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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自孝文帝元恪去世(515)以后,政局每况愈下,越来越乱:

幼主频频更换,权臣更相阿党,天灾人祸迭起。先是胡太后听政、被幽、复出,接着柔然反叛、六镇起义、尔朱荣血洗洛阳(“河阴之变”),最后是东、西魏分裂割治,相互攻伐,高氏、宇文氏各拥新主以自强。


魏室的衰落不振,使得南北关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北魏由攻势转入守势,梁王朝不断变化策略以求一逞。


1、普通北伐


梁普通元年(520),北魏政府主动派遣使者刘善明来到江南,与梁王朝交涉媾和事宜。此事于《魏书》、《梁书》的帝纪里均无反映,只在《梁书》的《王锡传》、《张缵传》两处提及。

此前梁王朝命军民修筑浮山堰,不但未逼走驻守寿阳的魏军,反而因堰堤顷刻溃决造成元气大伤。

在这种情况下,北使南来,下一步是和是战,梁室内部曾有过争议。据《南史·周舍传》反映,梁武帝“锐意中原”,坚持继续北伐,群臣中只有周舍一人表示支持,其他人竭力反对。

因此,梁王朝没有积极回应北魏“请和”之举,双方未达成协议。

普通二年(521),梁境义州(治齐安郡木兰县,今湖北黄陂县北)刺史文僧朗以州叛入魏,武帝即命大将裴邃率军讨击;北讨获得成功之后,裴邃没有留在义州,而是被调至豫州,坐镇合肥,等待时机,以图寿阳。此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魏军主力调至北部边防戒备,南线只具防御之力。

普通四年(523),梁武帝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出镇:萧综为南兖州刺史,萧纲为雍州刺史,以形成两翼支援中路寿阳主战场的态势。


兵力部署完毕,紧接着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北伐行动。


第一次北伐,自普通五年(524)六月至本年底,中路与东线的战绩喜人。


期间,坐镇合肥的裴邃被命为北伐主帅,北上攻寿阳;新命原北魏宗室元树(天监八年来降)为北青兖二州刺史,率军于东翼策应。

东翼的战绩可喜:

原青冀二州辖境的城戍,如童城、建陵城、曲沐戍(均在今江苏沭阳县境),琅邪、东莞、檀丘(均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一带),睢陵、司吾(今江苏宿迁县北)等,相次收复。

主攻寿阳的目标虽未达到,但寿阳周围的城戍(黎浆、安城、曲阳、秦墟、马头、荆山等),均被梁军攻占,寿阳已成孤城一座。

短短几个月间,梁军投入的兵力不多,而进展如此顺利,这对梁武帝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第二次北伐,是普通六年(525)三线并进中,因主帅叛变,结果全线溃败。


年初,北魏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刺史元法僧有意叛变南来投诚,激起了梁武帝大举北伐的热情。他下诏命其侄萧渊藻(萧懿子)率前军、其子萧综领中军相次北上,“其余众军,计日差遣,初、中、后师,善得严办;朕当六军云动,龙舟济江”;二月间,他召回南徐州刺史萧续,“禀承戎略”;三月己酉(初五日)“行幸白下城,履行六军顿所”,并授命萧综“权顿彭城,总督众军,并摄徐州府事”。

梁武帝有志于亲率后军渡江北上,只是一种姿态,不过他紧急调遣,三方集团军及时组成并开赴前线,又一次显示了梁军的阵容和气势,足可与天监五年的北伐相媲美。

然而,此次大举北伐也选错了主帅。前线总指挥萧综,尽管“有勇力”,而且屡屡“求为边任”,但他早就认定自己是齐末东昏侯的遗脉,因而“常怀异志”。


当北魏将领元延明、元彧率军二万逼近彭城之际,梁武帝急命萧综后撤。

此时,萧综遂生叛逃投敌之念,秘密与魏军交涉,并于六月庚辰(初七日)夜潜逃;次日梁军发觉主帅不在营中,屯集彭城一线的大军哗然溃散,魏军于是乘势追击,致使梁军“死没者什七八”,彭城以至宿豫间诸城戍全部被魏军夺走。

与此同时,梁军的两支作战部队也没有坚守:

一支是由萧渊藻、萧正德统领,屯兵于淮北之涡阳(今安徽蒙城县),闻讯彭城有变,慌忙南奔;

另一支是由夏侯亶统领,他接替刚死于军中的裴邃,正全力攻打孤零零的寿阳城,梁武帝密召他班师回防合肥。

至此,这次声势颇盛的北伐便草草收场了。次年(526)二月,“北伐众军解严”。


第三次北伐,是普通七年(526)七月至十一月攻占寿阳的行动。


此前一年,梁武帝命梁军于宿预(今江苏宿迁县南)、济阴(今江苏盱眙县西)分别修筑宿预堰、曹公堰,意在造成水淹上游寿阳城的威胁。

这年七月,梁武帝命屯兵合肥的夏侯亶自南道攻打寿阳,命郢州刺史元树领兵迂回至寿阳以北的黎浆,形成南北两面夹击的形势。

据《通鉴》卷一五一记载,十一月辛巳(十六日),北魏扬州刺史李宽难以支撑下去,终于以寿阳城降梁。

数日后,梁王朝将李宽放还北魏,并重新将寿阳作为豫州治,改合肥为南豫州治。淮南重镇寿阳自齐末为北魏盘踞以来,已经过去了26个年头,梁武帝上台后组织的一次次北伐,主要目标就是想夺回寿阳,重新恢复淮南作为江南政权的屏障地位。

如今这一目标已经实现,而且南北攻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北魏无暇顾及南线,梁军乘机北上夺取。


总的讲,普通年间的北伐尽管出现了彭城溃败,战果仍然可喜:

中路夺得了淮南重镇寿阳,西翼收复了沔北部分失地,东翼构成了对北魏所据彭城重镇的威胁。

因此,大通元年(527)梁军攻占了原司州境的“三关”,重新夺得了淮北的涡阳,再次向彭城挺进。

《南史》卷三四《周舍传》反映,普通年间的北伐是梁武帝“锐意中原”的产物,当初除了周舍一人外,“群臣咸言不可”,结果“累献捷”,梁武帝非常得意,下诏赞赏周舍。

《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还记载说,中大通三年(531)萧子显启撰《普通北伐记》,可谓庆祝的余波。


2、六送傀儡


梁大通、中大通之际(即528年前后),北魏由于愈演愈烈的内乱,已无力锐意经营南线军事,边将纷纷南叛;先是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归梁,接着是宗室元颢、元彧、元悦以及北青州(今江苏赣榆县西)刺史元世隽、南荆州(今河南邓县)刺史李志、泰山(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太守羊侃相继来降。

在这种不战而能屈人之兵的新情势下,梁武帝迅速作出反应;遣送降梁的原北魏宗室亲王入北主持魏室军政事宜,尝试通过扶植傀儡达到北伐不能实现的目标。

二十年间(528~547),梁武帝先后六次遣送“魏主”北上。以下据《通鉴》记载作简要介绍。

第一次遣送“魏主”元颢。

大通二年(528)十月丁亥(初三日),梁武帝“以魏北海王颢为魏主,遣东阁将军陈庆之将兵送之还北”,随行将士才七千人,当月北上至淮北,袭据铚城(今安徽宿县西)。

次年四、五月间,这支队伍自铚城出发,向西北挺进,攻拔荥城(今河南商丘县东南)、考城(今河南民权县东北),夺得北魏梁国都城雕阳(今河南商丘县);继而西向直指洛阳,击溃了荥阳、虎牢守军,占领了洛阳。


“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北魏梁国守军七万、考城守军二万、荥阳守军七万,以及其间陆续调遣而至的北魏援军约十万之众,均一一败北。

陈庆之面对强敌,镇静自若,激励将士:“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

在陈庆之护卫下,元颢于梁大通三年(529)五月丙子(二十五日)入洛登基,改元建武,当上了傀儡皇帝;65天后,即七月戊辰(十八日),元颢眼看尔朱荣率大军过河相逼,仓惶南逃,数日后被杀害于临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陈庆之所率军士死散略尽,他自己削须发为沙门,孤身潜逃,辗转回到建康。

第二次遣送“魏王”元悦。中大通二年(530)六月丁已(十三日),粱武帝宣布“以魏汝南王悦为魏王”,直至八月间方于德阳堂饯送,并“遣兵送至境上”。

八至十二月间,北魏发生内乱,孝庄帝杀尔朱荣,引发尔朱兆拥兵入洛;元悦“闻尔朱兆已入洛,自知不及事,遂南还”。

第三次再送元悦。

中大通四年(532)正月戊辰(初三日),梁武帝“以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牧,卫送魏王悦入洛”。

四月,元悦之侄元修在洛阳被拥立为帝(孝武帝),元悦是如何入洛的不清,他于十二月丁亥(二十八日)在洛阳被其侄孝武帝杀害。

第四次遣送“东魏王”元法僧。

中大通四年(532)二月,即宣布元悦再次入洛的消息过了一个月后,梁武帝又宣布以原北魏降将元法僧(普通六年初为北魏徐州刺史,以彭城内附)为“东魏王”,拟由时任兖州刺史的羊侃(大通二年以北魏泰山太守来降)为“军司马”,“与法僧偕行”。


据《梁书》本传,元法僧受命后“不行”。

第五次遣送“魏王”元庆和。

中大通六年(534)十月丁卯(十八日),梁武帝以原北魏降将元庆和(大通元年为北魏东豫州刺史,以涡阳内附)为镇北将军,“帅众伐东魏”。

据《南史·梁本纪中》、《魏书》本传及《废出三帝纪》记录,元庆和北上的头衔是“魏王”。

本年底,元庆和率众人据濑乡(今河南鹿邑县东);大同元年(535)四月至七月间,元庆和率众在东魏境内攻打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县西),东魏立即组军南下讨击。

据《魏书》本传讲,元庆和见东魏大军来讨,“望风退走”;他返回建康后,梁武帝指责他“言同百舌,胆若鼷鼠”。

第六次遣送“魏主”元贞。

太清元年(547)十二月乙亥(十二日),梁武帝应东魏亡命将领侯景之请,以原北魏宗正卿元树(天监八年来降)之子、时为梁太子舍人的元贞为“咸阳王”,“资以兵力,使还北主魏,须渡江,许即位”。

次年八月,元贞发觉屯兵寿阳的侯景“有异志”,“逃归建康”。

上述六送“魏王”北上为傀儡的行动,除第一次元颢进据洛阳当了65天短命皇帝外,其余五次或半途而废,或干脆未曾成行,没有实际意义。

这说明梁武帝自命不凡,对内乱中的北方政权在军事上的威慑力和在政治上的排他性,几乎一无所知;而对梁王朝脆弱的军事实力和自诩的政治影响力,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态度。


《魏书·岛夷萧衍传》讲,梁武帝“好人佞己,末年尤甚”,如有人说北方政权“强盛”,“即便忿怒”;有人说北方政权“衰弱”,“因致喜悦”。这种畸形心理影响着梁王朝的决策,六送傀儡这件事只贻笑千古,紧接着发生的接纳侯景而亡国这场灾祸,则使梁武帝其人遗臭万年。


3、南北通和


其实,前面提到的第五次遣送傀儡其后,梁武帝就把注意力转移至南北通和上了;时隔十多年后第六次送元贞北上,是为着满足侯景的要求而出的权宜之计而已,南北通和的方针并未改变,频繁的往来也未停止。

梁中大通六年(534)这一年内,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次年即大同元年(535),坐镇义阳的梁司州刺史陈庆之这员骁将率兵北上,被东魏豫州(治汝南,今河南汝南县)刺史尧雄打败;正在东魏南境攻夺的北上“魏王”元庆和,被东魏南下诸军的气势吓退。

当东部战场形势黯淡之时,西线却捷报频传:

七月间,东魏东益州(治晋寿,今四川广元县南)刺史傅敬和以州降梁;十一月间,长期失据的汉中之地也回归梁王朝。

当西境梁、益之地已纳入梁王朝版图以后,梁武帝决定主动与东魏媾和。《魏书》卷七○《傅敬和附传》讲,傅敬和降梁后,梁武帝“以齐献武王(高欢)威德日广,令敬和还(东魏)国,以申和通之意”。

《梁书》本纪讳及梁求和之事,却记下了东魏来使通和之举:

大同二年(536)“十二月壬申(初六日),魏使请和,诏许之”。

自此以后,梁王朝与东魏政权之间互派使者,礼聘往返,络绎不绝。

《通鉴》卷一五七在梁大同三年、东魏天平四年(537)记事中综述道:

时南北通好,务以俊义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不得与焉。每梁使至邺,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建康亦然。

从《梁书》、《魏书》的纪传及其他史籍(如《酉阳杂俎》)的记录里,不难发现其时南北“通好以使命为重”的事实。


梁与东魏之间聘使频频,彼此礼遇有加,双方国书中还特意将以往有伤对方的字眼删除不用,足可见维系友好关系的用心。

梁与东魏交好的同时,东西魏之间却连年交战不已。梁王朝的北部边境保持了持续十几年安宁无事的状态,梁武帝误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不再用心于“北伐”之计,边防的军事自行解除,以致“南方久不习兵”,能够作战的梁军不复存在。

大同十年(544),梁武帝返至武进旧乡谒陵,所下诏文中有“今四方款关”之语,登京口北固楼时特将“北固”改作“北顾”,均反映出他晚年不再以武备为意的心态。


大同五年(539)陈庆之去世后,梁军已再无能够领兵作战的将领,这就给梁王朝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后来在侯景之乱中,梁军几乎一触即溃,就是不奇怪的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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