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这是毛主席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的诗句。毛主席可是为数不多的通读二十四史的人才,对中国传统历史学有很深的造诣。他认为焚坑事件需要重新审视。那么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底焚了哪些书,坑了哪些人?它(他)们该焚该坑吗?

一、秦始皇和文化人之间的矛盾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讲究法治和军功,在全国推行严刑峻法的同时,把全国人民绑在战争的机器上,其实有点像军国主义。秦实现大一统后,不改策略,仍然坚持将国家制度下的每一个人都变成螺丝钉,随国家而言,人民不过是工具而已,不存在亲爱关系,他们只需要完全依靠统治者的命令办事即可,不许有自己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一拨反主流的知识分子就出现了。

武德充沛的秦国

秦始皇嬴政和儒者的矛盾最早发生于公元前237年。彼时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当时的韩国儒生、也是水利专家的郑国,忽悠秦王嬴政修筑水渠,虽然修筑水渠促进了秦国的农业发展,但当郑国间谍身份被发现后,秦王嬴政还是下令将所有儒生一律驱逐,李斯亦在被逐之列。李斯给嬴政上了一篇《谏逐客书》,提醒了嬴政要暂时隐忍。因李斯之力,嬴政和儒生快速进入一段蜜月期,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化解。

秦国朝堂讨论驱逐令

秦统一后,嬴政和儒者尚有合作。秦廷设博士70人,负责跟随皇帝銮驾,以备咨询。公元前219年,嬴政封禅泰山,“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儒生们凭借妙笔生花的笔杆子给嬴政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泰山石刻,引得嬴政大悦。看起来双方其乐融融,可惜泰山封禅又激化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儒生们引经据典,用三皇五帝的封禅礼仪来设置秦朝的封禅。三皇五帝时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落后,他们的封禅就是简单打扫一下祭台,不奢侈、不浪费,连祭祀的垫席都是用茅草做的。用这种规格来让始皇帝嬴政封禅,就引得嬴政不快,“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此后,嬴政用了超豪华的封禅礼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来登泰山,结果走到一半,天不作美下雨了。儒生们“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趁机阴阳怪气地嘲笑嬴政正因为不用儒家的礼节才引得上天不悦。于是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秦始皇

二、秦始皇和方士

“儒”这个词脱胎于巫、卜、祝。先秦时期,儒不仅指孔子门徒,也指炼丹方士,甚至有学问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儒。比如阴阳家的掌门邹衍、法家势治派代表慎到,都被齐威王聘为儒博士。这种学科间的混淆也流传到了秦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三个大骗子徐福、卢生、侯生来了。

卢生、侯生的真名肯定不叫生,“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儒家学者名字的代称,比如《送东阳马生序》。可见司马迁也把这俩人列到了儒家的范畴,这就体现了秦代儒家成员的复杂性。

公元前219年,徐福先忽悠秦始皇说海中有仙山,有长生不死药,希望替秦始皇寻找,但历时数年不见成果。公元前215年,燕国的卢生也来忽悠嬴政,此后又有韩终、侯公、石生等方士忽悠嬴政。嬴政全都信了,“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

徐福等人开出的一切条件,嬴政一概满足。但是前期投资那么大,却迟迟等不来不死药,秦始皇对儒生的好感于是进一步下降。

徐福

三、围绕封建还是郡县而引出事变

本身归属于儒生行列的方士,已经刺激了秦始皇那颗脆弱的内心,但儒生们却还没有感到危险。

公元前213年,嬴政过46岁生日,仆射(秦代仆射是儒官,高于博士)周青臣上贺表,歌颂伟大皇帝嬴政“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大吹郡县制的优点。可博士淳于越等人依旧我行我素,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复古的封建制。由此掀起了封建和郡县之争。这也成了焚书和坑儒的导火索。

秦朝大臣

淳于越的言论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一大批复辟者的思想,这次郡县、封建之争实际是国家统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无疑,不论是皇帝还是执政宰相,都是忠爱郡县、反对分封的。这场斗争,最终在李斯的主持下,以国家暴力手段予以结束。《史记》中说,李斯上奏,除种树、医术、占卜之书外,不是国家府库所藏的百家书籍一律焚毁,民间敢说《诗》《书》的论罪。秦始皇作出批示:“可”。这就是焚书的过程。这种举动,和清修《四库全书》完全一致,是为了加强思想统一。

李斯

焚书行动中,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诸子百家书籍并没有被焚烧,“所谓秦时焚书,只烧民间之书,不燔博士之藏书”。也就是说,秦始皇只是禁止民间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反动书籍,而国家图书馆仍然保留了这些书籍,保存了文化精典。可见,焚书更重筛选。

这也是刘邦入咸阳后,萧何能收集到秦朝图书的原因。但项羽入咸阳,掠夺金银资财后就一把大火烧毁了咸阳城,里面的书籍自然也归于火海。这才出现了汉初统治者要求访秦末名士回忆书籍的一幕。秦汉文化断层的出现,很大原因要归在项羽身上,而不是秦始皇的焚书上,不应该把项羽的锅甩到秦始皇头上。

四、坑儒

公元前212年,替嬴政找不死药的侯生、卢生私下里骂嬴政专制独裁,“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于是二人卷款跑路。至此嬴政对儒生的好感彻底崩溃。当年嬴政就下达了坑儒令。

这次坑儒杀两类人:一类是欺骗自己的方士,另一类就是反对郡县制的儒生。“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杀方士是因为自己被骗了,天子一怒,伏尸百万;而杀儒生的罪名则是“为訞(妖)言以乱黔首”,就是说他们鼓吹分封,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动知识分子,所以要予以肉体消灭。

坑儒

此后长公子扶苏提出:“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嬴政大怒,直接将扶苏贬到了北地郡。可见嬴政的坑儒之心是多么坚硬如铁。所以坑儒不在于坑杀儒生本身,而是在于对异己思想的消除。扶苏被贬,秦始皇死后,便出现了李斯、赵高矫诏杀扶苏,秦朝二世而亡的悲剧。

扶苏

文史君说

总的来看,焚书与坑儒都是统一思想的必要手段,虽然坑儒也夹杂着秦始皇与儒生的个人恩怨。秦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全国有36郡,一切权力皆由皇帝独裁,秦始皇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稍有不慎秦朝就会倾覆瓦解。脱胎于战国乱世的秦始皇还没有改变思想,只会用最原始的办法,简单粗暴又最有效率的解决隐患,这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逻辑。

参考文献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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