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军国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全世界都带来了深重灾难，数以千万的生命，被填充到这头军国巨兽的血腥巨口之中，所带来的苦痛，像一道深深的创口，触碰时依然会引起阵痛。

《新华日报》号外《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阵痛来自历史深渊的嚎叫——尽管暴走的军国日本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但军国主义的幽灵却依然时时窥伺，企图卷土重来。未被彻底清算的暴行，与扭曲人性的仇恨和狂热，试图冲破锁链的束缚，改头换面，蛊惑人心，企图再次将世人诱上历史的覆辙。

狂热与仇恨是军国主义眩惑的外衣，唯有人性与真相方能戳穿它的伪装，将它狰狞的面目大白于天下，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警诫。历史的因果罗网，也终将会让所有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15日专题《狂热的代价》的B02-B03版。

江水将天空映得一片赤红，但这并非天空原本的颜色，而是层层鲜血覆盖的江面折射着冬日的薄阳，泛出透着阵阵腥风的红光，从栈桥淌下的鲜血是如此地接连不断，以至于湍急的江流似乎都凝固了一般，只有那接连不断扑通掉落的声音激起的一阵沸腾，才会打破这片不断扩散的凝固浓稠的血海。腾起的血色水滴飞溅到跪坐在栈桥上的一个个战俘身上，在他们的身后，是杀戮者们手持的军刀。

一个接着一个，军刀落下，一些试图挣扎的战俘会趁机跳入江中求生，但杀戮者却不会轻易放过屠杀的机会，他们举起枪，接连不断地朝潜入水底的人射击，直到被射杀的人在痛苦的挣扎中与栈桥落下的残躯一并没入血红色的江水中。

杀戮者们显然无意掩盖他们的暴行，就像自恋的演员总是希冀观众的掌声一样，杀戮者们也将杀戮当作一场公开炫耀的表演，而观众则是江上停泊的医用船上的一群看护妇，这些女子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但她们此刻却聚集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栈桥上血腥死亡的一幕，发出“啊！”的一声惨叫，对正在挥下军刀的杀戮者们来说，这惨叫恰如观众激励的掌声，鼓舞着他变本加厉地实施着杀戮的暴行。

1937年12月21日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松村芳治寄给日本三重县林鹿郡椿村小岐须妇人会的信，信中记载了日军在江边屠杀俘虏的事实：“特别是12月13日下午，看到走投无路的五万残敌乘着小船顺江而下，而我军不失良机一齐向其扫射时，我都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了”。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虚伪

再执迷于血腥夸想的小说家，恐怕都无法在脑髓的电光石火中捕获如此精准的杀戮场景，因为它并非虚画悬想，而是来自五名亲历者的证言，其中三位是随军记者，两名是士兵。1937年12月19日，南京沦陷后下关码头栈桥上的一幕，是日军在南京实行的诸多屠杀暴行之一。负责掩埋尸体的慈善机构在下关地区收埋的死难者遗骸超过五千一百具，但数量不清的受害者的遗骸，就像上面所描述的那样，随水流逝，沉没江底。

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战争暴行之一，常常与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犹暴行相提并论，但比起纳粹集中营中犹如工业流水线般的毒气室所体现出的屠杀的“现代性”，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更像是传统社会中的野蛮屠城，它与纳粹主义那种整齐划一的集合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军国主义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它不是一个集合而成的单一概念，而是由一个个的具体的人犯下的一宗宗具体的暴行。屠杀的命令虽然存在，但却从未以精准的现代军事术语表达，使用的欲盖弥彰的“处置”“处理”，这也使得所谓的“服从命令”只是个体在实施屠杀暴行用以泯灭最后的道德良知而找的一个便利托辞——连所谓的“平庸之恶”都算不上。即使是大规模的处决战俘，也充满了个人随意的色彩。

三汊河大屠杀中幸存者骆中洋描述了一个屠夫口中残酷的玩笑，负责处决他们的日军军官竟通过身边的翻译问河岸边的近一万名战俘，让他们自己选择死法：“燃烧弹？汽油？机关枪？还是刺刀？”而那些分散在南京各处数以千计的个体屠杀行径，则更具有随意性。一位名叫田所耕造的日军士兵提到屠杀方式甚至还分等级，“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的脑袋砍下来。我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尽管田所声称屠杀“当然是按命令来的”，但事实上，屠杀者考虑的不单是屠杀，而是怎样通过杀戮来愉悦自己的身心，各式各样的残杀手段被发明出来，“曾用过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佩刀插进嘴里再豁开等等方法”，田所坦承，“如果不这样干，就没有别的乐趣啦，这是登陆以来好久没玩的游戏了”。

1938年1月10日美国《生活》杂志。这本杂志的“海外摄影”专栏刊登了《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地狱般的一周”》一文，以外国记者的视角叙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响。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他们在凶残地杀戮，但脸上却露出游戏般得意的笑容，或许再没有什么比这杀戮者的狞笑更适合作为军国主义的面孔的写照了，但如果仅仅是杀戮所带来的残忍与恐怖，那么军国主义也不会如此魅惑人心，让人甘愿放弃人性，投入它的魔爪——事实上，军国主义也常常表现出所谓“温情脉脉”的一虚伪面，就像一位名叫增田义信的士兵在南京战地生活的感想所描述的那样，这位以果断手段对南京城内进行扫荡的士兵，在登记完征收到的粮秣——这些粮秣中大部分很可能都是从南京城外的乡村以暴力手段强征而来的，忽然开始哀悯起自己的对手：

“中国军队又如何呢？以军队的名义，打着战争征用的旗号，随心所欲地在自己的国家掠夺，国民连饭都吃不上，大多数人都是穷光蛋，根本没有什么物资送往前线。那些受欺骗、被派往战场的中国兵必须为那点少得可怜的给养卖命。”

增田的这番感慨更适合用在自己和其他被送上战场的士兵身上，他手中所捧为之欣喜不已的“慰问袋”，正是军国政府以战争征用名义蛊惑国民向侵略前线输送的物资明证。但这只是现代回望历史的后见之明，而对身陷军国狂潮的日军士兵来说，对被侵略国士兵的哀悯，就像他们残酷血腥的杀戮一样，并非虚妄。一如杀戮的理由是服从命令去“膺惩暴支”，哀悯的原因则是作为所谓大东亚“解放者”的自觉，是为了带给遭受军阀暴政和西方列强殖民入侵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以所谓的“和平”——但和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片残酷的血海，于是这些自诩的东亚解放者们便决定先实现这血海。

纪录片《一九三七·血色南京》（2016）画面。

军国主义的两副面孔，就在杀戮血海的徜徉中随时变换，就像一位名叫斋藤次郎的士兵在阵中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这名步兵五十六联队的辎重特务兵，原本是福岛县的一个农民，当他收到征召入伍的赤纸时，家中的稻田已经半黄，在从上海登陆到南京的行军途中，他会在机枪扫射中惦念着故乡孩子们是否陶醉在秋祭的气氛中，会在雨中枪炮轰鸣声中与同袍练习仙台的民谣《阵雨》，他会可怜在嘉定遇到的一对中国农民夫妇，他们回到家乡时发现家已被烧毁，“那种黯然失落的神情真是可怜”，在收割过的稻田中，当他看到逃难的农民挑着担子赶回来，像自家小孩一样连路还走不稳的小孩子也赤脚背着东西走着时，这位农民出身的士兵“不禁涌出了泪水”，感慨“战败国的国民真是可怜啊”——但正是他所在的部队，强征了这些人的物资，又烧毁了他们的家园，让他们沦为流离失所的难民。

就在斋藤写下这番对中国难民表达同情的话语的一个月后，南京城外，他亲手杀死了一个战俘。那个战俘原本是抓来预备给联队的军官试刀，但却逃跑了。“我们装上在若松打磨的刺刀，乘着几近满月的光亮匆忙追杀的样子像极了国内上映的电影。我赶在战友前先追上了俘虏，抬起手臂用力把刺刀捅了下去，那人便当场昏死了。随后赶来的战友们全都围拢了上来，那个军官拔出了刀，把俘虏的头劈成了两半”。

但这样让他心中为之畅快的杀戮场景，只有他和他的战友看到，而对他们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亲友们来说，他们看到的，只会是军国主义的另一张面孔。

幻象

“战车终于越过了壕沟，道路上有几处很大的坑，那是敌人埋设的地雷爆炸后留下的。战车一口气开上了丘陵，来到了山顶。这里有一扇一丈多高的铁门紧紧关闭着，阻断了三间宽的道路，终于到安德门了。在工兵先后三次的协助下，堆满门后的土包终于被全部搬走了，我战车终于将铁门踩在脚下，成功地突破了该门。这一带有无数‘敌兵’的尸体，都是穿着咔叽色制服和蓝色外衣的正规军。通过这里之后，前方是悬崖，从悬崖边转弯后终于在薄暮中看到了南京市街，此时是下午4时30分。记者和队长不禁忘记了危险，下了战车。城市被高高的城墙所环绕，现代化的建筑散落其间，在薄暮中显得有些朦胧，如画一般美丽。”

侵华日军士兵堀越文夫的相册（拍摄于南京中华门前），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37年12月13日，打开当日《东京日日新闻》的东京市民，透过纸端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夕阳下光辉灿烂的场景，密密麻麻的铅字就像从纸上伸出了成百上千条线，穿过瞳孔，拴在颅腔中的脑髓上，牵拉着兴奋的灰质跟随着记者的笔触来到万里之外的南京战场，追随着战车行进的车辙，站在沦陷的南京城前，目睹这一所谓历史性的时刻。

事实上，早在六天前，东京就已经在报纸频传的捷报声中开始筹办攻陷南京的庆祝活动，12月7日上午，东京教育局内便举行了35区教育主任会议，以决定庆祝方案。动员了市内八十万名在校学生，计划从下午一点开始在各区内游行，在此基础上，另让高年级学生在宫城面前三呼万岁。从傍晚六点开始，“全市男子中等学校、青年团、青年学校、防护团、在乡军人会、国防妇人会、爱国妇人会等各团体五万人在神宫外苑、芝、上野、滨町各公园，以及靖国神社内五处集合，各自在宫城前举行提灯欢呼的灯海大游行”。

这场庆祝活动计划考虑得颇为周到，举旗、提灯的时间会根据战况而进行预案调整，“若南京在上午8时前陷落，则游行在当天举行，若南京在上午8时后陷落，则游行定在第二天举行”。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对南京陷落表达出激切兴奋的热情，在利根川畔的港口小镇，正在念中学的色川大吉，也加入到这场全国举行的提灯游行庆祝当中，村中一位明治时代出生的老人告诉他，这是从甲午战争以来43年从未有过的喜事，终于夙愿达成，欣喜万分。

报纸也以狂喜的笔调报道了12月17日的南京入城仪式，“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以朝香宫殿下为首，松井最高指挥官、长谷川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等，沿着各代表部队蜿蜒的队列穿过城门，向道路两旁列队的所有部队一边行举手礼，一边检阅部队”，摄影记者忙不迭地用相机捕获下了这关键的一幕。在他的头顶，自8月起数次轰炸南京的海陆军航空队的战机，也编队从空中轰鸣飞来——“在空中和地面举行的这场盛典，确实是我国空前壮观、令人激动且极其庄严的历史性盛事”，“在全体人员齐唱《君之代》的歌声中，松井最高指挥官将日章旗升上了曾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正门旗杆。接着，在松井最高指挥官的率领下，大家三呼万岁”。在东京，提灯游行的盛会一如计划好的那样热烈非凡，数以万计的市民簇拥在宫城前，挥舞旗帜，高举灯笼，山呼万岁。在一篇浮夸的报道《蜂拥而出的灯笼队伍——昨晚，帝都在雨中欢腾》中描写了东京赤坂某舞厅中正在跳舞的300名客人和舞女，在听闻了南京陷落的消息后，“即刻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而在利根川畔的港口小镇上，村民们也依样举着提灯和小旗，游行到神社的院内，高唱着《爱国进行曲》：

“看吧，

东海的晨空，旭日高高升起，发出万丈光芒，天地生气勃勃，人间充满希望。”

军国主义擅长制造这种胜利的宏大意象，用团结一致的集体仪式来俘获人心，同样的日之丸灯笼，同样挥舞的日章旗，同样的步伐，每个加入这场仪式的个体，都会不知不觉融化在这统一的集体海洋之中，用不同的喉咙发出同一个声音，用不同的双眸仰望同一个旗帜，用不同的头颅灌输同一种思想。就像一本军国教育的小册子《日之丸的国旗》所写的那样：“提到日本这一国名，自然会浮现出‘日本是神之国’这样一种含义。‘日之神的光辉’永远普照的是我们日本国民。因此，象征日本的‘日之丸’国旗中有我们必须经常敬拜的天照大御神之灵光”。

军国主义的胜利仪式创造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幻象，仿佛在飘扬的国旗下，万众一心的国民无分阶级达成了一种平等，通过对军国主义的象征俯首服从，让每个人在集体仪式中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种平等的幻象，犹如侵略者给予难民和战俘的哀悯同情一样，都给军国主义的面孔涂饰上一层虚伪的“人性”浮光。

谎言

这样的幻象浮光当然只能靠谎言才能支撑起来。谎言分为两种，一种是彻头彻尾的虚假，这样的谎言往往因为太过浮夸而很容易被识破。另一种则是用真实来说谎，通过精心裁剪的真实来拼凑出一个谎言。军国主义的谎言大多为此，它所展现给日本国内公众的战事报道，正是这样精心裁剪的片面真相。记者笔下日军英勇攻城陷地的场景固然有浮夸失实之处，但并非全然虚假，然而报道中只允许截取这个场面展现给公众。随军记者在战场上的所闻所见远不止于那些勇武事迹和胜利场面。就在南京陷落的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的战地记者铃木二郎在中山门见到了他所见证的第一场屠杀：

“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了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腰捅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铃木几乎是逃出了那个令他神经错乱的地方，但当他归途中路过励志社时，又目睹了第二场屠杀，院内的大树上绑着十几个战俘，他们“个个脸色惨白，破衣露肉，有的坐着，有的站着”，都用呆滞的目光盯着他。就在他们目光对视时，忽然走进来几个日本兵，其中一个大吼道：“这些家伙经常袭击我们！”突然举起手中的尖镐对准一个战俘的头砸了下去——“闪光的镐尖咔嚓一声扎进头颅，鲜血咕嘟一下冒出来，这都是瞬间发生的事情”。另一位随军记者佐藤振寿也在同一地点见证了另一场屠杀，他看到屋舍前的广场上坐着一百来人，都被双手反绑，看起来是战俘来的伤病员，在他们的面前，挖好了两个五平方米大小，深约三米的大坑。“右边坑前的日本兵举着中国军的步枪，让中国兵跪在坑边，枪口抵住后脑，扣动扳机。”有的士兵试图逃跑，察觉不妙的日本兵迅速将其击毙，“开枪的地方距离我不足一米，子弹就擦着我耳边飞过去”。

佐藤发现那两名杀戮的士兵脸部都扭曲着，“难以想象他们是正常人。他们似乎极为亢奋，已进入一种疯狂境界”。当佐藤回去后，他的同伴问他身为摄影师，为何没将这一场景拍下来时，佐藤回答道：

“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这些屠杀惨景当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家日本报刊中，也没有一张照片公之于众。不仅仅是因为摄影师的恐惧——另一位摄影记者河野公辉就拍摄下了大量日军屠杀的照片，包括那张令人触目惊心的长江上漂流着的尸体，但即使拍下了这些照片，也无法公开发表。战争爆发伊始，日本当局就出台了一系列禁令，包括《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新闻报刊法第27条和陆军令第24号，都对战地记者的新闻报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凡是被认为妨碍在公众心目中塑造日军勇武正面形象的报道与照片，都被禁止刊行。

一枚枚“不许可”的红色印章，掩盖了一层层不允许被公众所知的真相，而讽刺的是，这些所谓的真相，本身就已经被记者和摄影师过滤了一遍——就像一名记者回忆的那样，每一名记者和编辑都早已将禁令铭印在脑海中，他们很清楚什么可以报道，什么可以拍摄，这些报道和照片又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正确”的战地“真相”。

当然，小道消息总是难免会流传开来，但流传者只要被发现就会被扣上造谣滋事的帽子，付出严酷的代价。根据日本陆军刑法第九条规定，在战时以及事变发生之际，对散布流言者，处以三年以下徒刑的刑罚。一位名叫小林末造的日佣，只是因为说“在上海附近的战斗中，我军扫射了约两万名中国俘虏，尸体漂浮在长江上”，就以违反陆军刑法遭到起诉。

层层禁令和恫吓的过滤下，日本公众能够接触到的战地前线最“血腥”的报道，恐怕就是名噪一时的“百人斩”。两名日本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在进军南京的途中决定比试刀法，看谁能率先砍下一百个中国人的头颅。最初的新闻报道刊登在1937年11月30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上，标题是《百人斩竞赛！两少尉已杀八十人》，在这则发自常州的报道中，记者讲述了自己在车站遇到了两名杀人竞赛少尉的场景。尽管杀人竞赛听起来就血腥无比，但报道却写得仿佛两人是在奋勇杀敌。在报道的最末，野田毅对记者宣称：“我们两人都不杀逃跑的人”——这意味着他们所斩杀的头颅，似乎都来自战场上面对面的搏杀。

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正午版，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正午版刊载了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百人斩”比赛的报道。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士兵本就以杀人为职业，而战场是他们唯一正当的工作场所。因此，这句话让记者与读者都相信这两位杀人竞赛的队员是不会对逃兵战俘下手符合武士道精神的勇者。拍摄这两名军官合影的摄影记者，正是在南京目睹屠杀的佐藤振寿，而撰写报道的两名记者，则分别是见证中山门屠杀的铃木二郎和浅海一男。

浅海一男作为战地记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被认为是日本军国当局的一个残酷的黑色幽默。浅海一男原本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与中国革命志士廖承志是同班同学，1931年，他因为发起“从中国收手”抗议日军侵略中国东三省的运动而被迫退学。将这样一位前左翼反战分子派往他曾经反对的中国战场充当战地记者，不能不说是一场用心险恶的“玩笑”。令人瞠目的是，浅海本人似乎也沉迷于战场上，佐藤振寿回忆说浅海为了跟访两名杀人竞赛的军官，嬉皮笑脸地向他蹭烟来套关系。

事实上，浅海一男和铃木二郎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两名杀人魔王斩杀头颅的场景，所有的报道内容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讲述，在南京陷落前的12月12日，两人宣称在攻进紫金山的忙乱中已经开创了106：105的纪录，由于不知道谁先斩到了一百人，因此从11日开始了斩杀150人的新竞赛。向井敏明还向浅海和铃木展示了那把“曾啜饮过106人鲜血的孙六刀”。两名记者也对这两位杀人魔王的讲述深信不疑。

但当他们回到日本后，被奉为英雄的杀人竞赛者之一的野田毅却在一场用以鼓舞国内军民士气的演讲中，吐露出了勇武表面下的另一个真相。或许是因为面对的是他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一群小学生，所以他放松了警惕，表现得非常随便，以平淡的口气讲述了所谓“百人斩”的勇武真相：

“报纸上报道的来自故土的勇士、百人斩竞赛的勇士就是我……实际上去冲锋，在白刃战中斩杀的只有四五个人……我向被攻占的战壕里高呼：‘你来！来！’中国兵一个接着一个地出来，来到了我面前。让他们事先排好队，依次全部杀了……虽然已经成了闻名的‘百人斩’了，可是真正的几乎就是这样杀的。”——所谓的战阵英勇事迹，其实屠杀的乃是上百名手无寸铁的战俘。军国英豪的面具之下，是赤裸裸的杀戮屠夫。

那些小学生抬起头，望着那笔挺军帽下那张镇定、平淡、随意的脸，时或挥洒哀悯的热泪，时或露出狞笑的凶光，但这张脸，其实并不异于街市上所见到的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脸——那便是军国主义的真面目。

撰文/李夏恩

编辑/罗东 李永博 申璐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