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老北京人经常会提到“三大刘”。顾名思义，三家姓刘的大家，之所能有如此称谓，必然有他们的特殊的本事。“三大刘”分别是“梳头刘”、“算盘刘”、“当铺刘”。“梳头刘”家的本事就是有一手不传外人的梳头手艺。他们的顾客非一般人，上至慈禧太后，中到王府福晋，最低也是一品大员家的夫人。可想而知，“梳头刘”家能在老北京人口中传开，绝非浪得虚名。“算盘刘”家，一看便知打算盘的手艺是一绝，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专为皇上掌管账房的。专为皇家服务的内务府的流水账就由“算盘刘”家负责计算。所以说，“算盘刘”家的名声能享誉京师，那也是实至名归。

第三家“当铺刘”家，那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就是我家。我叫刘楫，号汝舟，取自诗经“用汝作舟楫”。别人一般都称呼我刘汝舟。我是“当铺刘”家的一员。说起“当铺刘”家，在老北京人口中，那是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我要说的是做当铺生意还不算我家最辉煌的时期。而最辉煌的时期应该是经营钱庄生意的时候。你可能没听过老北京的四大钱庄：恒和、恒兴、恒利、恒源，但你一定听过这样几句话：头戴马聚源的帽子，脚穿内联升的鞋子，身披瑞蚨祥的衣裳，腰缠四大恒的银票。这几句话是形容当时老北京有钱又时髦的人。当时在老北京你没有这样的标配，那你就算不上时髦的有钱人。而这几句话中的最后一句里面的四大恒就是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四大钱庄。

当然，这四大钱庄都与我家有关系，尤其恒和钱庄，创始人就是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叫刘槐庭，名字叫侃。当然，在我爷爷发迹后，老北京人没有敢直呼他的名字的，都称呼他“槐翁”。（过去对人的尊称）而说起我爷爷的发迹，那就不能不说我的老爷爷。我老爷爷叫刘文祥，老家宁波慈溪。曾是一位官员的师爷。因为这位官员任职到期，需要到京师等着被安排新职务。就这样，我的老爷爷跟随着这位官员来到了京师。官场上的那点学问，官场上的人都懂，一定要拉关系，走后门，送礼物。不幸的是，我老爷爷和这位官员拉了关系，走了后门，送了礼物，但还没等到安排新职务，这位官员就一命呜呼，死在了京师。

老爷爷把这位官员装殓起来运回了老家，但在那个地方，老爷爷也很难谋生。就在走投无路之时，老爷爷突然想起了当初在京师拉关系、走后门、拜访的那些官员。作为师爷，老爷爷肯定有着自己的本事和精明之处，也有着自己的野心，但没有靠山都是空谈。就这样，老爷爷带着家人来到京师，走进了秦老胡同增家。增家在内务府任职，增崇是内务府大臣，也是老爷爷曾跟随那位官员拜访的一位。在当时只要听到内务府这三个字，你一定要知道这是皇家的小金库，能在内务府任职的人，一定与皇帝有着特殊的关系，而这些人必定都是极有钱的主。人人都知道这些人家财万贯，人人都羡慕不已，但人人也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因为，这些人的身份是皇家上三旗的包衣，羡慕的人认为这是皇帝亲近的人，而嫉妒恨的人会认为不就是皇帝的奴才吗。但不论作为皇帝亲近的人，还是皇帝的奴才，不可否认，人家就是有权有钱。所以，老爷爷就选择了秦老胡同的增崇家。

要说那时的官员，他既不会唐突地拒绝人，也有一些识人的本事。增家既没有让我老爷爷在他家做事，也没有为他找个另外的差事，而是送给他一笔钱。其实道理很简单，给你找个差事，做不好，那是给增家脸上抹黑，而送一笔钱，很利索。拿着这笔钱，有本事，你能挣碗饭吃，没本事，花完了，你也不好意再来求人了。增家能在官场上三代不衰，不得不说人家有着自己的处世之道。不欺弱，不欺小，给你一定的资源，考验你的本事，后面的路全靠你自己。自己败了，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没本事，赢了，那也是你的本事。

就这样，我老爷爷从增家得到了一笔钱，到底有多少，我也说不清。但我知道，老爷爷拿着这笔钱摆了一个兑换摊子。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小本买卖很少能用到银子，只需要铜板就足够了。所以，很多人有银子做起生意不方便，就需要兑换铜板，那就要到我老爷爷的兑换摊子上兑换。比如一两银子兑换五百个铜板，老爷爷会在里面抽几个。其实，就是别人用几个铜板换一种在生意交易中的方便。老爷爷做生意，有脑子，有能力，会算计，所以生意越做越大。由兑换摊变成了兑换铺。生意变大的同时，需要的钱就越多，此时，就需要有人投资。

果然，生意红火了，赚钱了，就不怕没人投资。当然，老爷爷还是选择内务府的增崇家。因为，他知道自己当初的本钱是人家给的，而自己赚了钱，也一定不能忘了人家。然而，清朝大清律曾有规定：官员不能与民争利，也就是不能拿钱做生意，不能和民间的生意人争利益。但这条清律的效力不是太大，因为官员不需要自己做生意，可以选择投资，让别人做生意，等赚到钱可以抽成分红。增崇家是内务府官员，会做官，却不一定会做生意。而家里的钱又不计其数，自然不会选择让钱在家里发霉，于是我老爷爷一说需要他们投资，并保证收益后，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生意越来越大，我的爷爷刘槐庭也一直积极地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同时，他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里。此时，我的爷爷刘槐庭开始崭露头角。没想到的是，爷爷比老一辈更有头脑，更有魄力，更有眼光。因为，他帮助着老一辈一路把兑换摊变成了兑换铺。一路走来，他的经验也是一路丰富。有了经验，有了头脑，有了眼光，加上魄力，人不成功都难。年纪轻轻的爷爷就尝到了成功的滋味。然而，成功的背后，一定会遭到很多人的羡慕嫉妒恨。年轻气盛的爷爷毫不理会这种眼光。

此时，老爷爷也年龄大了，也管不了，对于儿子的能力和本事是相当认可的，但在儿子为人处事方面很不放心。做生意犹如做人，年轻气盛之时，有闯劲，有活力，开创一番事业自然是好的，但生意大了，人到年纪了，就要寻求平稳。糟糕的是，爷爷的生意做大了，但人还年轻，这就出现了冲突。生意上需要平稳发展，而生意人身上的闯劲与活力，还继续推着高歌前进。爷爷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老爷爷也没能及时阻止，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赔了钱，还不上，后果很严重，因为债主不是一般的生意人，而是响当当的内务府大臣。人家可能不会直接找你还钱，但略使小手段，就能让人死无葬身之地。现在摆在爷爷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跑。奇怪的是，人跑了，增家并没有追债，也可能人家根本没当回事，也可能是官员变相做生意，闹大了，也不好看。

然而，在外面可没有京师的机遇多。人啊，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成不了，但凡能干出点事的人，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得有，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肯定不行。爷爷几年后领悟到了这一点。于是，他重新杀回京师。更佩服爷爷的是，他居然鼓起勇气再向债主，向增家借钱。增家这家人眼光也很独到，认为爷爷欠了他们的钱，还敢再向他家借钱，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当时，增崇就认为我爷爷欠了钱还敢来，说明这人还可靠，讲信用。当然，增家也是有钱，也看着老一辈的面子，相信爷爷能翻盘，居然又一次帮助了我家。

就这样，爷爷凭着几年的沉淀，过去的经验，很快由兑换摊变成了兑换铺。此时，爷爷感觉时机成熟，在老北京开了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这就是后来闻名京师四大恒中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东四牌楼在京师是相当繁华的地方，当时称老北京城“东富西贵”。就是因为京师东边的东单和东四是富人聚集的地方。钱庄开设在这种繁华的富人聚集地，给这些人的生意交易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所以生意相当火爆。就在恒和钱庄开业的第一年，我爷爷就赚取了相当大的利润。没想到的是，我爷爷把这一年赚取的利润全部分给了投资的东家增家。一方面是，感恩增家的数次相助，另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大的投资，扩大生意。爷爷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毛头小子了，只知道凭着一股子蛮劲扩大生意。现在，他有了更长远的眼光，更大的目标。

爷爷想要继续扩大经营兑汇和存款的业务。因为，他看到大宗银两在生意交易中相当的不方便。于是，他想把大宗银两变成银票，这样有利于货币的便利流通，同时可以促进大宗商品的交易，也方便了那些生意人。在此基础上，恒和钱庄还实行存款付息，并在北京范围内实行代付代汇的业务。爷爷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的老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因为这样要比当初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要大得多。不仅风险大，还要有充足的流通资金和后备资金。爷爷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增崇家。增家是否能听懂爷爷的想法和计划，不得而知。但增家再次相信了爷爷。一方面，增家相信爷爷的人品，另一方面，增家投资恒和钱庄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回报。

这一次，增家也豁出去，不只自己一家投资，还拉上了金鱼胡同的那家（那桐家族，内务府大臣后升为军机大臣）和庆亲王（奕劻家）。这三家在当时的京师不论在权势上还是在财富上占了京师的半边天。三家同时向恒和钱庄注资，促使钱庄经营的范围和业务进一步扩大，随后爷爷又相继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利、恒兴。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四大恒。四大恒钱庄皆设于东四牌楼周围。恒和在牌楼路西，恒兴在其北，隆福寺胡同的东口，恒利在路东，恒源在牌楼东路北。经过几年的发展，四大恒钱庄的分号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只要有我爷爷亲手签字的银票或汇款单，可以在全国任意分号支取银子。

此时，我们家在京师已经成为了首富，而在全国也可能是首富。因为，当时已有人把我爷爷和胡雪岩并称为北刘南胡。胡雪岩是红顶商人，名气很大，也有人说他是全国首富，但我们家的财富毫不逊于他。只不过，我爷爷依靠内务府官员投资发家，但并没有过多地涉足官场，而是主要经营钱庄生意。后来，爷爷年龄大了，就开始逐渐转行，把钱庄改成当铺。因为，他认为钱庄生意风险太大，后辈不一定有能力经营这项生意，而当铺风险就相对小得多。所以在我爷爷六十岁时，钱庄就基本转成了当铺。我父亲接手的就是当铺。然而，没想到，我父亲的魄力和能力，一点也不逊于我爷爷。几年之内，父亲相继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铺。

生意人就是这样，越有钱越会赚钱，钱滚钱，越来越多。所以，父亲后来又在我大哥的帮助下，一共在北京创办了十三家当铺，在天津创办了四家当铺。虽然，有些当铺是别人投资的，但都要由我父亲和大哥经营。即使后来清朝完了，投资的东家依然可以拿到相当可观的分成。当然，我家还是获利最多的。之后，我家在大连购买了四百间房产，并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在北京的马大人胡同买了一所四合院，并扩建成四进五院落的大宅门。 提起马大人胡同刘家，在当时的老北京无人不知，更让人羡慕的是，父亲花了五万大洋在家里建了一座戏台和观戏大厅，足足可容纳五百人之多。就连增家也没有这样的戏台和观戏大厅，有时候，增家办喜寿还借用我家的戏台和戏厅。即使这样，戏台也经常搁置不用，因为只有办喜寿的时候才用到。其实，此时我家的财富和爷爷创立四大恒时候具有的财富不相上下，只不过经营的行业不同，一个是钱庄，一个当铺。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家发家是靠着钱庄发起来的。

这就是我的家族，一个家族能发家，不仅只靠个人能耐，还要时刻把握机遇。有能耐，你只能保证自己吃饱饭，不饿肚子，但想真正发家，能耐和机遇缺一不可，有时机遇比能耐更重要。还是那句话，你本事再大，没有机遇，这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