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中非民间医疗合作计划,改变了8名非洲学生的人生轨迹。

“我的目标是在加纳建立西非第一家神经科学医院,改善加纳的医疗卫生状况。”在中非经贸合作和企业社会责任平行论坛现场,“中-非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计划”的首位学员伊莎贝拉·奥波库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享道。

7月25日,第七届中非民间论坛、第七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在长沙开幕。当天,来自中国的医疗机构、公益组织、企业等民间力量与非洲国家的政要、政党和青年领导人围绕医疗支援服务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8名学生和一项中非医疗行动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无私援助与奉献从未消散。

地处西非的加纳,是伊莎贝拉的家乡。这里盛产可可豆,有成片的热带雨林、草原与荒漠,但也交织着混乱、贫穷与疾病,除了骇人听闻的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癫痫病、脑肿瘤、儿童脑积水等常见神经外科疾病也逞凶多年。而与之相对的是,首都阿克拉拥有国立医院4所,各省和大区各拥有较大国立医院1所。大多数医院设备陈旧、缺医少药。

“回到加纳,改善我们国家在神经外科领域的医疗环境,这是我的责任。”伊莎贝拉对记者说。2022年,她在中国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结束为期4年的专科医师培训后,作为加纳第二位女神经外科医生,回祖国从事医疗工作。

让她受益的是一项被命名为“中-非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计划”的项目。

2018年,为加强中国与非洲的卫生领域合作,中方宣布将为非洲培养医疗专业型人才,提供神经外科、心血管、妇产科、儿科等领域的专科医师培训。同年,“中-非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计划”在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和非洲神经外科医师联盟(CAANS)的支持下正式启动。

“首批8名学员来自加纳、肯尼亚、几内亚、坦桑尼亚、利比里亚、乍得和冈比亚等7个非洲国家,他们需要在中国开展为期4年的神经外科专科培训。”CAANS主席、肯尼亚内罗毕阿迦汗大学医院教授穆罕默德·库雷希告诉记者,来华参与该项目的非洲学生,经过了严格的选拔流程,并签署完成规培后在本国公共医务部门最低服务5年的协议。

这些学生所在的非洲国家,几乎没有神经外科医生。2024年,来自国际知名期刊《神经外科杂志(Journal of Neurosurgery)》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全球约有72967名神经外科医生,合并密度为每10万人0.93名神经外科医生。其中,西太平洋为1.58名,东南亚为0.34名。而非洲仅有0.11名。

“中国为非洲培养神经外科医生,弥补了非洲神经外科领域的空白。”穆罕默德·库雷希说,中非合作项目将为无数非洲患者带去救治的希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洲神经外科医生的用人紧缺困境。

“从无到有”的非洲神经外科医生

论坛现场,凌锋分享了这段见证非洲神经外科医生“从无到有”的故事。

对于外界而言,凌锋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介入神经放射学奠基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但不为人所知的是,她同时也是“中-非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计划”项目的联合发起人之一。

凌锋对记者说,早在10多年前,她任职于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时,便开始致力于推动中非国际医疗援助。当时,时任主席马吉德·萨米教授提出了“非洲100”神经外科人才培育项目,希望能够培育100名非洲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在凌锋的努力下,“中-非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计划”得以发展,该项目也是“非洲100”神经外科人才培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项致力于共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培训计划,也是一次构建更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在凌锋看来,帮助非洲培养医疗人才不仅是中国人道主义担当的体现,更有效输出了中国外交“软实力”。

她回忆说,近一年,8名非洲医生陆续在中国完成学业,多位非洲驻华大使表达了对中国援助行动的感谢。在首批“中-非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计划”结业仪式上,加纳、几内亚驻华大使均出席,感谢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帮助,期待中非进一步深化合作。

随着中非双边合作日益深入,非洲女性对中国的好感也与日俱增。作为该项目唯一的一位女性学员,伊莎贝拉表示,在非洲大陆,特别是在西非,人们很难想象女性也能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但我的教授凌锋扭转了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落后局面,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女性在神经外科医学的无限潜力与可能。”

“多数非洲家庭认为神经外科医生‘过于职业’。”穆罕默德·库雷希说,在非洲,传统的女性角色总是与家庭交织在一起,不过,随着中非合作项目培养伊莎贝拉,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非洲家庭开始重视女性教育。

用新质生产力促进医疗外交

如果说,非洲缺乏医学人才与非洲医学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那么卫生设施不足则与非洲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非洲的医疗问题在于经济差、人口多,很难获得高精尖的技术、设备和方法。”论坛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湘斌对非洲卫生设施不足、公共卫生体系脆弱现状感到担忧。

潘湘斌记得,他遇到过一位肯尼亚医生,在英国学医,但当他学成回到肯尼亚却发现当地医疗设备过于简陋,不得已转行当了政府官员。潘湘斌表示,“希望能从医疗专业技术的角度帮助非洲。”

据世界银行统计,非洲人口占全球的17%,但卫生支出却不足全球的2%,每年人均健康支出仅12美元。普遍的财政困境导致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以治疗心脏病的介入诊疗技术为例,建设一间介入导管室的费用大约在3000万元到5000万元人民币,许多非洲国家全国也仅有一两家介入导管室。

“不过,只为非洲援助高精尖的设备,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潘湘斌解释称,“我们做一台心脏外科手术,没有二三十个人根本搞不了,而做心脏介入手术所需要的导管室非常昂贵,即使美国也只有1600家医院装备了导管室,大家很难在短时间内援助非洲建立大型医疗系统。”

如今,中国的医疗创新技术为非洲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明的超声引导的介入技术,不需要导管室,甚至不需要医院,只需要带一个笔记本大小的超声机就可以在农村做手术。”潘湘斌说,中国的原创诊疗技术让手术变得简单很多。

在实施超声引导介入技术的移动介入治疗手术车上,装有超声机、手术床、监护仪及多项专利设备,并装备了层流消毒系统。医生可以在车厢内直接为患者进行手术,在实时超声的引导、监视下,完成穿刺、置管、治疗等操作。

60年来,中国援外医疗队通过临床带教、手术演示、远程指导等多种方式,与多个非洲国家医院建立了对口合作关系,支持非洲国家建立重点专科中心,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中国援外医疗队员累计诊治患者2.9亿人次,其中大多数患者在非洲。

潘湘斌表示:“只有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技术才能改变以往的援助模式,用新质生产力换道超车,帮助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或将谱写援外医疗新篇章。”

文/李悦 李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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