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人，赵力之（1915-2012），原名赵继祯，曾用名赵一，山西介休板峪村人。1938年3月，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介休县三区牺盟会秘书、太岳游击队政治部民运队干事、介休抗日县政府公安局长等职务，平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口述时间，1985年7月；红税工税史学习小组依据口述内容，将有些段落按照时间顺序略作调整，对个别字符进行了补正。

赵力之前辈

抗战时期，太岳区出现了两个被人们赞誉为善于打仗的县长，一个是灵石县县长李承锟，另一个就是我。有一次，时任太岳行署主任的牛佩琮见到我，很关切地对我说:“老赵，你能打仗很好，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这句暖人心窝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因为它表达了领导上对我的鼓励和关怀。

抗战时期，我在平遥县工作，一共经历了四次危险，

第一次

1941 年夏天，我随部队到接敌区开展政治攻势后，回到游击区黄仓坡底村住下。当天晚上，部队的同志来告我:“接到情报，敌人明天拂晓要包围黄仓坡底村，你跟我们走吧！”我当时没有在意，心想:“一个人怎么还跑不了?”便没有跟部队走。

次日拂晓，敌人竟然化装成“八路军”进了村，抢老乡的东西。老乡跑来告诉我:“日本人进村了”。多亏那时我们晚上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和鞋子，在炕上，头朝里睡，一听到动静，一个猛子爬起来就往外跑。这时敌人已站在了房顶上，伪军汉奸叽哩呱啦地乱叫：“抓活的!抓活的!”

我凭借地形熟悉的优势，冲出院门，一口气从村里跑到了村对面的山坡上，敌人的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急忙伏下身跳进水渠沟里，心想估计这下挂彩了（中弹受伤），用手从头摸到脚，发现没有血，爬起来又跑到对面的山顶上。

敌人在后边喊叫着:“没打死，又跑了”。

从坡底村跑到乱树岭村

我赶紧跑，一直到乱树岭村，回到了咱们的沁源根据地。地委书记王旭见我回来了，惊奇地说:“都说你被俘了，怎么跑回来的?”我说:“要是被俘了，还能回来?”王旭同志紧紧抱住我，高兴的连声说:“没被抓住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第二次

1942年2月14日，是农历春节，平遥县政府驻在孔家庄，县贸易局长张政、县政府秘书赵子游，不知从哪儿弄来个留声机，晚上不睡觉，两人听山西梆子。

我对他们说:“早一点睡吧，小心明天敌人来包围”。当时我有点感冒，我就去和路文浩同志睡在一个炕上。

第二天拂晓，果真敌人包围过来，听到敌人的叫嚷声，我又是一咕噜地爬起来，一面喊“路文浩！快跑！”一面冲出去，听到敌人的枪声和“抓活的”吼声，我和几个跑出来的公安队员沿着小路一口气顺沟跑到村对面的山头上，向村里方向看去，到处都是敌人。

我本想鸣枪通知驻杨家寺公安局的同志，但又怕同志们误认为是敌人的枪声，不敢往我们这个山上跑。

这次遇险，虽然我和一部分同志先跑出来了，可是战友路文浩、赵子游、张政、裴廉等同志没有跑出来。路文浩同志被捆绑起来，张政同志机灵，个子小，他装做老百姓，一面佯装给敌人烧水，并“讨好”地说:“太君喝水”。一面趁敌人不注意，将绑在路文浩同志身上的绳子松开，和路文浩同志乘机逃脱。赵子游同志个子高大，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敌人便让他抬上担架进了城，后来我们通过地下组织的关系，花了些钱，才将他保出来。裴廉同志被敌人抓到东北煤矿当了苦力工，至今生死不明。县武委会主任苗安良和行署来县检查工作的一位科长英勇牺牲了。

第三次

1942年的一天，我带着警卫员到三区开展工作，经过飞沿村时听村里的群众说，前面邢村(相距不到两华里)有敌人活动。我立即跑到当时有钱人家的坟地的石桌旁隐蔽，半天听不到动静，就和警卫员走进邢村。

一进村，就和日寇哨兵碰了个照面。日哨兵一面在我身上摸来摸去，一面喊“金票子大大的有”(意思是向我要钱)。

说时迟,那时快,我假装从口袋里掏钱，顺手掏出手枪对准日哨兵的太阳穴就是一枪，敌哨兵当即被我撂倒了。当时敌人摸不清我带来了多少人，慌忙地趴下应战。趁敌人不摸底细，我俩拔腿就跑。待敌人醒悟过来时，我俩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事后，警卫员逢人便说，“赵县长胆子太大”，说什么也不敢跟我了。后来，我挑选了英勇善战不怕死而且身高体壮的裴世典当了警卫员。

第四次

1944年的夏天，为了冲破敌人“囚笼”政策下形成的“格子网”，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带着警卫员裴世典化装成老百姓，单刀直入，直插五区黎基一带开展对敌斗争。

有一天，我们正在路上走着，迎面过来一个作恶多端的汉奸，此人臭名昭著，人人皆曰可杀，他看见我，鬼头鬼脑地探问:“听说山上的县长赵力之下来了，你们见到过没有?”我说:“听说啦，就在这一带。”当这个家伙正侧耳细听时，我迅速扑上去用双手紧紧卡住了他的脖子，并示意裴世典同志搬起块大石头朝他的脑袋狠狠地砸下去，这个家伙在连喊了几声后脑袋开了花。我们迅速撤回游击区果子沟。

裴世典同志一直跟随我战斗到我离开平遥县。我离开平遥后，裴世典同志转入正规部队，南征北战，多次负伤，有一次是腿部负重伤，成为二级残废军人。解放后，他复员转业，我把他推荐到太原市自来水公司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虽已回到平遥老家，但听说我被关起来了，专程来太原看我，被监管人员拒绝。裴世典同志在看守所门口抱头痛哭，可见我们所结成的战斗友谊多么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