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此时新中国已经建立9年之久，旅居香港的新桂系将领之一、曾担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突然接到了李宗仁的一封来信，在信中他表示：自己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够献给祖国，同时，也在信中表露出了落叶归根的心愿。
李宗仁在信中所要献给祖国的那批文物，据他自己所说，在北平买时，花下了11万美金之巨。
然而，当这批李宗仁要献给祖国的文物真正送到北京并经过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鉴定之后，大家惊讶地发现，这批所谓的文物，大部分都是赝品，而就价值而言，据专家们估计，顶天也就3万美金。
得知专家们鉴定的结果之后，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长青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一直当家深知“柴米贵”的周恩来总理则表示：可以给李宗仁5万美金。
而这些事情最终报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一眼就看出了李宗仁投石问路之心，他对周总理开玩笑说：
恩来同志，你一辈子做统战工作，这是人家以此做敲门砖，投石问路，又不是做买卖，他要11万美金，就叫财政部长李先念拨给他12万美金。
很快，12万美金被交到李宗仁的手中，李宗仁对次十分满意，他对程思远说到：共产党是识货的。
1958年时，距离李宗仁离开大陆已经9年之久，自1949年国民党被彻底击败，失去大陆之后，担任着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就不得不离开大陆，远赴美国。
作为共产党的老对手，也是国民党的一方巨擘，李宗仁为什么突然向大陆捐建文物呢？他以文物为名投石问路，其目的究竟为何？
作为新桂系的首领，李宗仁在民国时期堪称大名鼎鼎，无论是谁书写民国史，李宗仁的名字都是无法绕过的。
这个33岁就一统广西的新桂系缔造者，一直在民国的舞台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他曾多次野心勃勃地与蒋介石争锋，成为国民政府系统内蒋介石最大也是最难缠的对手，也曾在抗战时期带领中国军队打出著名的台儿庄大捷。
而其领导下的新桂军，更是国民党军队中除蒋介石中央军之外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最为难得的是，李宗仁还是蒋介石诸多内部对手中，最为百折不挠的一个。
1927年北伐成功后，中华大地就形成了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国民党四大新军阀。然而，当中原大战蒋介石以一敌三并取得胜利之后，就彻底奠定了国民政府领袖的地位。
冯玉祥失去了西北军这个起家的老本，再无挑战蒋介石的可能，阎锡山龟缩山西，彻底失去了角逐天下的心气，再没有迈出过山西一步。
唯有李宗仁屡败屡战，直到1949年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李宗仁依然没有放弃，而这也最终让他成为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国民政府代总统。
然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日落西山，而且，退居幕后的蒋介石依然牢牢掌控着国民党的大权，因此，李宗仁虽有代总统之名，却没有多少实权。
最终，随着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权彻底被一扫而空。而此时，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高官们面临三个选择：或投入新中国的怀抱，或随蒋介石一样龟缩海岛，或流亡海外。
此时，李宗仁再次表现出自己卓越的眼光，对于蒋介石极为了解的李宗仁并没有被蒋介石的拉拢所迷惑，他果断放弃前往台湾，以赴美求医为名到了美国。
同时，他还劝与他的作了二十多年的老搭档白崇禧不要被蒋介石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然而，白崇禧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选择前往台湾。
白崇禧到达台湾之后，果然如李宗仁所料，蒋介石许诺的权力和地位没有一个被兑现，最终，白崇禧还落得个不明不白的去世的下场。蒋介石对李宗仁的仇恨远比白崇禧更大，如果李宗仁也退往台湾，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而因为自己敏锐的判断，李宗仁在美国过得十分安稳，蒋介石纵然万般愤恨，却始终鞭长莫及。
然而，成功地逃过蒋介石的报复，并没有给远在美国的李宗仁带来多少满足感，原本离开美离开大陆前往美国时，李宗仁依然有着自己的谋划，他当时的愿望是，利用美国寻求所谓的第3条道路。
然而，新中国的迅猛发展，蒋介石集团的阻挠和美国的冷淡，使得李宗仁很快意识到，他的所谓第3条道路完全是错误的，也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美国的李宗仁虽然没有生存之忧，但是生活上却极为苦闷。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迅速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志愿军还能在战场上正面击败美国，在李宗仁内心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在美国的李宗仁就曾对朋友说过：“共产党真了不起”。与此同时，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大陆和家乡在李宗仁的心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也许从这时起，李宗仁的内心深处起到了落叶归根的想法。
就在李宗仁的内心产生巨大转变的时候，1955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时的一番讲话，再次激发了李宗仁叶落归根的想法。
当时，周总理在关于中美关系时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
中国人民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解远东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解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听到周总理的这番声明之后，李宗仁立刻请人起草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大纲，还亲自撰写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并将自己的这一建议分别交给了艾森豪威尔、艾登和尼赫鲁。
在建议书中，李宗仁除了反对所谓的“联合国托管”之外，还有这样一番描述：
“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ZY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
李宗仁的这个建议除了交给三个国家的政要之外，还在纽约进行了公开发表。因此，李宗仁的这个建议迅速被新中国获知。
而一直对于美国动态极为关注的李克农，立刻敏锐的觉察出李宗仁这一建议蕴含的深意：这其实是李宗仁在政治立场上的一次重要转变。
因此，李克农立刻向中央报告了李宗仁的这一建议以及他的思想转变，并对李宗仁转变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李克农认为，李宗仁之所以思想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周总理在万隆会议发表了相关声明之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舆论呼声确实日渐增高，李宗仁希望能够顺应这种世界舆论。
另一方面，李宗仁则受到了新中国对于国民党集团宽大政策的影响。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五虎上将之一卫立煌从海外归来、加入新中国的巨大影响。
所以，在向中央汇报并作了李宗仁思想转变的分析之后，李克农果断地提出这样的结论：李宗仁靠拢新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于李克农的这种分析，有过极深情报和统战工作经历的周总理表示认可，因此，总理当即表示：希望李宗仁在他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从1955年开始，新中国对于龟缩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政策就发生了重大转变，当时，中央决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国民党集团内部的人员进行统战工作，就成为当时的工作重点之一。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才有了包括杜聿明在内的数百名国民党战犯被特赦的决定。
而李宗仁作为在国民党集团内部拥有巨大影响力和背景的桂系首领，争取他的回国，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就成为争取和平统一祖国、推动第3次国共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这项工作是极为秘密的，而且级别极高——直接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
那么，这项工作应该怎样展开？从哪下手呢？
周总理将目光转向了程思远。程思远是新桂系的核心人物之一，早在1930年时，程思远就担任过李宗仁的秘书。在国民政府时期，程思远也一直担任着桂系智囊这一角色，是李宗仁最为信任的人之一。
而且，即便是新桂系彻底被消灭之后，与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新桂系将领们不同，程思远依然与李宗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最为难得的是，1956年，程思远返回大陆并在东北等地参观，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他的思想也发生巨大的转变，他认为，中国的前途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始转而选择支持中国共产党。
所以，周总理将程思远视为中国共产党与李宗仁沟通的最好媒介。在周总理透露出新中国愿意争取李宗仁回国的想法之后，程思远也十分开心，时隔多年后回忆，他依然十分激动：
周总理让我把他谈话的精神转达给海外人士，并邀请李宗仁先生在适当的时候回来看看，这是周总理给我的光荣任务，我当即表示愿意为此而努力。
有了程思远这个最好的沟通桥梁之后，大陆与李宗仁的联系人变得顺畅且频繁起来。而对于李宗仁而言，虽然他本心已经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希望能够回到大陆，但是，这其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对于与他争斗了半辈子的中国共产党怎么想，李宗仁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也正是因此，才有了李宗仁将一批大多为赝品的文物捐献给国家，毛主席却批给他12万美金的事情。
毛主席12万美金的回馈显然令李宗仁十分满意。因为这意味着，李宗仁的投石问路获得了极为积极的响应，李宗仁随即也变得更加积极起来。
而周总理也再次召见程思远，并说道：李先生出于爱国热忱要向国家捐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他当前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
周总理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1959年时，大陆恰逢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并非李宗仁回国的恰当时机，而且，虽然此时的李宗仁已经萌生了落叶归根的想法，但是其内心深处的准备依然不够充足。
最为关键的是，此时李宗仁在政治上依然对于美国抱有幻想。
而且，李宗仁的个人安危和出境方面形势也不容乐观，当时，一直在美国的李宗仁一方面始终被美国的情报机构监控，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情报机构的监控范围之下。
与此同时，位于台湾的蒋介石对于李宗仁也没有丝毫放松，虽然鞭长莫及，但是，蒋介石依然派遣了特务对李宗仁进行监视，防止李宗仁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所以，面临蒋介石和美国双重特务监控的李宗仁，处境是十分险恶的。
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周总理则提出了“让李宗仁先行离开美国，到欧洲与程思远见面”的建议。
周总理的这一建议除了希望摆脱美蒋特务的监控之外，最为关键的是，希望程思远能够帮助李宗仁摆脱对美国的幻想。
然而，想要摆脱美国和蒋介石特务的监控、神不知鬼不觉地前往欧洲与程思远会面，显然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尤其对于此事已经年迈且没有自己势力的李宗仁而言，尤其艰难。
因此，在1960年秋天时，李宗仁决定迂回作战，先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前往香港，与程思远商定在欧洲会面的时间地点及联络办法。三年之后，李宗仁又以旅游的名义前往欧洲，两人才最终在郭德洁弟弟在瑞士苏黎世所开的中国餐馆成功会面。
然而，就在紧锣密鼓筹划欧洲会面的同时，1960年随着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李/span>
因此，李宗仁认为此时正是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关键时刻，所以，他写信给肯尼迪，希望能够促进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他个人在其中自然也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令李宗仁无比失望的是，肯尼迪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的愿望再次落空。
残酷的事实再一次告诉李宗仁，对于美国的幻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让李宗仁愈发开始向新中国靠拢。因此，1963年在接受《欧洲时报》记者采访时，李宗仁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他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李宗仁是不是真的对于自己的失败不放在心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他的这段话也可以看得出来，李宗仁明显的表露出对于新中国的快速发展的欣喜和佩服。
再加上随着年纪愈发衰老，李宗仁叶落归根的想法也越来越迫切，他在多次的言行中都显露出希望回归祖国的想法。
例如，1962年4月，李宗仁曾在给张发奎的信中写道，他希望死后把骨灰扬在祖国的东海，与此同时，李宗仁多次表示：只要对于祖国有所裨益，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对此，对于李宗仁十分了解的程思远认为，李宗仁的这些表现都表明了他希望叶落归根，向历史最后交代，不愿意老死异域的想法。
周总理在听到程思远的汇报之后，虽然对于李宗仁的爱国之心表示肯定，但是，冷静且睿智的周总理还指出了李宗仁回国需要摆脱的四方面关系，即：美国、台湾、第三势力和中美关系。
周总理无比坦率地说道：
李先生总想在中美之间做点事情，这不符合我们的国策，美国武装力量不从台湾地区撤退，就谈不上中美恢复邦交问题。
所以，周总理对于李宗仁的问题无比精辟地总结到：我们对李先生向往祖国表示欢迎，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
与此同时，考虑到李宗仁内心的诸多想法和顾虑，周总理还大度地表示：来去自由，不加约束，并要求程思远把国内的事情告诉李宗仁：
“告诉他国家还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这不是使他失望，也不是条件，而是言之在先，让他做好思想准备”。
听到周总理的这番话之后，李宗仁十分感动，他随即表示：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我只要选择一条路，回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而李宗仁的这番表态，也彻底扫清了李宗仁归国的最大思想障碍，李宗仁回归大陆的时机越来越成熟。
尤其是随着1964年，新中国第1颗原子弹的爆炸，更让李宗仁再次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对于回归祖国变得更加期待。
1965年3月，在表达急于回国的心情之后，周总理果断指示：他的夙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开美国，乘飞机前往欧洲。由于在1963年李宗仁就曾以旅游为名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并顺利返回美国，因此，美国情报机构并没有过多怀疑就批准了。
成功到达欧洲之后，程思远立刻到欧洲迎接李宗仁。而在国内的周总理也对于李宗仁回国所需的经费、技术、路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做了极为详尽周密的安排。
而且，周总理还召专门召集了原国民党和桂系的有关人士，对李宗仁归国的问题进行了耐心地说服。
1965年7月13日，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在先后经过希腊、黎巴嫩后，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
为了保护李宗仁的安全，周总理还专门要求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取得巴方的支持，所以，当李宗仁到达卡拉奇后，巴基斯坦甚至出动了军警保护。
7月17日，李宗仁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前往中国广东。然而就在当天夜里，周总理接到了这样一个情报：台湾蒋介石集团已经得到了李宗仁回国的消息，蒋介石已经派遣截击机在缅甸边境的某地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李宗仁的座机。
获知这一情报之后周总理十分关切，他彻夜未眠等在电话机旁，直到接到李宗仁飞机成功进入大陆境内的消息后才去休息。7月19日，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到达上海。
李宗仁回国的消息毫不意外地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在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内部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正如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人士感慨的那样：
无论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翻的统治者不是送上断头台，就是送上绞刑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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