《人民日报》。 而《邸报》则是朝廷的内部资料,只有官员才能阅读,类似于今天的《内参》,相对来说,更加机密一些。 早在乾隆年间,马嘎尔尼访华的时候,英国人就注意到了这两种报纸的存在,他们发现,要了解中国的最佳方式,就是阅读这两份报纸,比所有的道听途说都更加准确。

不过当时清朝规定,这两种报纸严禁传阅给外国人,但是这对东印度公司来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只要花点小钱,自然就能从清朝政府的低级办事员那里买到。 除了这两个消息来源以外,英国人还发现了一个更重要的情报来源,就是军机处的各种奏章抄本。 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其实在北京都有一个办事处,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收买军机处的文员,把所有官员还没有公开的奏章,秘密的抄录出来,让这些远离中枢的官员们,能及时掌握朝廷的动向,确保自己在政治斗争中获益。 而这条途径,也被英国人发现,他们也出重金收买这些官员身边的师爷们,获得这些情报。所以从嘉庆年间开始,大清王朝对于英国人来说,就是完全透明的。 唯一让英国人头痛的,就是除了传教士以外,基本上没有能够真正搞懂汉语外国人,而这帮人往往又莫名其妙的清高,要他们合作也很不容易。 因此,当马礼逊觉得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人才,立刻就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他们太需要懂中文的人才了,所以他们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827年,就在道光皇帝为了新疆平叛的事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每一份送在他桌子上的奏折,几个月后,也会出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上。 所以说,文明发展到不同的程度,就会导致双方行事方式的不同,英国人到了这个时候,由于高出了大清一个维度,所以他们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实际上根本不用等到1840年,大清王朝在列强面前就是彻头彻尾的透明人了,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战争其实不用打就已经输了…… 悲催的是,而大清王朝一直到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才知道自己有这个情报漏洞,朝廷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早就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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