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长沙暑气渐消,凉风轻拂,让人神清气爽。废墟重建,岳麓书院每间屋子都散发着好闻的桐油清香。院内移栽的树木,经过一年的培育,枝头已有一簇簇惹人怜爱的新绿。沉寂了30余年的书院,开始有了笑语、琴音与书声。
晨夕间,到处都是呼朋唤伴的身影。学子们穿着月白色的儒衫,戴着青黑色的儒冠,眉宇间洋溢着少不更事的欢欣。他们都是战后新生一代,没有噩梦缠身,也没有悲伤记忆。焦土潭州(长沙)经过30年的建设,也逐渐恢复到了北宋末年的繁华,长沙再次成了荆湖南路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宋末年,民间书院一度被禁,岳麓书院差点成了官方冶铸厂。后来虽然得以保存,但日渐衰落,形同虚设。南宋初年,兵连祸结,岳麓书院随着整个潭州城一同毁于战火,书院书生或死于抗金之战,或殁于兵匪之乱。昔年的文化中心一度成为文化沙漠。前后好几年,南宋朝廷陆续派出文臣武将进驻潭州,剿匪安民,废墟重建,长沙才一点点恢复生机。
就在两年前(1165年),潭州知州刘珙重建荒废了30余年的岳麓书院。正是刘珙的一力推动,修缮一新的岳麓书院迎来她载入史册的一场“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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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一天,理学新秀、福建才子朱熹来长沙访学,而主持城南与岳麓两座书院的张栻已赶去百里开外迎接。
百里相迎,这是多隆重的礼节啊!
对潭州百姓而言,朱熹或许还有些陌生。在宋代,诗词才是声名的最佳收割器。37岁的朱熹虽初具才名,但只在儒学思想领域。《四书集注》很多年后才会编撰出来,自然也不会纳入科举内容,新兴理学,这时跟普通儒生都还挨不上边,更莫说寻常百姓了。朱熹的重要性,此时还得靠张栻来衬托。能让张栻亲自跑那么远去迎接,肯定不是一般角色。
张栻是谁?宰相之子。天子近臣。年纪轻轻,就经常出入皇宫,国内外大事,他都有建议权。何况,又有巨儒胡宏给他背书,一句“圣门有人矣”,便把他的“江湖地位”给确立了,顺理成章地成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此时张栻虽在家丁忧,但他的影响力依然可让潭州许多官员黯然失色。
张栻的卓尔不群,让潭州百姓与有荣焉。为什么这么说?这还得从头谈起。
理学鼻祖周敦颐虽是湘人,但并未定居过潭州。他悟道的地方,在江西赣州、九江、湖南郴州、永州。继承他衣钵的,不是潭州人,也不是湖南人,而是远在洛阳的程氏兄弟,之后程门四子,更无一人是湖南的。
福建大儒胡安国出自程门。他与胡宏等三个儿子宦游湖湘,也将周氏理学带回了故乡,可惜他们只在衡阳湘潭等潭州辖地设院传道,使得当地的文化态势异常活跃。而作为政治中心的潭州城,已经很长时间都不再是湖湘的文化中心了,这让潭州人既焦虑,又惭愧。
现在,张栻正式接过胡氏衣钵,这意味湖湘文脉重归潭州,潭州人自然是欢欣鼓舞。张栻虽为四川人,但五岁入湖南,十岁进长沙,其父张浚在潭州城南筑尽心堂,侍奉母亲。少年张栻曾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已将长沙当作了第二故乡。之后时不时就会回家小住,休憩心灵,怡养性情。
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张浚病逝,张栻遵父嘱,从临安扶棺返湘。而早在三年前,张氏父子就在妙高峰下修建了城南书院。这家书院本是张浚给自己准备的,想退休后发挥余热,现在他中道身殒,只能让儿子继承他未竟的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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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潭州知州刘珙上任,重建荒废了30余年的岳麓书院,第二年,他聘请张栻作为书院主持。一人掌管两院,如此一来,张栻便成了整个潭州城的学问标杆。这既是张栻的荣耀,也是全潭州人的光荣,因为潭州人们早已把张栻当作了“长沙伢子”。
二
朱熹要来长沙访学,这个消息,一年前,湖南儒学圈就人所共知了。这是知州刘珙四处宣扬的结果。岳麓书院作为北宋四大书院,重建后如何尽快恢复声望,刘珙有自己的想法与手段。他就想利用手中资源,制造话题,互相抬升,彼此成就。
第一步就是力排众议,聘请33岁的张栻做岳麓书院的主持,当时书院并没有山长。之所以没有一步到位,是因为张浚新丧,张栻当时正在孝期,做山长于礼法不合。
这么年轻的准山长,在岳麓书院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按资排辈的儒学圈来说,这个消息足够劲爆,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与猜测。这正是刘珙希望的。他就等哪位不长眼的名儒,去找张栻理论学问,这样事件就会进一步发酵,从而达到宣传效应最大化。至于张栻会不会败北?这完全不在刘珙考虑之列。他对张栻有足够了解,也就有足够的信心。
刘家与张家交好。刘珙的父亲任职陕西时,曾被张浚提拔,是张浚的铁杆拥趸。之后两人同气连枝,沉浮与共。正因为这样,尽管初来乍到,刘珙对张栻的了解,也不比潭州任何人差。他不怕别人说闲话。相反他倒希望有人说他任人唯亲,这样就能引起更多围观。无奈张栻的声名,早在长沙家喻户晓,尽管他还很年轻,但受聘岳麓书院,竟没有半点异议,一切都仿佛理所当然。
既然这样,刘珙就得另外制造话题了,邀请朱熹前来访学,就相当于书院重开的酬宾大活动。他希望能借此举,助书院迅速重返巅峰时代。
而朱熹的学问底子如何,他更加清楚。朱熹是他父亲的义子,他的义弟,又是叔叔刘子翚的学生,如果能来书院跟张栻公开辩论,所爆发出的文化当量,绝不亚于火星撞地球;所产生的宣传效应,绝对是现象级的。
在自己脑海,刘珙已将那个舌灿莲花、唇吐玑珠、势均力敌的精彩场景想象了无数遍。而每想一遍,心头就会火热一阵,血液就会沸腾一次,催促朱熹尽快赴约的信函就会又多一封。
他不怕大张旗鼓,他相信朱熹会应约前来。朱熹此时跟张栻一样,正赋闲在家,有的是时间。他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何况刘珙从张栻那里得知,近几年两人通信频繁,已积累了大量的学术分歧,需要见面理论清楚。现在刘珙以官方的名义相邀,那么差旅食宿费用,就不需要全部由私人承担了。
反正要见面,完全可以公私兼顾。刘知州要他们做的,不过是来几场公开辩论,以飨潭州观众,以振书院声威。这对他们来说,如沙地拔萝卜,不过顺手而来的事。
长沙这边翘首以盼,可好事多磨,朱熹三次起意动身,但三次被琐事所阻。等得着急的刘珙,却因郴州平叛有功,升迁了。乾道三年一月,他就接到了朝廷的调令,但直到六月,他才怅然离开长沙。岳麓书院注定要来的那场盛会,他终是不能亲躬了。
好在继任者是张孝祥。为什么是张孝祥?估计也是刘珙举荐的结果。张孝祥认刘珙为老师,又得到过张浚的提拔。既然自己要调回朝廷,让张孝祥接手潭州,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张孝祥上任伊始,立马发信,催促朱熹尽快动身。同时多次与张栻敲定活动细节。
三
这起事先张扬的会讲,所取得的成功,超乎想象。
张孝祥与朱张都是同龄人,南宋状元郎,本是风流才子,又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平时就喜欢呼朋引伴,雅集群聚,填词饮酒。对类似活动的调度,他得心应手。
会讲持续了好些天。张孝祥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那几天,他推掉官场俗务,全程陪同,让朱熹好不感动,与人私信大加夸赞,“长沙使君豪爽俊迈,今之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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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张孝祥的名气,比朱张都要大得多。宋代词人排名,张孝祥差不多能跻身前十。一首《念奴娇· 过洞庭》,美得令人心尖打颤,无论什么时候吟诵,肌肤都会产生应激反应,乍起一层鸡皮疙瘩。
有如此风流人物陪衬,活动能不成功么?那些天,潭州城大小客栈,人满为患。书院门口的饮马池,被吸干半截。书院大厅,八仙桌被移至檐前,朱张侧向而坐,身后是两人的亲友团。
当时朱熹只有弟子林用中跟着。林的学问做得很好,名气也大,虽自称朱门弟子,朱熹却将他视作畏友。因主场优势,张栻的亲友可就多了。有胡宏的同窗与弟子,也有他自己的弟子与晚辈。历史留名的,就有近十人。亲友团杂坐一起,未分楚汉,朱熹也就没有客场尴尬。
前头就座的,是潭州城以及附近州府受邀或慕名而来的官僚宿儒。之后就座的,是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学子。再之后,就是抱各种心思、从各地赶过来的儒生。这类人都有秀才身份,庭院太小,没法给他们设座。好学的童生与看热闹的百姓,则只能在外庭围观。晚上,潭州百姓眉飞色舞地传播道听途说的八卦新闻时,私塾老师们则云里雾里地给各自带来的童生,夹叙夹议白天的精彩内容。至于八卦的真实性与解说的准确性,只能交由老天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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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书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但配套措施还没跟上。张朱没有住在岳麓书院,而是住在城南书院或尽心堂张栻家中。所以,朱熹来访的那段时日,潭州百姓每天会看到一群英姿勃发的读书人,早晨从河东渡往河西,黄昏或夜里,又从河西渡往河东。这本是潭州城南门来往西东的一个渡口,因朱张带着学子来来往往,很快就被老百姓喊成了“朱张渡”,潭州官员因此勒石以铭。这个约定俗成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这几场会讲,事先应该是排练过的。更多的是向外界阐述他们的新观点。互相之间的质疑与辩论,都控制在理性的范围,不可能真的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会讲氛围热烈又不失和谐,两人面含微笑,侃侃而谈,各抒己见,互谦互敬。在公众面前,展现出了新儒学带头人足够的智慧、学养与胸襟。
真正的交锋,则在私底下,只有几个熟人在场,甚至有时只有他们两人。那些天,在岳麓山巅,在湘江河滩,在妙高峰下,两人时不时就会争论起来,论到酣处,声音不由自主就高上几分。待一人莞尔一笑,另一人才乍然惊醒,为自己的失态而摇头致歉。最后彼此会心互指,哈哈大笑,江滩鹭林鸟惊飞,在空中盘旋。
张栻出生四川,朱熹出生福建,山遥水阔,两人看起来没什么交集,但其实他们的父辈、师长与亲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单骑入临安,力谏孝宗重拾抗金之心。朝廷虽未采纳他的攘夷之策,却委任他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而不受,重返福建。临行前,第一次见到张栻。两人由此相识。因家世相厚、学问相近,理念相同,才华相当,京城相聚虽短,但倾盖如故,两位年轻人很快就结下了美好情谊。
张浚病逝,张栻扶棺西返。朱熹从福建出发,半途哭祭。两人相遇于南昌,又沿赣江逆流而上,至丰城,朱熹才挥手告别。三天的舟中相处,没有别的娱乐,清聊益发深邃,彼此敬佩有加,由此互托知己。
接下来的三年,两人通信频繁,无话不谈,由此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也是见面后有时会吵得一塌糊涂的原因。在这一场场漫长的争论中,彼此的情谊不减反增。
这次相聚,远迎于渌江书院,会讲于岳麓山下,夜栖于妙高峰旁,游览于衡州南岳,最后分别于株洲渌水。将近三个月的形影相随,两人的感情如何浓至深处?有他们留下的149首唱酬诗可以剖析。张栻说“南山对床语”“已抱离索忧”;朱熹则说,“明当分背去,惆怅不得留。诵君赠我诗,三叹增绸缪”。还在南岳游玩时,张栻就已离愁萦怀,忧思重重了。而想起明朝即将分别,朱熹整夜未眠,末了只是不停吟咏张栻的送别诗,心中的惆怅浓得化不开。那番情境,让人不仅想起柳永《雨霖铃》中的意境。
张栻夸朱熹“君侯起南服,豪气盖九州”。朱熹赞张栻“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我认为你豪情可冠九州。你却说,从我这里得到了整个世界。这些,足见两人的惺惺相惜。
四
很显然,刘珙的预期目标达到了。岳麓书院以朱张会讲为契机,明习时务,钻研经典,创新观念,很快就声名鹊起,“于时远近向慕,弦诵之盛,出于邹鲁。”说是岳麓书院吸引了四方学子,教育盛况甚至超过了孔孟之乡。
这个评价,相当高了。有些学子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这里的湖湘,代指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后,岳麓书院也被看作“湖南道学之宗”,其求真向学、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流风余韵,对全省乃至全国成风化人的书院教育,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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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傍”,这是晚年朱熹的诗句。而在当时,朱张两人的脑子里其实并没有结盟的概念,都以为只是好友之间,纯粹的学术探讨,但他们也没想到,朱张会讲成了新儒学燎原的一次伏笔,潭州儒学迈进一个新时代。
朱张不知道的是,作为时代巨子,两人掀起的气流,后来竟演绎成了历史风暴。这看似一次探亲访友,本质却是一次文化结盟。使得闽学与湘学,很快成了南宋显学。不但如此,理学也就此走出小打小闹的学术圈,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观念革命,以理学为核心的新儒学取代了旧儒学,一跃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元、明、清三朝,由朱熹批注的儒家经典,成了科举的必考内容。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南宋初期,理学研究虽然还是各自为政,但在闽、湘、川、赣、苏已遍地开花,就像一小片一小片的根据地,只要打通他们之间的关连,就可以星火燎原,变成思想观念的大片解放区,继而席卷全国。
时势造就英雄,而英雄又改变时势。朱张二人应时而生,长沙的这次相聚,相当于一次观念上的破冰行动。在之前的多次通信中,两人发现了彼此的相同与不同。因为牢不可破的友谊,让他们愿意坐下来,彼此验证,查漏补缺,互相成全。
经过仔细推敲,认真探讨,朱张发现那些不同的观点,有些只是互不相交的平行线,方向却是一致的。只要在两者间架设连通的“枕木”,理学的“火车”就可以风驰电掣了。而另一些观点,看似不同,其实也没多大的偏差,只要互相稍微靠近,就可以找到互相重叠的部分。
至于那些完全相反的观点,那就看各自的学问与辩才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我折服了你,你就得选择信我。而如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搁置争议,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彼此都认同的学术研究里。
这种观念整合,非朋友之间不可,否则很难成功。长沙相聚之后,朱张再写新著,都要先寄给对方修改,对方首肯后,才敢刊发出来。两人甚至还在某些著作上,共同署名推出。
八年后,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江西铅山县有一场辩论,史称“鹅湖之会”,因为互相之间早有成见,结果针锋相对,不欢而散,心学也由此从理学中彻底分离出来,再不能形成合力,彼此助推,互相成全。
或许正因为这样,朱熹在去世前,才会遭遇思想革命的“倒春寒”,以致离群索居,郁郁而终。守旧官僚不但将朱学为代表的新儒学视作伪学,还将朱熹视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之徒。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儒学替代旧儒学已成为一种必然。朱熹逝世后仅两年,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再次汹涌而来,席卷整个南宋王朝。
可惜的是,张栻将“湘学”推至巅峰时,猝然离世,年仅47岁。很显然,若他离世没那么早,朱熹未见得能坐稳孔孟之后的第三把交椅。但历史容不得假设,潭州人们只能在无限怅然中,合上“朱张会讲”的那一页。
但不管如何,这场聚会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它几乎决定了后来中国社会几百年的科举生态与社会形态。这次求同存异的学术结盟,让朱张成了历史天幕上灿烂的星辰。
作者简介:谢宗玉,湖南长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代表作有《遍地药香》《贼日子》《与子书》《涂满阳光的村事》等。
编辑/彭培成 校读/肖应林初审/李颖 终审/沐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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