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杨征 最近，有着“京西小故宫”之称的万寿寺，历经五年的修缮后，重新对公众开放。 万寿寺始建于唐代，万历五年（1577年），万历皇帝奉生母李太后之意，令亲信太监冯保在京西选址修造一座寺庙，以储藏佛教典籍。冯保经过实地考察，选中了长河边上的这座庙宇进行扩建。工程告竣后，万历皇帝赐名“护国万寿寺”，张居正为此还撰写了《敕建万寿寺碑文》。

修缮后的万寿寺山门 邓伟 摄有意思的是，在扩建万寿寺的同时，不远处的另一座寺庙也在紧锣密鼓地修建，它就是慈寿寺。这座寺庙也是万历皇帝为其母李太后而建。流传数百年的西河大鼓有这样一段：“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唱的就是慈寿寺里的宝塔。 这两座寺庙与李太后有着怎样的渊源？ 通州走出来的太后 虽然贵为太后，但关于李太后早年的经历却众说纷纭，这或许是因为其出生太过低微，而导致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随着她走上人生巅峰，漷县一个小村落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漷县的永乐店突然热闹起来，三项由万历皇帝亲自下旨督造的大工程正式开工。这三组建筑呈东西并列的布局，位于中央的是“景命殿”。根据《明实录》记载，其规制为“前门后阁，缭以周垣，树三坊于门外”。其中主建筑景命殿是一座五开间的大殿，它和东西配殿都坐落在单独的台基之上。景命殿之后还有楼阁一座，这些主体建筑之外有一道围墙，正南开有大门一座，门前则是如雍和宫前一样布局的三座牌楼。 这座建筑，正是万历皇帝为其生母李太后而建。在当时的皇室眼中，这个小村庄俨然已经是一块圣地。故而在景命殿刚建成不久，皇帝就亲自下旨，要求务必加强周边的秩序，对于任何破坏景命殿及其周边设施的行为都要予以严惩，这种警戒的级别几乎与紫禁城相当。 除了景命殿，东侧还建有保国慈孝华严寺，西侧则为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庙，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即关公，一佛一道两组建筑与中央的景命殿一起，构成了“漷邑永乐店慈圣皇太后发祥工程”。三处建筑建成后，万历皇帝均亲自书写碑文并作诗以纪念。

李太后画像在村旁，还有一座武清侯墓葬。武清侯，正是李太后的父亲李伟。 李伟一家最早是从山西迁到永乐店居住的普通百姓，嘉靖年间，为躲避虏乱，李伟带着家人来到了北京城讨生活。不久，他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宫里。 李氏最初进宫的身份非常卑微，只是个“都人”，即最为普通的宫女。幸运的是，她被分到裕王府，成为侧妃陈氏的一名贴身宫女。李氏的传奇之路就此开始。很快，她因姿色出众而被裕王看中并临幸，继而为裕王产下一子，这便是日后的万历皇帝。 母以子贵，隆庆元年（1567年），裕王朱载垕（音“厚”，也有说法认为他叫朱载坖，音“寄”）即皇帝位，先是于正月册封陈氏为皇后，后于三月册封李氏为贵妃。第二年，册立李氏之子朱翊钧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去世，朱翊钧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尊其生母李氏为皇太后，尊号为慈圣皇太后，明穆宗皇后陈氏的尊号则为仁圣皇太后。 大肆兴建佛寺的深意 万历皇帝即位的时候还未满九岁，正是玩兴大发的年龄，为了让小皇帝能够系统地学习“帝王之学”，李太后可以说是操碎了心。 万历皇帝的第一任老师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这位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于小皇帝的教育异常重视，甚至亲自为皇帝编写教材，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帝鉴图说》。李太后自然也是对这位帝师极为尊重，双方配合得相当默契。此时的小皇帝尚未到青春叛逆期，无论对于自己的母后还是张居正，都非常尊重。 按照史料记载，万历帝每天早晨很早便要起床到书房读书，李太后此时的身份便是极其负责任的“闹钟”。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本应该住在慈宁宫的李太后，搬到了皇帝起居的乾清宫居住，一旦遇到皇帝赖床，她会毫不犹豫地把皇帝从龙床上揪起来，并督促他马上穿戴好去学堂或朝堂。《明史》记载：“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而盥面，挈之登辇以出”。这几乎是架着睡眼惺忪的皇帝去参加朝会。 对于皇帝的学业，李太后也是异常关心，并叮嘱张居正一定要严格管教。有一次皇帝写了一篇自己很满意的书法作品送给张居正，而张居正却以圣明之君不应该整天都沉迷于这些技艺为由，将皇帝最喜欢的书法课直接取消了，并且警告他不要成为宋徽宗这样醉心于书画而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的皇帝。 还有一次皇帝在老师面前读课文，一不小心读错了一个字，张居正立刻用极为严厉的口吻纠正了皇帝的错误，把小皇帝着实吓了一跳。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太后和张居正辅助万历的这段时期，京城内修建了大批寺庙。根据史料记载，在李太后主持下，万历初期，仅京师地区建造或者修葺的寺院以及番经厂等就有二十多座，包括海会寺、承恩寺、普安寺、慈寿寺、慈善寺、万寿寺等。 这固然与李太后崇佛有关，《明史·孝定李太后传》记载：“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 但在后世的史学家看来，李太后的这种行为背后还有更深层的考量。历史学家阎崇年在《慈圣太后与永安寿塔》一文有过这样的分析：“其时朝廷上的争局，内廷东宫与西宫，外朝皇帝与宰相，既相互依存，又激烈争斗，而慈圣太后与万历皇帝，则是这场斗争的轴心。她们母子的根本弱点是慈圣太后出身宫人，万历皇帝冲龄登极，为加强太后与幼帝的权力，其办法之一便是借助于神权。” 尤其是万历四年兴建的慈寿寺更能体现兴建佛寺背后的“政治意图”。一天，宫中流传这样的说法，李太后曾在梦中遇到菩萨降临，并口授《九莲经》，醒来之后竟然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此后李太后也被成为“九莲菩萨”转世。后来兴建慈寿寺时，寺庙的最后一进殿，阁中供奉的就是九莲菩萨。 如今，这座规模极为宏伟的慈寿寺，仅遗存有宝塔一座，其造型整体仿照天宁寺辽塔的样式，该塔原名永安万寿塔，建筑样式为密檐式八边十三级实心砖塔，高约50米，塔身雕刻异常精美。由此也可以遥想当年永乐店“敕建太后发祥工程”一定是华美至极，可惜的是，这组建筑在清代时就已无存了。

慈寿寺塔万历五年，同样在长河之畔，开始兴建万寿寺。根据张居正撰写的《敕建万寿寺碑文》一文可知，李太后建万寿寺的初衷是完成穆宗皇帝的遗愿。隆庆五年（1571年），穆宗染病，他命人重修番经厂、汉经厂，未成，穆宗崩。因此，李太后欲建“一寺以藏经焚修，成先帝遗意。”万历皇帝则以“惟是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圣母追念荐福慈意”，建了万寿寺。寺庙建成后不久，永乐年间铸造的华严钟被移放寺庙中，直至清代乾隆年间才移放至觉生寺（今大钟寺）。 “佛系”老太后 慈寿寺和万寿寺相继开建时，太后还在乾清宫照顾万历皇帝的起居。万历六年，皇帝大婚，太后返回慈宁宫。此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皇帝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尊和叛逆等特征逐渐体现在他身上，而这一时期，李太后和张居正的一次“联手”，给少年皇帝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 故事发生在万历八年（1580年）十一月的一天，皇帝一时贪杯，喝高了，在酒精的刺激下他命令手下的一个太监给他唱曲儿，这个小太监竟然拒绝了皇帝的要求，结果借着酒劲儿，万历皇帝开始发威，割下了这个小太监的头发。这件事很快通过冯保传到了李太后的耳朵里，于是她身着青衣，去掉身上的首饰，向大臣们检讨了皇帝的失德，并声明要亲自前往太庙，向列祖列宗请示废掉皇帝，改立自己的二儿子潞王为帝。闻听此事的万历皇帝惊恐万分，并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他在母亲的宫外长跪不起，并保证自己一定痛改前非。 张居正也积极配合，当天给皇帝布置了一篇作业：阅读《霍光传》。霍光是西汉历史上废除了海昏侯，另立汉宣帝的大臣，张居正此举或许正是警示皇帝，不要重蹈覆辙。万历明白了此事的严重性，最终，写了一份“检讨”。张居正却把皇帝的这份检讨“颁示阁臣”。这一举动伤透了皇帝的自尊，也为日后他清算张居正埋下了祸根。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开始掌握实权，李太后从此渐渐退居二线，朝中大事一概不再过问，一心修佛。不过皇宫里皇帝的日常以及后妃们的一些动作，她还是看在眼里，必要的时候，行使自己作为后宫女主人的权力。 李太后第一次干涉皇帝的私生活是关于王恭妃晋升贵妃一事。王恭妃本是太后宫里的一位普通宫女，万历皇帝有一次来到母后宫中请安，恰逢母亲不在，等候过程中发现这名宫女颇有姿色，便临幸了她，后来宫女为皇帝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太后得知此事非但没有怪罪皇帝，反倒是认为皇室后继有人，为自己的儿子高兴。可是不久皇帝便移情别恋于郑氏，郑氏也为皇帝诞下了皇三子朱常洵，由于中宫（皇后的代称）没有诞育皇子，因此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便要从妃嫔所生的庶子中选择。按照这个规则，皇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但由于皇帝专宠郑氏，这件事情被一拖再拖。这便是轰动朝廷的“国本之争”。 郑氏在生下皇三子后很快被晋升为贵妃，和皇后只相差一步。而诞下皇长子的王氏却仍然是普通妃嫔，这件事情引起了老太后的关注。一天，她把皇帝叫到跟前询问此事，皇帝给她的答复令她勃然大怒。万历皇帝认为皇长子的生母王氏出身低下，只是个“都人”，不应该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这刺痛了老太后的神经，因为她最初入宫时也是个普通宫女。 万历皇帝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赶忙磕头认错，王恭妃也很快被册封为贵妃。 第二次干涉则源于郑贵妃对皇三子朱常洵的庇护。按照明廷的规定，藩王成年后，必须到自己的指定地点就藩。福王朱常洵的封地在洛阳，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因为溺爱福王，便将他启程前往封地的时间一拖再拖。因此，朝堂之上，一片反对之声。太后便把郑贵妃找来，询问此事，郑贵妃以要给太后庆生为由，请求让福王参加完太后的生日庆典之后再出发就藩。但此事被李太后拒绝：“照贵妃这样的说法，我是不是可以让我的儿子潞王也从卫辉府回来为我庆生呢？”郑贵妃听到此话自知理亏，只得同意让福王立刻动身就藩。 万历四十二年（1616年），李太后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在万历执政的初期，李太后为培养和约束皇帝、稳定政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万历亲政后，她又维持着后宫的稳定，因而后世对她评价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