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张退休金卡里的数，每个月跳出来的都是五位数。

这事儿，说起来得从一九八三年的那五十块钱算起。

那时候的五十块，跟现在的一万块钱差不多，是个能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数目。我一个月的津贴，才十几块。可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凑吧凑吧，递给了我们师长。

如今，儿子总爱半开玩笑地拍着我的肩膀说：“爸，您这辈子最值的一笔投资，就是那五十块钱。”

我听了，只是笑笑，端起茶杯，吹开上面浮着的几片茶叶末子。

他不懂。

那不是投资。那是一个兵，对他敬重的人，一份最朴素的相信。

第1章 转业前夜的五十块钱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风里已经有了凉意。

北方的部队大院，杨树叶子一夜之间就黄了一半，风一过，哗啦啦地往下掉，像是谁在天上往下撒着一把把的碎金子。

我就要转业了。

脱下这身穿了十几年的军装，心里头空落落的，像是被掏走了一大块。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耳朵里总还是部队的起床号和熄灯号。

妻子陈淑帮我收拾着行李，一个藤条箱子，打了好几层补丁，是当年我们结婚时置办的。她把我的军功章一个个用布擦得锃亮，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件旧军衬的口袋里。

“卫国，回了地方，就是个新人了，凡事多看多听，别像在部队里，一根筋。”她头也不抬，絮絮叨叨地说着。

我“嗯”了一声，眼睛却盯着窗外。

院子里，师长李振正背着手，一圈一圈地踱步。他眉头拧着，像是有什么天大的心事。

李师长是我们这片天。

他打过仗，身上有伤疤，说话嗓门大，但心细得很。哪个兵家里有困难，哪个兵闹情绪，他心里都有一本账。我刚入伍那会儿，还是个愣头青，操作机床出了岔子，差点废了一只手，是他从师部医院直接把我拉到军区总院，找了最好的医生。他说：“兵的身体，比铁疙瘩金贵。”

从那以后，我心里就把他当成了主心骨。

我看着他走了一圈又一圈，那双擦得能照出人影的皮鞋，在落叶上踩过，发出“沙沙”的轻响，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心上。

我忍不住，披上衣服走了出去。

“师长。”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看见是我，紧锁的眉头稍微松开了一点。“卫国啊，要走了，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我点点头，看着他有些发红的眼角，迟疑地问，“师长，您这是……遇到难事了？”

他摆摆手，叹了口气，没说话。

可我看得出来，那不是一般的难事。能让他这样的人愁成这样，事情小不了。

我们俩就这么站着，沉默了很久。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打着旋儿飞向远处。

“卫国，”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你……手头方便吗？”

我心里一咯噔。

“我想……跟你借点钱。”

他的脸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有些涨红。一个师长，开口跟一个即将转业的排级干部借钱，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烧得慌。

“师长，您说，要多少。”我没有半分犹豫。

“五十。”他伸出五个手指，声音压得很低，“五十块钱。”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五十块。

我和陈淑结婚时，所有的家当加起来，也不到这个数。我转业回家，地方上给的安家费，也才一百块。这五十块，几乎是我当时能拿出来的所有家底。

我看到他眼神里的窘迫和挣扎。他不是那种会轻易开口的人。

“师"长，您等着。”我转身就往宿舍跑。

陈淑看我火急火燎地冲进来，翻箱倒柜，吓了一跳。“你这是干啥？丢魂了？”

“师长借钱。”我头也不抬，从箱子底的一个铁盒子里，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倒了出来。一张张毛票，一块两块的，还有一些硬币。

陈淑愣住了。“借多少？”

“五十。”

她的脸色瞬间就白了。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咽了下去，默默地蹲下来，帮我一起数钱。

我们俩把所有的钱都凑在一起，一块的，五块的，最大的一张是十块的大团结，皱皱巴巴的。数来数去，四十三块七毛。

还差六块三。

“怎么办？”我急得额头冒汗。

陈淑咬了咬牙，站起身，从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得整整齐齐的小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三张崭新的两元纸币，和几张毛票。

这是她的私房钱，是她平时缝缝补补，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她把钱塞到我手里，低声说：“快去吧，别让师长等急了。”

我捏着那一沓零零碎碎、带着体温的钱，心里又酸又热。我没多说一个字，转身又跑了出去。

李师长还在原地站着，背影在夜色里显得有些萧瑟。

我把钱递给他。“师长，您点点。”

他没有点，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攥住了钱，也攥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

“卫国，这钱……算我欠你的。等我……”

“师长，您说这话就见外了。”我打断他，“当年要不是您，我这只手就废了。别说五十，就是五百，只要我有，也得给您凑上。”

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睛里有光在闪。

“好兵。”

他没再多说，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第二天，我就登上了回乡的火车。送行的人里，没有李师长。我只收到了一张纸条，是他托人转交的，上面只有四个字：

前程似锦。

那字，写得力透纸背。

第2章 档案室里的“赵师傅”

回到老家的县城，我被分配到了公安局。

没有想象中的刑警队，也没有威风凛凛的派出所，我被分到了后勤处的档案室。

一个巴掌大的房间，两排顶到天花板的铁皮柜子，空气里常年飘着一股旧纸张发霉的味道。我的工作，就是整理这些已经泛黄的卷宗，登记，归档。

从操场上的摸爬滚打，到方寸之间的枯坐，这落差，比从火车上跳下来还大。

跟我一起转业的几个战友，有的进了刑警队，天天出现场，忙得脚不沾地；有的去了派出所，处理邻里纠纷，调解夫妻矛盾，也算是一方平安的守护者。

只有我，像是一颗被遗忘的螺丝钉，被扔在了最不起眼的角落。

陈淑看我整天闷闷不乐，总是安慰我：“卫国，在哪儿不是干工作？档案工作也重要，那是咱们局的根基。”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不是滋味。

档案室的老主任姓王，快退休了，整天捧着个大茶缸，眯着眼睛看报纸。他看我这个从部队回来的年轻人，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却被困在这里，也只是摇摇头，说：“小赵，既来之，则安之。”

我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安之。

每天，我把那些卷宗搬出来，用鸡毛掸子扫去上面的灰尘，按照年份、类别，重新整理。有的卷宗年头久了，纸张脆得像饼干，一碰就掉渣。我就用最原始的办法，拿个小刷子，一点点地刷，再用胶水，小心翼翼地把破损的地方粘好。

日子久了，我的性子也被磨得越来越平。

档案室里有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时常接触不良，一打开就“刺啦刺啦”地响。王主任捣鼓了半天也没弄好，索性就扔在角落里吃灰。

我看着可惜。在部队的时候，我跟修理班的师傅学过一阵子，对这些东西有点兴趣。

我找来工具，把收音机拆开，对着里面密密麻麻的线路和零件，研究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发现，是一个电容烧坏了。

我跑到街上的五金店，花了两毛钱买了个新的换上。一打开，清晰的广播声立刻流淌了出来，正在播评书《岳飞传》。

王主任端着茶缸走进来，听到声音，愣了一下，随即脸上乐开了花。“嘿！小赵，你还有这手艺？”

从此，我在局里就多了个外号——“赵师傅”。

局里谁家的收音机、电风扇、手电筒坏了，都爱往我这儿送。我也不推辞，乐呵呵地接过来，三下五除二就给修好了。不要钱，顶多就是收获几句“谢谢赵师傅”和一根别人递过来的烟。

慢慢地，我和局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混熟了。大家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只会埋头整理旧纸堆的“档案员”，而是一个有用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赵师傅”。

我的心，也渐渐地安稳了下来。

我开始觉得，王主任说得对，在哪儿不是干工作呢？能发光发热，哪怕只是修好一台收音机，让人在枯燥的工作里听上一段评书，那也是有价值的。

日子就像档案室窗外的那棵老槐树，不紧不慢地，一年又一年。

关于李师长，关于那五十块钱，我几乎快要忘了。

转业回来后，我试着打听过他的消息。但八十年代，通讯不便，人海茫茫，部队一调动，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再也找不到了。

那五十块钱，我从来没想过要他还。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只是偶尔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想起他那双在夜色里发亮的眼睛，想起他那句“好兵”。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第3章 尘封的旧事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

我们这个小县城也热闹了起来，街上盖起了高楼，跑起了小汽车，人们的穿着也越来越时髦。

我还在档案室。

王主任退休了，我接了他的班，成了新的档案室主任。说是主任，其实手下也没兵，还是我一个人，守着那两排铁皮柜子。

儿子赵阳也上了小学，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陈淑在纺织厂上班，我们俩的工资加起来，日子过得不紧不慢，不好不坏。

一天下午，局里组织老干部体检，我见到了一个熟人。

是张团长，以前在师部当参谋，比我早两年转业，分到了市里的武装部。他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驼了，但那股军人劲儿还在。

我们俩找了个角落，点了根烟，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以前部队上的事。

“老张，你……后来见过李师长吗？”我状似不经意地问。

他抽烟的动作顿了一下，眼神变得有些复杂。他看了看我，叹了口气。

“卫国，你还不知道吧？”

“知道什么？”我心里一紧。

“李师长……出事了。”

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张团长告诉我，就在我转业后没多久，部队里搞了一次演习，出了事故。一辆车在山路上翻了，车上的一个年轻战士，没抢救过来。

事故责任，本来应该由下面的营长承担。

但李师长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在全师大会上作了检讨，说自己治军不严，指挥失当。

上面给了他一个很重的处分，提前离岗。

“说是离岗，其实跟脱军装没两样。”张团长掐灭了烟头，声音低沉，“他走的时候，静悄悄的，谁也没告诉。我后来去他家，也搬走了，说是回了山东老家。”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脑子里，全是李师长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和他那句“兵的身体，比铁疙瘩金贵”。

他就是这样的人。宁可自己扛，也绝不让手下的兵受委屈。

“那……那五十块钱……”我喃喃自语。

“什么五十块钱？”张团长没听清。

我摇了摇头，没再往下说。

我忽然明白了。我转业前夜，他来找我借钱，那种窘迫和挣扎，不是为了他自己。

我猜，一定是那个牺牲战士的家里，出了什么急事。他身为师长，不能动用公款，只能用这种最笨拙的方式，去尽一份心。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的眼眶就热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他可能是家里遇到了什么难处。却从没想过，他是为了一个普通的兵。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心里五味杂陈。

秋风扫过街道，卷起地上的塑料袋，像一只只无家可可的蝴蝶。

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在档案室里磨平的棱角，又一点点地长了出来。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永远也磨不掉。

比如，对李师长那样的人的敬重。

陈淑看我回来情绪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把李师长的事跟她说了。

她听完，也沉默了很久。她走到我身边，轻轻地帮我整了整衣领。

“卫国，那五十块钱，咱们没给错人。”

是啊。

没给错人。

第4章 儿子的难题

时间一晃，就到了两千年后。

我也快到了退休的年纪，两鬓染上了风霜。儿子赵阳大学毕业，自己在外闯荡，在省城开了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

这小子，有冲劲，脑子也活，但就是太急于求成。

那天，他开着一辆半新不旧的二手车回了家，一脸的愁云惨雾。

一进门，就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扔，闷头坐在沙发上抽烟。

“怎么了这是？公司出事了？”我给他倒了杯水。

他猛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爸，我可能……要破产了。”

我和陈淑都吓了一跳。

原来，他接了一个大单子，给一个新开发的楼盘做全套的广告策划。为了这个单子，他把公司所有的资金都投了进去，还从银行贷了不少款。

前期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可就在节骨眼上，开发商的资金链断了。

工程停工，楼盘成了烂尾楼，说好的尾款，自然也就打了水漂。

而银行的贷款，催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

“差多少？”我问。

“三十万。”他垂着头，声音里满是挫败。

三十万。

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工薪家庭，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和陈淑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才凑了不到十万块。

看着儿子一夜之间憔悴下去的脸，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爸，都怪我。”赵阳的眼圈红了，“我不该那么冒进，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您和妈一辈子的积蓄，都让我给……”

“傻孩子，说这些干什么。”陈淑摸着他的头，眼泪也下来了，“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事就好。”

话是这么说，可三十万的窟窿，怎么补？

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赵阳的一个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认识一个放贷的，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利息高得吓人。

我当场就给否了。“那是高利贷，是火坑，绝对不能碰！”

赵阳也知道那是饮鸩止渴，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蹲在地上，抱着头，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像个无助的孩子。

“爸，您在公安局干了一辈子，就……就没认识什么有本事的人吗？能帮我说和说和，让银行那边缓一缓，或者……能借到钱也行。”他抬起头，眼睛里带着一丝期盼。

我愣住了。

我这一辈子，都在档案室里跟故纸堆打交道，认识的都是些和和气气的同事，谁算“有本事的人”？

我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爸没本事，认识的都是普通人。”

赵阳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去。

他没再说什么，但那眼神里的失望，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知道，他没有恶意，他只是急疯了。

可我，却头一次对自己这平平淡淡的一生，产生了一丝怀疑。

我是不是，真的太“没用”了？

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陈淑轻轻地叹了口气。“卫国，你也别太自责。咱们就是普通人，过普通日子，没那么多门路。”

我望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

忽然，一个尘封已久的名字，像是黑夜里的一道闪电，划过了我的脑海。

李振。

李师长。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怎么样了？他还在山东老家吗？

我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想法有多么荒唐。就算找到了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当年自己都那么困难，如今，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

可是，除了他，我再也想不到任何人了。

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信任。我觉得，只要找到他，哪怕他帮不上什么忙，只要能和他说说话，我这心里，也能踏实一点。

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陈淑，”我翻身坐起来，“我想……去找找李师"长。”

第5章 一间简陋的修理铺

要去山东找人，谈何容易。

我只知道他是山东人，具体是哪个市，哪个县，一概不知。

我回了趟局里，想从我当年的转业档案里找找线索。可那时候的档案，记录得极其简单，籍贯一栏，只写了“山东”两个字。

我没有放弃。

我开始给以前部队的老战友一个个打电话。很多人都失去了联系，电话号码换了又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上几个还在老部队的。

他们帮我查了当年的花名册，又问了师部的老干事。

终于，一个星期后，我得到了一个地址。

山东，青岛，一个叫“振华机械修理铺”的地方。

电话那头的老战友说：“老赵，我们打听到，李师长离岗后，没回农村老家，去了青岛。他以前在部队就是技术大拿，捣鼓机械是一把好手。听说，他就开了个小铺子，修点机器，勉强度日。”

勉强度日。

这四个字，让我的心又往下沉了沉。

但我还是决定去一趟。

我跟单位请了假，跟赵阳说我出去办点事。他以为我是去找亲戚借钱，也没多问，只是眼神里没什么光彩。

我揣着身上仅有的一千多块钱，登上了去青岛的火车。

绿皮火车晃晃悠悠，坐了一天一夜。

到了青岛，按照地址，我七拐八拐，在一条很偏僻的老街上，找到了那家“振华机械修理铺”。

铺面很小，门脸也旧了，油漆都掉了色。门口堆着一些生了锈的机器零件，散发着一股机油味。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我该怎么开口？说我儿子遇到了难处，想请他帮忙？

这太可笑了。他自己都“勉强度日”，我怎么能张得开这个口。

我甚至有些后悔，自己是不是太冲动了。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铺子里走出来一个人。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袖子高高挽起，露出的手臂上，肌肉线条依然清晰。头发已经全白了，但腰板挺得笔直。

他的脸上，手上，都沾着黑色的油污。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

我也愣住了。

二十多年没见，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但那双眼睛，还是和当年一样，明亮，有神，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是李师长。

“你是……小赵？”他有些不确定地开口，声音比以前沙哑了许多。

“师长！”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一个标准的军礼就敬了出去。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走上前来，重重地在我肩膀上捶了一下。“都多大年纪了，还来这套！”

他把我拉进铺子里。

里面更显简陋，各种工具摆放得倒是整整齐齐。一张小桌，两把椅子，桌上一个大茶缸，还冒着热气。

他给我倒了杯水，自己也在我对面坐下。

我们俩就这么对视着，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

还是他先开了口。“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他静静地听着，没打断我。

“这些年……过得还好吗？”他问。

“还行，在公安局档案室，快退休了。”我说，“您呢？师长，我听老张说，当年演习的事……”

他摆了摆手，脸上没什么表情。“都过去了。责任在我，处分我，应该的。”

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大口水，目光望向门外那条安静的老街。

“我这辈子，对得起这身军装，对得起手下的每一个兵，就够了。”

我看着他，心里翻江倒海。

这就是我的师长。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身在何处，他骨子里的那份担当，一点都没变。

“对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从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了翻，然后又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卫国，这个，该还给你了。”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五十块钱。

是五张崭新的十元纸币。

“师长，我不是来要这个的。”我急忙把钱推回去，“我……”

“我知道。”他按住我的手，眼神温和而坚定，“但这笔钱，我记了二十多年。当年，要不是你这五十块钱，那个牺牲战士的家，就塌了。”

他告诉我，那个战士是家里的独子，他父亲得了重病，急需用钱手术。战士把每个月的津贴都寄回家，自己省吃俭用。他牺牲后，部队发了抚恤金，但走流程需要时间。他父亲那边，一天都等不了。

李振急得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凑钱。他自己的工资，大部分也都接济了其他有困难的兵，身上根本没多少钱。

“我找你借钱，是我这辈子最张不开嘴的一次。”他叹了口气，“可我没办法，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兵，人没了，家也散了。”

我捏着那五十块钱，手在微微发抖。

一切都和我猜的一样。

“卫V国，”他看着我，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你这次来，不只是为了看我这个老头子吧？说吧，遇到什么难事了？”

第6章 一堂特殊的“课”

我终究还是没能瞒过他。

在他那双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眼睛注视下，我把儿子赵阳遇到的困境，一五一十地和他说了。

我说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自己像个无能的父亲，跑来向老首长求助，丢人。

李振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

修理铺里，只有墙上的老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被他拒绝，或者被他训斥一顿的准备。

“把赵阳叫来。”他忽然说。

“啊？”我没反应过来。

“让他来青岛，来我这儿。”他站起身，走到一台拆开的柴油机旁，拿起扳手，继续刚才的工作，“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兵，教出了这么个沉不住气的儿子。”

我心里又惊又喜，连忙给家里打电话。

赵阳接到电话，也是一头雾水。但他现在是走投无路，听说我这边可能有办法，二话不说，买了第二天最早的火车票，赶了过来。

第二天下午，赵阳站在了那间简陋的修理铺门口。

他看着满身油污的李振，又看了看我，眼神里全是困惑和失望。他大概以为，我说的“有本事的人”，至少也是个西装革履的大老板。

“李……李爷爷好。”他还是礼貌地打了招呼。

李振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只是扔给他一套同样洗得发白的工作服。

“换上。”

“干什么？”赵阳愣住了。

“干活。”李振的语气不容置疑，“从今天起，你就在我这儿当学徒。什么时候把你面前这台柴油机给我修好了，你再谈你的那三十万。”

赵阳彻底傻眼了。

他一个开广告公司的，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让他来修柴油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他求助地看向我。

我给了他一个“听师长安排”的眼神。

就这样，赵阳极不情愿地，在“振华机械修理铺”当起了学徒。

李振是真的在教他。

从认识每一个零件的名字，到学会使用每一种工具，再到理解柴油机的工作原理。

李振的要求极其严格，一个螺丝没拧紧，一个垫片没放平，都会被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来，让他返工。

赵阳从小到大，哪里吃过这种苦。

第一天下来，他手上就磨出了水泡，满身都是洗不掉的油污。

晚上回到我们住的小旅馆，他跟我大发牢骚。

“爸！你到底在搞什么？我公司那边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在这儿修破机器？这个李爷爷，他到底能不能帮上忙啊？”

“你急什么？”我给他递过去一瓶红花油，“李师长让你干，你就干。你以为他是在为难你？”

赵阳不说话了，但脸上的表情，写满了不服气。

接下来的几天，李振还是让他重复着最基础的工作。拆卸，清洗零件，再组装。

枯燥，乏味，而且累。

赵阳的性子急，好几次都想撂挑子不干了。

有一次，他组装一个部件，因为一个卡簧没装到位，怎么也合不上。他急得满头大汗，拿着锤子就想硬敲。

“住手！”李振一声断喝，吓了他一跳。

李振走过来，拿起那个部件，看了一眼，然后拿起专用的钳子，轻轻一拨，卡簧“啪”的一声归位，部件严丝合缝地装了上去。

他看着赵阳，眼神严厉。

“心不静，手就乱。手一乱，事就砸。”

“做生意，跟修机器，是一个道理。你以为你那个单子，是开发商资金链断了才黄的？我告诉你，根子在你身上！”

赵阳不服气地梗着脖子。“在我身上？我方案做得那么好，客户都很满意。”

“方案做得再漂亮，有什么用？”李振冷笑一声，“你没摸清对方的底细，没看清市场的风险，把全部身家都押上去，这不是做生意，这是！”

“你就像刚才，卡簧没到位，就想用锤子硬来。结果呢？要么机器报废，要么伤了自己。你做生意也是一样，遇到困难，不想着从根子上找问题，就想着走捷径，借高利贷，那不是火坑是什么？”

李振的一番话，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把赵阳浇了个透心凉。

他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赵阳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再到修理铺，整个人都变了。眼神里没了浮躁，多了几分沉静。他不再抱怨，而是老老实实地，跟着李振，一步一步地学。

一个星期后，那台复杂的柴油机，在他手里，被拆开，又被完整地组装了起来。当他最后一次拧紧螺丝，按下启动按钮，柴油机发出平稳而有力的轰鸣声时，他满是油污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笑容。

那是一种踏踏实实的、靠自己双手创造出价值的喜悦。

第7章 真正的“财富”

就在赵阳修好那台柴油机的第二天，一个中年男人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了修理铺门口。

男人西装革履，一下车，就快步走到李振面前，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爸。”

我和赵阳都愣住了。

李振点点头，指着我们介绍：“这是我以前的兵，赵卫国。这是他儿子，赵阳。”

然后又对我们说：“这是我儿子，李建军。”

李建军？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李建军热情地跟我们握手，目光在赵阳那双沾满油污的手上停留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赞许。

“爸，都听您说了。”李建军对李振说，“这事，我来处理。”

原来，李建军是省里一家知名重工集团的老总。我这才想起来，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财经新闻上。

我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成功的企业家，和这个简陋的修理铺联系在一起。

李振当年离岗后，拒绝了所有的安置，带着妻子和年幼的李建军来到青岛。他没有动用任何关系，就靠着这间修理铺，靠着过硬的技术和诚信，一步步把日子撑了起来，也把李建军培养成了才。

李建军从小耳濡目染，学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父亲身上那股踏实、坚韧、诚信的劲儿。他后来自己创业，也是从最小的生意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这间修理铺，李振一直没有关。他说，这是他的根。

李建军了解了赵阳公司的情况后，并没有直接给他钱。

他看了赵阳做的那个楼盘广告策划案，指出了里面几个华而不实、脱离市场的问题。然后，他给赵阳介绍了一个他们集团正在合作的、信誉非常好的房地产项目。

“机会我给你了，能不能抓住，看你自己的本事。”李建军对赵阳说，“至于你欠银行的钱，我先以公司的名义帮你做个担保，跟银行协商展期。这笔钱，算我借给你的，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给我。还不上的话，你就来我公司上班，从车间干起，用工资抵。”

赵阳看着李建军，又看了看一旁沉默不语的李振，重重地点了点头。

“谢谢李叔叔，谢谢李爷爷。我一定能还上！”

他的眼神里，重新燃起了光。

那是一种和以前不一样的光，更沉稳，也更坚定。

离开青岛前，我拉着李师长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谢谢”两个字，太轻了。

他不仅帮我儿子解决了天大的难题，更重要的是，他给这个浮躁的年轻人，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课。

李振还是那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国，记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孩子自己站起来，比什么都强。”

他又转向赵阳。

“小子，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做人，要像修机器，来不得半点虚假。有多大本事，干多大事。走正道，才能走得远。”

赵阳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程的火车上，赵阳一直很沉默。

快到家的时候，他忽然对我说：“爸，对不起。”

“说什么呢？”

“以前，我总觉得您太老实，太没本事，在单位待了一辈子，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混上。”他低着头，声音有些哽咽，“现在我才知道，您和李爷爷，才是有大本事、大智慧的人。是我太浅薄了。”

我拍了拍他的手，心里一块压了多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儿子，长大了。

第8章 五位数的退休金

赵阳没有辜负李振的教诲。

回到省城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他解散了原来那个好高骛远的小团队，只留下几个踏实肯干的。

他一头扎进了李建军介绍的那个项目里，从市场调研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拿出的新方案，专业、接地气，让对方非常满意。

一年后，他不仅还清了银行的贷款，还把欠李建军的钱，连本带息地还上了。

他的公司，也慢慢走上了正轨。规模不大，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我和李师长也恢复了联系，逢年过节，都会打个电话问候。他还是守着他那个小修理铺，说那是他的“阵地”。

几年后，我退休了。

退休手续办完的第二个月，我去银行刷存折，想看看第一个月的退休金到账了没有。

柜员把存折递给我的时候，表情有点惊讶。

我接过来一看，也傻眼了。

上面的数字，明明白白的是五位数。一万出头。

我的退休金，撑死了也就三四千块，怎么会多出这么多？

我以为是银行搞错了，赶紧去问。

银行查了半天，告诉我，这笔钱里，有一部分是我的正常退休金，另外多出来的一大笔，是一家叫“振华重工”的企业给我打的“特殊津贴”。

振华重工。

是李建军的公司。

我立刻给李师长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卫国，你就安心拿着吧。这不是我给你的，也不是建军给你的。”

他告诉我，李建军的公司做大之后，专门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针对那些曾经在部队服役、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但生活比较清贫的老兵，进行定期的生活补助。

“你是第一个进入名单的。”李振说，“这是建军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当年那五十块钱，不是钱，是一份情。这份情，我们李家记一辈子。”

“这……这我不能要，这不合规矩。”我急了。

“合规矩。”李振的语气很平静，“基金会是正规注册的，每一笔钱的去向都有记录，经得起查。你拿着，不是因为你帮过我，而是因为你这样的人，值得。”

挂了电话，我拿着那本薄薄的存折，站在银行门口，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的眼眶，又一次湿了。

从一九八三年的五十块，到如今每个月五位数的退休金。

这中间，隔了近三十年的光阴。

儿子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值的投资。

可我知道，这不是投资，这是一颗良心的种子，在时间的土壤里，开出了一朵温暖的花。

它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

比如，一个兵对首长的信任，一份雪中送炭的情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一份代代相传的、对善良的坚守。

这些，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