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北京望京的一家电影院外，一群中年女性正围着张电影海报互相拍照，笑得特别热闹。

这海报上的电影叫《阿姨》，讲的就是在北京做家政的女工们的事，还入围了第19届FIRST青年电影展。

影院里更热闹，五十多个家政阿姨和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人凑在一起，疫情后好多人好久没见，乡音此起彼伏，直到灯光暗下来，银幕上那个裹着淡粉色棉服的女人走出来，大家才慢慢安静。

从“小陈姐”到返京打两份工，名字背后全是生计

《阿姨》里有个叫陈恩华的阿姨，1997年就来北京了，还是做育儿嫂的姐姐给介绍的活。

家政圈里好多阿姨都没被喊过本名，陈恩华的姐姐叫“大陈姐”，她就成了“小陈姐”，后来侄女来做家政，又成了“小小陈”。

本来2022年疫情时，陈恩华丢了两份活，女儿也结婚了，她想着回四川老家养老，结果在家待了半年又回来了。

为啥回来？老家工资就北京的一半，她还有个没结婚的儿子，“总得有些余钱吧”。

上次在影院门口碰到她，背着橘色双肩包，齐刘海梳得整齐，脸上还擦了点淡妆，看着根本不像快60岁的人。

还有个叫王淑华的阿姨，2019年正月初七刚办完离婚，替赌债缠身的前夫还37万才离成的。

第二天就从海拉尔辗转来北京，手里就不到800块钱，只能在家政公司打地铺，15块钱一晚，一间屋挤十七八个人，回来晚了只能睡厕所边上。

搞不清为啥家政行业总把阿姨的名字换掉，好像她们只要“能干活”就行，连个属于自己的称呼都不配拥有，想想还挺让人不是滋味的。

家政公司收4000培训费没活干？雇主的要求更委屈

阿姨们来北京找活，最先遇到的坑往往是家政公司。

导演齐博就碰到过一个大姐，刚到北京没手机，钱包里就6000块，齐博好心带她去认识的家政公司，结果10分钟功夫，大姐就交了4000块“月嫂培训费”。

最后呢？月嫂没做成，还得去妇产医院实习，钱花了活没着落。

梅若以前还装成雇主去一家连锁家政公司，一进门就被一群壮汉经纪人围着，她后来跟我说，阿姨们在这儿哪敢提要求，光这阵仗就够让人有压力的。

不光家政公司坑，遇到不好的雇主更委屈，叶凤梅2005年因为老公做生意赔了钱，来北京做家政。

她上的第一家户，男主人心情不好就挑刺，还不让孩子吃肉和鸡蛋，孩子只能背着父母暴饮暴食。

有次叶凤梅提醒孩子写字认真点，孩子一哭，女主人直接冲出来骂：“用得着你教育吗！”陈恩华更惨，以前有户人家让她跪着擦地，水龙头得擦到浇一盆水不挂珠才算干净。

她辞职后，雇主还叫她回去，指着鼻子威胁：“敢说我家的事，就让你现在的活干不了！”阿姨们背井离乡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受气的，这些雇主怕是忘了，大家都是平等的人，凭啥这么欺负人。

鸿雁教刮痧木兰递糖水，阿姨们终于有了“另一个家”

还好北京有像鸿雁、木兰这样的公益组织，给阿姨们留了个能喘气的地儿。

鸿雁是梅若2011年拍家政女工纪录片后办的，她发现阿姨们在外面很少能说话，更没地方表达自己。

现在鸿雁每周都组织活动，教中医、手机使用，还教怎么跟雇主沟通，全是免费的。

王淑华在这儿学了五个多月刮痧，后来还组了个刮痧小组，叶凤梅从海淀骑车两小时也要来，就怕错过活动。

木兰那边更像个“小家”，志愿者安安说有年冬天她去木兰，刚到门口就被一个阿姨拉进去喝糖水，“外面很冷，但里面特别暖和”。

阿姨们在这儿能说委屈，比如被家暴了、在城中村被骚扰了，不用怕没人懂。

以前总觉得阿姨们只会干活，后来才发现，她们里有人在纸壳上写东西，有人在手机上用手写输入法攒文章，最后还集成书签了出版合同。

2025年4月，叶凤梅和王淑华还一起去旅游，从洛阳看牡丹到张家界看山，住七八十块的民宿，坐公交地铁，玩了二十多天。

王淑华说，退休前她从来没旅过游，如此看来，这些组织不光是教技能，更重要的是让阿姨们觉得，自己不是没人管的“外人”，在北京也能有个“另一个家”。

《阿姨》这部电影没拍阿姨们多“苦”，也没刻意讲她们多“坚韧”，就拍了她们真实的日子。

有委屈，有难处，但也有互相陪伴的温暖，有自己想做的事，其实阿姨们不是只会干活的“工具人”，她们也想有体面的名字，想被尊重，想偶尔为自己活一次。

希望以后大家再喊“阿姨”的时候，能多想想这个称呼背后，是一个有故事、有追求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干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