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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与吐蕃盟誓至少有7次。

至今于史籍见及唐蕃盟誓文书内容者有3件,其一为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的赤岭碑文;其二为德宗建中四年(783)之清水会盟盟文;其三为穆宗长庆元年(821)唐蕃会盟盟文。


1、为何说清水会盟盟文是不平等屈辱条约?


欲了解清水会盟盟文之特色,透过与玄宗时期的赤岭碑文内容,作一比较,即可看出。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赤岭碑文全文内容,大致可分成七段要旨:

首先,申明唐蕃双边舅甥关系之建立;其次双方冲突原因;第三唐蕃边界之划定;第四似向吐蕃开导说教;第五述不可或忘李唐之恩宠;第六为责谴并告诫吐蕃不可相侵;第七,示不可违背盟誓,否则神明殛之。

观上述七段要旨,李唐系以尊位自居,置吐蕃于卑位,以上对下之语气撰写碑文。

从碑文内容上看来,碑文似由李唐单方面撰拟,似乎吐蕃并无置喙之余地。

原因,应系吐蕃主动请和,玄宗既不许吐蕃使用敌酋礼,亦不愿亲署盟文。在玄宗强势且坚持之下,吐蕃策略性地暂时接受盟文内容,不数年吐蕃即毁盟,而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李唐毁赤岭碑。赤岭之盟仅维系了近7年。

德宗建中四年(783)之清水会盟盟文内容,亦大致可分七段要旨:

首先颂李唐天下声教;其次云唐蕃舅甥之情;第三述冲突之因;第四曰李唐求和决心;第划唐蕃二国所划定之边界;第六为规范两国未划定界处,依现状见守;第七告天地山川之神,永保盟誓等。

将清水会盟盟文内容七段要旨较之于赤岭碑文,发现清水盟文就整体而言,并未如赤岭碑文之霸气。

诸如赤岭碑文中所揭露之说教、责谴、告诫等内容皆付阙如,李唐天朝之霸气全失,沦于“苍白无力”的陈述,显现半祈请、半求全的语气,完全失去了玄宗时期自持的唐尊蕃卑位序,一转而成主动请和,努力示好的情境。

唐蕃关系从玄宗到德宗的转化,吐蕃与李唐已完全唯立于对等关系之上。


唐蕃清水会盟盟文在唐蕃边界划定方面:

于西北,唐之边界定为自泾州西至弹筝峡(甘肃平凉县西一百里),陇州西至清水县(今甘肃清水县西),凤州西至同谷县(甘肃成县)一线;于剑南,唐蕃以西山、大渡河为界,以东属唐。

吐蕃守镇包括兰(甘肃皋兰县)、渭(甘肃陇西县)、原(甘肃固原县)、会(甘肃靖远县)四州,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治),东至成州(甘肃成县),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俱属吐蕃。

于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以为缓冲。

简言之,唐蕃双方界线以贺兰山经甘肃之清水、平凉、同谷等县一线,至四川之大金川为界,以西之靖远、陇西、固原及洮河流域均属于吐蕃矣。

唐蕃清水会盟如是分界,似完全符合当时唐蕃各自镇守的地界现况,可谓完全依照吐蕃之要求,李唐并未作丝毫努力与吐蕃争界,等于正式声明吐蕃拥有自公元755年以来,以武力所占领所有李唐领土的主权。

显然,唐蕃清水会盟看似对等形式的条约,对于李唐而言,在德宗仍拥有“天可汗”衔号之情况下,却是实质上不折不扣丧权辱国的条约。


2、清水会盟的“面子工程”


事实上,对于清水会盟一事的推动与仪式的进行,唐蕃君臣并不同调。

德宗急切于与吐蕃改善关系,朝臣却未如德宗之急切,而是一致以多种迂回的方式“降其礼”。


例如建中元年(780)五月,韦伦出使吐蕃前请德宗撰写盟书,此时杨炎即提出异议,认为李唐天子与吐蕃赞普并非对等,应命臣下撰拟,皇上批示即可。

又如建中四年(783)正月,唐蕃于清水县盟誓,蕃方代表为吐蕃首席宰相(大论)尚结赞,其地位仅次于吐蕃赞普,为吐蕃百官之长;而唐方代表为张镒,与盟时之官衔为“中书侍郎、凤翔陇右节度使”,此官衔并非宰相职,显然属于次于宰相的身份,如是蕃唐与盟代表的身份地位并不对等。

于此而言,似为唐尊蕃卑,因吐蕃派最高等级官员为代表,李唐却派出次等官员对应,而且德宗原指派具宰相身份的朱泚为会盟代表,却为卢杞所阻,建议由张镒代行。

再如唐蕃双方于清水县进行会盟时,据《旧唐书·吐蕃传》所载:

初约汉以牛,蕃以马,镒耻与之盟,将杀其礼,乃谓结赞曰:“汉非牛不田,蕃非马不行,今请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结赞许诺。塞外无豕,结赞请出羝羊,镒出犬及羊,乃于坛北刑之。

张镒“耻与之盟,将杀其礼”,具体描绘了张镒的心境,其建议以羊、豕、犬替代牛,吐蕃也以羝羊替代马,在具象征意义的告天祭品遭降级的情况下,连带地也使得清水会盟仪式并未以最高等级的形式进行。

张镒、尚结赞二位唐蕃会盟代表之于盟誓中之行为,已揭露了二位代表并未如其君上之重视,于此具见。从杨炎、卢杞、张镒等三位李唐大臣之上述作为看来,显然李唐君臣不同调的情景,跃然于纸上矣。

唐蕃关系自李唐安史乱作开始就已产生变化,李唐国力下降,无法再维持天可汗的威势,从德宗朝君臣上述的表现,君欲承认唐蕃平等关系,臣无奈之余,于技术上予以操作。


3、德宗允诺的酬劳


德宗之所以孤意迎合吐蕃,除德宗与回纥之私怨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叛唐事件所促成。


德宗于建中四年(783)十月调遣泾原兵支援平乱,然因行赏贫寡刻薄而导致兵变,德宗自京师仓皇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

复因朱泚趁此机会叛唐,盘据长安称帝,进而围攻奉天;朱泚又与原为救驾,却遭受卢杞排挤而心生不满,胁迫朝廷,进而有异志的李怀光联兵。

于是德宗再次出奔梁州(今陕西南郑)。德宗处于动荡颠沛之际,急切于收复京师,于是不顾一切,求援于吐蕃以助收京师,此举竟成下一波唐蕃反目的导火索。

德宗为早日收复长安,遣使赴蕃要求发兵助唐讨逆,双方约定事成李唐所允诺支付吐蕃的酬劳,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为:“以泾、灵四州界之”。

泾州位于唐蕃边界弹筝峡进入长安城的必经之路,是为备御吐蕃入侵,防卫李唐京师的重要位置,李唐怎么可能双手将要地泾州奉赠给吐蕃?

《资治通鉴》则于德宗兴元元年(784)七月记载,谓德宗发吐蕃讨朱泚,许成功后酬以伊西、北庭之地。

此条记载与陆贽为德宗撰拟之“赐吐蕃将书”所载之“遂许四镇之地,以答收京之功”相吻合,而且伊西、北庭自吐蕃陷河陇后,与中原隔绝不通近20年。

在无远见的德宗眼中,割让远在天边之地,并未有切身之痛,故应以陆贽赞之“赐吐蕃将书”。

另从《新唐书·吐蕃传》所载:“偿结赞、莽罗等帛万匹”得知,李唐每年亦献给吐蕃绢帛一万匹为酬。

然而,吐蕃虽曾于兴元元年(784)四月, 由论莽热率二万兵,会同浑瑊破朱泚将韩旻,但援唐蕃军受朱泚贿赂,未依约共取长安,即大掠而去。


德宗大臣陆贽特为此上表庆贺吐蕃之退军,并于表中叙述对吐蕃的观感,其云:

彼吐蕃者,犬羊同类,狐鼠为心,贪而多防,狡而无耻,威之不恪,抚之不怀……阴诈难御,特甚诸夷。

陆贽对吐蕃的形容,完全与德宗视吐蕃为与国,欲与吐蕃亲善的想法与做法,背道而驰。


4、唐朝的违约


平定朱泚叛唐事后,吐蕃依约求地。德宗为此事令陆贽撰拟“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敕书中谓曰:

已共西蕃定议,兼立誓约,应在彼将士、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并放归汉界。仍累路置顿,供拟发遣,待卿等进发,然后以土地隶属西蕃,今故遣……等往彼宣谕,仍便与西蕃交割。

虽然吐蕃于平定朱泚之乱且助唐收复长安一事,并未完全履约,德宗却已准备让四镇北庭之所有居民撤回汉界,将土地交割给吐蕃。

此事为李泌以伊西、北庭地控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分吐蕃之势,使无法合兵攻唐,且两镇尽忠竭力固守近20年,忍心弃与吐蕃,其必深怨,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且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等理由所劝阻。

李唐决定不割让四镇,但仍将履行每年奉赠一万匹绢帛的约定。


对此吐蕃以为李唐失约,双方展开交渉。李唐于德宗贞元二年(786)二月,遣赵聿持陆贽所撰拟之“赐吐蕃将书”答复吐蕃,并表达吐蕃违约的情状云:

……旋属炎热,又多疾疫。大蕃兵马,便自抽归,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约,岂合更论。……朕先许与赐物一万匹段,并已排比,……此使却回,即发遣往……

试图向吐蕃说明李唐未完全履约的理由,但仍愿给付一万匹绢缯,待赵聿回唐,即行送往吐蕃。

然赵聿使蕃未还,可能情况有变,德宗再令陆贽撰写《赐吐蕃宰相尚结赞书》。按理,德宗应待赵聿携吐蕃音讯回唐后,再修书回复。但吐蕃业已于边界生事,迫使德宗即刻再拟书信寄与尚结赞,书中所云“卿所论奏,朕并未知,待详事由,乃可商议”之语,即是希望能够暂时稳住吐蕃,勿起干戈。

《赐吐蕃宰相尚结赞书》透露了以下信息:

其一、《赐吐蕃宰相尚结赞书》似为吐蕃于德宗兴元元年(784)七月向李唐索地遭拒后,德宗发信使赵聿携书说明拒蕃索地的理由,时间约为公元784年年底,依路程研判赵聿应于785年年初抵蕃,待赵聿回唐途中,吐蕃已发甲兵越界;

其二、唐蕃双方因783年清水会盟而有良性互动,至吐蕃索地遭拒,吐蕃认为李唐失约,尚结赞大为不满,遂再度发动战争。

德宗将《赐吐蕃宰相尚结赞书》发出后,赵聿及蕃使论拱热抵唐回报,德宗再命陆贽起草《赐尚结赞第二书》。


5、吐蕃的首鼠两端


吐蕃出兵助收李唐京师一事,似由李唐主动向吐蕃提出要求,否则应不涉及事成赏酬之约定。然而,诸汉史籍所载皆以吐蕃主动请出兵助唐。


例如《旧唐书·吐蕃传》曰:“时吐蕃款塞请以兵助平国难”;《新唐书·吐蕃传》载:“朱泚之乱,吐蕃请助讨贼”;《资治通鉴》于兴元元年(784)正月记载:吐蕃尚结赞请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发其兵。

引文显示先有吐蕃之主动要求,后有李唐之请兵。以当时唐德宗之狼狈状况,其急于平乱回京,于是允吐蕃于事成酬偿,可能性亦颇高。

无论如何,究竟吐蕃系主动或被动出兵助唐,均有其如意算盘。

观吐蕃军入唐后,与唐军会同,合攻长安城,李唐要求吐蕃发兵出战,尚结赞竟以制书无主兵大臣李怀光署名,与蕃法不合为由,拒绝发兵一事,可以看出尚结赞的如意算盘。

吐蕃之所以不愿配合实施作战计划,观望迁延,意在寻求最适当时机,如此既可避免出兵造成伤亡,亦可因拖延,对李唐形成压力,促其提高酬劳,又可得到另一方朱泚为土蕃军按兵不动,形成对唐军之牵制,获致一线生机,而付出之金帛。此可谓两边渔利,吐蕃“谲诈多端”,于此足见。

吐蕃名为出兵助唐,实则观笔迁延,耽搁了李唐收复长安之行动,待吐蕃破韩旻,受朱泚金帛贿赂,未依约与唐共攻长安城,即大掠武功而去。

由于德宗先前已允诺割让伊西、北庭,吐蕃依约要求割地未果,愤而出兵寇略李唐。


6、吐蕃兵败唐境


吐蕃既已出兵侵略唐境,唐蕃双方基于清水会盟的和平,破坏殆尽。

德宗贞元二年(786)八月三十日,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邠、宁(甘肃宁县),掠人畜、芟禾稼,李唐西境骚然;同年九月十九日,吐蕃游骑至好畤(陕西乾县西北之上宜故城),京师戒严;九月二十五日,寇凤翔;十一月陷盐州(宁夏盐池县北);十二月寇夏州(今宁夏)、银州(陕西米脂县西北)、麟州(陕西神木县)皆陷。

四个月内,吐蕃几乎连月寇略唐境,李唐西境陷入一片烽火。


当时唐蕃之间的态势已然转变,由于李唐河南、河北罢兵, 国内不再有战乱,对吐蕃之作战能力增强,中央有李泌、陆贽之辅佐,复有数位名将李晟、马燧、浑瑊等主兵及部署防务之下,李唐实力倍增于代宗之际。

反观吐蕃虽于贞元二年(786)八月以后,连月入寇唐境,声势惊人,但因蕃廷对外经略目标已转移至吐蕃之北方及西方,军事主力并不在唐蕃边境,而且在唐蕃边境之蕃军,因不适应气候,人多疫病,羊马多死,粮运不继。

在这样情势转变下,李唐对蕃战争渐有起色,例如德宗贞元二年(786)九月,尚结赞中李晟所遣王佖之埋伏,败走,结果以李唐“军士不识尚结赞,仅而获免”,同年(786)十月,复为李晟败于摧沙堡(甘肃固原县西北),其将扈屈律悉蒙被斩,蓄积被焚。

至贞元三年(787),尚结赞于盐、夏二州各留千余人,自己退屯于鸣沙(甘肃中卫县东)。由此见得吐蕃于发动攻击之初,四个月内攻击李唐目标多得手,但往后随着唐军的反击,唐德宗复采主动积极的战略,命华州潼关节度使骆元光、邠宁节度韩游瓌统众,与凤翔、鄜、邠及诸道戍卒,屯于塞上,又命马燧率师次于石州(治所离石县,位于今山西离石县治),分兵隔河与骆元光等犄角讨之。

如是,唐蕃之间的优劣形势已然改变。


7、平凉劫盟的缘由


尚结赞,眼见徒以战争手段得不到预期目标,且形势对吐蕃不利,遂以其对李唐内部政情之熟稔,主导一出精彩好戏,假意以归还清水和盟以后所侵占之李唐土地为饵,要求与李唐再度会盟。


尚结赞,首先离间德宗对李晟的信任,污蔑李晟勾结吐蕃,唐廷信以为真,罢去李晟兵权;再以卑辞厚礼,信使相望于道的方式,游说马隧,促使其相信吐蕃求和诚意,进而愿意扮演吐蕃说客的角色,与蕃使一同入朝力主和盟,力保蕃相尚结赞请盟之可信;复要求以珲瑊,为和盟使,计划于和盟中加以劫持。

果然德宗步步入其彀中,完全依照尚结赞所精心策划的剧本进行,德宗贞元三年(787)闰五月十五日,浑瑊与尚结赞会于平凉(甘肃平凉县西北)。

双方各以武装士兵1500人,分立盟坛东西两侧,无武装士兵各200人分立坛下。双方各遣游军互相监视,尚结赞,却预先埋伏数万精骑于坛西,吐蕃之游军穿梭于唐军之中,浑瑊之手下梁奉贞领六十骑为游军,一入蕃军之中,立即遭擒,浑瑊浑然不觉。

尚结赞请李唐与盟代表均着正式朝服佩剑,浑瑊、兵部尚书会盟副使崔汉衡、监军特进宋凤朝等皆入幕帐,毫无防备。

尚结赞命击鼓三通,作为开始行动信号,吐蕃伏军鼓噪蜂拥而出,浑瑊独自冲出帐后,抢得一马,以身低伏于马脖之下,未遭箭击中,独驰十余里,逃归唐营。

吐蕃纵兵杀宋凤朝、浑瑊判官韩弇等数百人,擒崔汉衡、中官俱文珍、刘延邕、李清朝,崔汉衡判官郑叔矩、路泌,掌书记袁同直,大将扶余准、马宁及神策、凤翔、河东大将孟日华、李至言、乐演明、范澄、马弇等六十余文武大臣,其余被俘者达千余人。


事后,吐蕃为防止被俘李唐大臣脱逃,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既已面缚,各以一木自领至趾约于身,以毛绳三束之,又以毛绳连其发而率之。夜皆踣于地,以发绳各系一橛,又以毛罽都覆之,守卫者卧其上,以防其亡逸也。

所描述吐蕃押解李唐俘虏之法,真乃闻所未闻。尚结赞押解唐俘至原州,召见唐俘,于唐俘之面谴责李唐,怪罪浑瑊曰:

武功之捷,皆我之力,许以泾州、灵州相报,皆食其言,负我深矣。举国所忿,本劫是盟,在擒瑊也。

珲瑊与蕃将论莽罗破朱泚将韩旻之时,其身份是为虚衔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职为领朔方邠宁振武等道兼永平军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仍为一领军边帅,实际上并未与议朝政,何来允诺割地酬赏之权。

且唐廷所允诺者为割伊西、北庭之地,尚结赞上言似为托辞,将劫盟责任归于浑瑊,谓其私下许吐蕃以泾、灵二州,以诱吐蕃出兵相助,抢得军功,并让听到尚结赞诟责浑瑊之辞的中官俱文珍、瑊之手下马宁、马燧手下马弇归唐,意欲彼等回报上述讯息,让唐廷追究浑瑊之责任。

尚结赞之做法,可谓“用心良苦”。

据《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德宗于第一时间闻知吐蕃劫盟,立即遣中官王子恒携诏书遗尚结赞,至蕃界遭拒而还。

吐蕃于劫盟后,本欲兴兵直犯长安,但因未俘获浑瑊,遂改变原意,驱盐、夏二州居民,焚州城而去。

此即贞元三年(787)的“吐蕃平凉劫盟事件”。


吐蕃劫盟消息传抵京师,德宗闻蕃军将直犯长安,欲出幸避之,为大臣谏止。德宗为全力推动与吐蕃会盟事而下罪己诏,并于其遭吐蕃拒绝接纳唐使王子恒后,亦下令“不许更纳蕃使”,受其表而退其人,唐蕃关系于此中断,自德宗贞元三年(787)八月至贞元十九年(803)四月止,唐蕃信使不通达16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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