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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牛津大学的荣休教授，阿维·施莱姆认为哈马斯体现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精神，这一立场使他甚至与最激进的同僚也渐行渐远。

在去年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六个月后，一段网络视频激怒了许多以色列观众。视频中的主角，是以色列裔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他看起来像一位慈祥的英国祖父，一头白发，说话温和而缓慢。但他的话语，在许多以色列人听来却极为刺耳。

他在视频中说道：“哈马斯是唯一一个坚决抵抗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组织。通过10月7日的袭击，哈马斯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巴勒斯坦人不会被边缘化，巴勒斯坦的抵抗力量并未消亡。哈马斯将继续领导巴勒斯坦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今年十月，施莱姆将在牛津的家中庆祝他的80岁生日。“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几乎成了名人。人们在街上认出我，和我握手，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他在接受以色列《国土报》周末杂志采访时说道。“年轻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谢我为他们发声，给予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并恢复了他们对犹太人的些许信念。”

当被问及另一面的反应时，他坦言：“我也收到过充满敌意的邮件和死亡威胁，但每收到一条负面信息，就有十条是正面的。过去，每当我演讲时，总会有一位犹太学生站起来挑战我，为以色列辩护。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这种情况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在他看来，“西方媒体仍然偏袒以色列，但年轻人不再看BBC或报纸，他们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这就是我获得越来越多支持的原因。”

当被问及哈马斯在10月7日的“叙事”时，施莱姆回答道：

“我研究过哈马斯的说法。解释哈马斯的行为不等于为其辩护。杀害平民是错误的，就是这样。但背景至关重要。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被占领之下，他们有权抵抗，包括武装抵抗。哈马斯武装人员接到了明确的袭击指示，并且有明确的军事目标。他们最初袭击了军事基地，杀害了士兵、警察和安全部队人员。这并非战争罪。之后事态失控了。”

他补充说，虽然他谴责哈马斯伤害平民的行为，但这“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残酷的军事占领的产物”。

从爱国者到批评者

这很难让人相信，但在以色列度过的童年时期，施莱姆曾深深钦佩着他现在所谴责的这个国家。“在学校里，我学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这场冲突的解读，并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它。我是一个爱国的以色列人，”他说。在1967年“六日战争”前夕，当时还是剑桥大学学生的他，甚至主动前往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请求入伍参战。

施莱姆于1945年出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个富裕且根基深厚的犹太家庭。他将自己的家庭描述为“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并认为自己首先是伊拉克人，其次才是犹太人。“在家里，我们只说阿拉伯语。我们的饮食和社会习俗都属于阿拉伯文化……我们经历过与阿拉伯人共存。那并非像今天这样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和以色列建国之前就存在的日常现实。”

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犹太人发起的运动，其领导人从未对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真正感兴趣。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伊拉克犹太人的处境恶化。1950年，他的家庭移民到了以色列。

他将这次移民描述为一次痛苦的经历。“我们以犹太人的身份离开伊拉克，却以伊拉克人的身份来到以色列。我们失去了财富、社会地位以及对伊拉克犹太人身份的自豪感。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上升，而是急剧下降，沦为以色列社会的边缘。”他回忆起自己作为一个来自中东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在那个由欧洲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主导的社会中所经历的自卑与歧视。

高中前，他被送到英国亲戚家，并在那里完成学业。之后，他回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国防军（IDF）服役两年。“当时我天真地相信了传统观念，即武力是阿拉伯人唯一能理解的语言，”他回忆道。服完兵役后，他于1966年回到英国，并定居至今。

档案馆里的“真相”

施莱姆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幻灭”描述为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他认为，自己思想中最具变革性的时刻，始于他在档案中的研究。

1982年，他前往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家档案馆，研究以色列国防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我在那里读了整整一年的文件。从那时起，我变得激进起来，”他解释道，“我在那里读到的内容与我在学校学到的完全不符：犹太人永远是受害者；1948年是一场旨在将犹太人扔进海里的种族灭绝战争；我们以少胜多；以色列领导人试图促成和平，但在阿拉伯方面却没有合作伙伴。我之前相信所有这些，但在档案中，我发现了不同的真相。”

例如，他发现，与官方说法相反，并非所有阿拉伯领导人都拒绝与犹太人对话。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一世和叙利亚领导人胡斯尼·扎伊姆都曾寻求与以色列对话与合作，但均被时任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拒绝。“我驳斥了以色列渴望和平，但在阿拉伯方面却没有合作伙伴的说法。犹太复国主义神话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差距，正是我成为‘新历史学家’的原因。”

“新历史学家”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批以色列学者，他们在以色列档案开放后，对犹太复国主义和阿以冲突提出了批判性的重新解读。这使他们在当时受到了学术界和媒体的猛烈攻击。

从中间派到激进派

施莱姆认为，以色列从未真正想过要属于中东，而是将自己视为一个西欧国家，拒绝融入该地区。他过去的立场曾被妻子总结为：“1967年之前——好，1967年之后——坏。” 他曾认为以色列在其1967年前的边界内是合法的。

“但近年来我更接近伊兰·帕佩（另一位激进的‘新历史学家’）的立场。现在我认为，以色列本土和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之间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区别。从河流到大海，这是一个政权。这是种族隔离和犹太人至上主义。我已经从中间立场转向了激进立场。”

今年4月，施莱姆的立场引发了更大争议。他向英国内政部提交了一份专家意见，支持将哈马斯从英国的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他写道：“哈马斯根据国际法行使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权利。”

他承认哈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是“卑鄙和令人愤慨的”，但他同时指出，从致命后果来看，它们“并不比以色列F-16战机在加沙居民楼投下的一吨重炸弹更可怕”，并声称哈马斯政治领导层在2004年已做出终止自杀式爆炸的战略决定。

当被问及为何支持将哈马斯从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时，他回答：“我不支持哈马斯……我是一名历史学家，我研究过哈马斯的历史。我支持将其除名，正是基于这项研究。” 他认为，哈马斯在2006年赢得了自由民主的选举，但其组建的政府却遭到以色列、美国和欧盟的拒绝。“西方声称支持民主，但当这些人投票给了‘错误的政党’，西方就拒绝了民主进程。”

他声称，哈马斯已经变得更加温和，并同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我并非为哈马斯辩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的目标是客观地看待这场冲突。”

“种族灭绝”与未来

对于去年10月7日后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施莱姆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种族灭绝”一词。“起初，我犹豫着是否要用这个词。但后来以色列拒绝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将饥饿作为战争武器。如果这都不算种族灭绝，我真不知道什么才算了。这无关乎数字，而关乎意图。”

他认为，以色列社会整体都应对这些战争罪行负责，因为“政府反映社会”。当被问及为何仍保留以色列国籍时，他表示曾考虑过放弃，但因可能无法再入境而作罢。他说：“作为一名以色列人，我为自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以及剥夺巴勒斯坦人的人权而感到愧疚。”

在采访的最后，他引用了一位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在1948年写下的话，那位官员将新生的以色列称为一个由“一群无耻领导人”领导的“黑帮国家”。施莱姆说，他曾觉得这些话太过尖刻，但现在看来，“一个扭曲的开端，终将走向扭曲的结局”。从巴格达的宫殿式住宅，到特拉维夫的边缘少年，再到牛津大学的荣休教授，施莱姆用自己的一生，画出了一道从拥抱到背弃的弧线。而他所讲述的这个故事，无论是被视为警世恒言还是危险的异端，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这片土地上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至今仍未终结的悲剧。

作者信息

奥弗·阿德雷特（Ofer Ade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