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国家级生育补贴政策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应对低生育率、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举措从地方试点迈向全国推广。

7 月 2 8 日 ， 根据 正式 公布 的 国家 育儿 补贴 制度 实施 方案 ， 从 2 0 2 5 年 1 月 1 日 起 ， 对 符合 法律 法规 规定 生育 的 3 周岁 以下 婴幼儿 发放 补贴 ， 至 其 年满 3 周岁 。 育儿 补贴 按 年 发 放 ， 现阶段 国家 基础 标准 为 每孩 每年 3 6 0 0 元 。 其中 ， 对 2 0 2 5 年 1 月 1 日 之前 出生 、 不满 3 周岁 的 婴幼儿 ， 按 应 补贴 月 数 折算 计 发 补贴 。

这份“真金白银”的支持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补贴能在多大程度上撬动低迷的生育意愿？不同收入群体如何公平受益？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话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经济学者杨凡。

实际上，我国人口格局的剧变早已牵动全社会神经。 2022 年，新生儿数量一度断崖式下滑，跌破 1000 万大关， 2024 年虽因“龙年”短暂回升，但持续加深的老龄化隐忧带来普遍焦虑。破解低生育率困局，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议题。在此背景下推出的育儿补贴，看似是直接的经济杠杆，但其内涵远非“发钱催生”这般简单，它承载着更复杂的期待与挑战。

作为深耕生育养育成本与政策支持体系多年的权威学者，杨凡教授的研究视角兼具宏观战略与微观现实关切，既剖析生育率下降的经济逻辑，也聚焦家庭面临的实际困境。她强调，生育补贴的本质是一项“民生工程”。其核心价值远不止于追求生育率数据的回升，更在于切实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并通过释放生育友好信号重塑社会预期。

针对大众最为关切的“补贴能否提高生育率”这一问题，杨教授强调应关注“人口变化的速率，而非绝对值”，并指出政策的深层意义在于为社会经济系统赢得适应人口结构转变的宝贵缓冲期。

杨凡教授表示，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必须超越“单一经济补贴”的思维定式。她指出，需要构建覆盖“婚恋 - 生育 - 托育 - 住房”的全周期支持体系，经济补贴只是这个庞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基于详实的地方实践考察和国际经验比较，杨凡教授指出，唯有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与文化引导等多维政策协同发力，才能触及影响生育意愿的深层土壤。

她分享了其团队的调研发现：许多自称“恐婚恐育”的年轻人，在切实了解全方位的政策支持细节后，态度往往发生 一定 松动 。这一现象印证了传统婚育文化在我国仍具深厚根基，也为未来的政策设计提供了关键依据。

面对“低生育率是否必然拖累经济”的争议，杨凡教授提出以“质量红利”替代“数量红利”的发展路径，并提醒公众警惕将生育功利化的倾向，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在政策设计上，杨凡教授着重指出需兼顾普惠性与精准性。她分析道，育儿补贴对低收入群体的边际缓解效应通常更为显著。但实施差异化补贴需以精准的家庭收入测算、配套的税收政策调整等为前提条件。因此她建议，现阶段可通过普惠性安排传递公平导向，未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探索分层实施。

针对女性因生育面临的职场发展受阻问题， 杨教授提出的 “企业激励 + 家庭支持 + 就业培训”三维保障机制， 恰与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近期推动的“生育假期成本分担”、“ 生育 友好 岗 ”等创新政策方向形成呼应。

从国际经验看， 法国的高生育率维持、北欧的父母共享育儿假制度，以及俄罗斯“母亲资金”计划的阶段性成效，均为我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路径。但杨凡教授特别提醒，政策评估不应局限于生育率变动这一指标，更需关注民生改善的实质效果。

在人口负增长成全球趋势的当下，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探索，既面临财政可持续、区域差异平衡等现实挑战，也承载着培育新型生育文化、促进性别平等的深层社会使命。

杨凡教授团队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带薪育儿假与普惠托育服务之间的有效配合，对刺激已婚未育人群的生育计划作用最为显著，而政策宣传的精准性同样显著影响着公众的实际决策。

本文聚焦国家级育儿补贴政策，剖析其核心目标、设计考量、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及国际经验借鉴展开。

以下是对话全文：

核心价值：变化速率重于人口规模

为人口转型赢得缓冲期

《 经济 大家说 》 ： 国家级育儿补贴政策出台， 您认为这一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是短期刺激生育意愿，还是长期优化人口结构？

杨凡： 我认为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改善民生，当前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孩子方面的成本较高，这一举措能直接缓解家庭压力；二是释放积极信号，彰显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导向。

至于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的关系，二者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统一的。生育补贴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群众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负担问题，进而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而生育意愿的自然提高，会推动生育数量稳定，长远来看还能优化人口结构。可见它既具备短期效应，也具有长期意义。

《 经济 大家说 》 ： 随着经济发展，少子化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你觉得通过生育补贴能提高生育率吗，提高到什么水平是一个合适的目标呢？

杨凡： 你说的没错，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普遍趋势，各国均呈现这一特征。不过东亚地区当前的生育水平尤为偏低，而全球约三分之二人口已处于低生育水平，即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所以这已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对我国而言，目前进行生育支持政策的设计，那么确实在生育率上是有一定的期望，但我认为并不存在所谓“最合适的生育水平”或“最优人口规模”，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人口变化的速率，而非绝对值本身。

因为人口是长期变量，是一个慢变量，也是基础性变量，其变化相对和缓。人口系统与其他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相互适应、协调的机制，但这需要时间。因此，当前举措的更大意义在于减缓变化的剧烈程度，为各系统的相互适应争取宝贵时间。我认为这正是政策重要性所在。

普惠原则：覆盖所有育儿家庭

一孩多孩、贫富均该获得补贴

《 经济 大家说 》 ： 若长期政策补贴，需要做好怎样的长期投入准备，才能保证政策或者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

杨凡： 涉及到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

首先，当前政策设计仍处于起步阶段，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想适配，因此补贴发放标准相对较低。

其次，未来需建立系统的财政规划。因为人口出生数量具有可预测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具备一定的可预见性，基于这些前瞻性判断，可对补贴标准进行动态调整。

此外，还需要拓展资金来源。比如，是否可设立专门的生育支持基金？除财政投入外，可探索更多元的筹资渠道，如吸纳社会捐赠、彩票公益金等，国外部分地区就有类似的做法，通过建立专项生育支持基金，实现多途径筹资。

《 经济 大家说 》 ： 除了国家层面的补贴，现在至少有 23 个城市也在探索生育补贴政策，但是多地政策都聚焦在二孩、三孩，而实际上目前一孩的生育率也不高。

杨凡： 确实一孩在生育结构中占主要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二孩、三孩生育的基础，且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让每个孩子享有平等权利，本就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社会各界已形成共识：生育支持政策不应仅覆盖二孩、三孩，一孩也理应被纳入。那么为什么我们前期的一些探索中主要是针对二孩、三孩呢？这是出于渐进式的政策设计的考量，因为二孩、三孩群体体量相对较小，若一次性全面覆盖，实施有一定的难度。

而未来的政策方向，必然是将一孩纳入覆盖范围。政策可能先从体量较小的群体开展试点，待模式成熟后，再逐步向更广泛的群体推广。

《 经济 大家说 》：您如何评估育儿补贴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效果？是否可按照不同家庭收入实施差异化补贴标准，提高政策的公平性？

杨凡： 这个问题确实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我认为这个事情得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对补贴进行差异化设计是一种值得参考的思路。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就是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实施差异化补贴：收入越高，补贴越少。但是据我了解，他们这种差异化的设计，是与其他政策配套起来使用的。他们对家庭收入有精准的测算，且多数国家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政策，补贴与税收相互配合。就我国而言，目前相关条件尚不成熟，若盲目推行按家庭收入划分的补贴模式，可能难以落地，但这一方向未来值得借鉴。

另一方面，育儿补贴本质上是改善民生的工程，其核心导向在于传递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信号，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生育养育孩子，都付出了成本，所以只要有育儿行为，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补贴。这种普惠性安排，既鼓励生育养育，也彰显了政策的公平导向，从当前阶段来看是合理的。

效果评估：低收入群体 效果 更 明显

提高生育率需多维政策协同作用

《 经济 大家说 》 ： 从人口学视角看，育儿补贴可能对不同年龄段育龄人群 ， 如 20-30 岁、 30-40 岁 ， 的生育决策产生差异性影响。您预测政策对哪类群体效果最显著？哪些群体的生育意愿可能仍难被撬动？

杨凡： 关于人群差异性问题，核心差异不在年龄，而在于收入。

这个政策对低收入群体 的 刺激 效果 更为 明显 ，高收入群体则受影响较小，这也是生育补贴政策本身对一个特点。

《 经济 大家说 》 ： 你认为我国提高生育率，除了经济层面，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配合处理这块一些比较系统的一些政策？

杨凡： 生育补贴或者叫育儿补贴 ，它是属于经济支持的一种手段，而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在构建一个非常完整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设计。仅经济支持就包含多种形式，除了育儿补贴外，还有很多其他政策，如住房优惠、辅助生殖技术补贴，以及通过社会保险提供的相关补助等，内容十分丰富。

除经济支持外，时间支持方面也在积极探索，形成了包括产假、陪产假、育儿假在内的生育假期体系。

服务支持的内容则更为广泛，涵盖提高孕产妇健康水平、保障女性就业权利、提供教育服务等多个方面；其中普惠托育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我国正投入大量资源重点推进。

此外，文化建设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各项政策要落地见效，效果要能够长远，离不开生育文化的引导。当前我国正着力推动生育文化转型，培育新型生育观念，包括倡导男女平台、尊重生育价值，以及破除高价彩礼等婚育陋习，这些都属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 经济 大家说 》 ： 针对女性因生育导致的职场发展受阻问题，如晋升歧视、收入中断，如何通过政策设计，避免补贴红利转化为女性职场压力？

杨凡： 在保障女性就业权益方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

其一，政府需强化权益保障机制。应明确申诉与仲裁渠道，确保女性在遭遇就业不公时有处可诉；同时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戒力度，通过严格执法遏制侵权行为。

其二，需推动家庭内部形成对女性的支持。职场中女性为什么受到歧视？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养育负担多由女性承担，这会占用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工作表现。若家庭成员公共参与育儿，既能减轻女性的负担，也能减少职场对女性的偏见。

其三，要完善女性就业培训服务。女性因生育、哺乳必然面临职业中断，这是其他家庭成员无法替代的阶段。因此，需设计针对性措施，帮助女性在职业中断后快速回归工作节奏。

其四，应加大对企业的激励力度。对企业而言不能只是惩罚，在惩罚机制外，可通过多元方式引导企业践行生育友好理念：例如对女职工占比高、生育支持做得好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社保返还等政策；开展 “生育友好型企业” 评比，对表现突出的企业予以表彰，并允许其在宣传中使用相关标识，这既能提升企业无形资产价值，也能激励更多企业参与其中。

《 经济 大家说 》：从出生人数来看，前几年新生儿数量连续大幅下降。 2024 年新生儿 954 万，是自 2016 年以来首次回升。你如何评估这个回升，只是短暂的偶然现象，还是会重新回到增长的的路径上？

杨凡： 2024 年生育率的回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前期积压的生育意愿在特定时段集中释放；另一方面是民众对龙年生肖的偏好产生了推动作用，同时生育支持政策也发挥了积极影响。所以这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尽管去年呈现出多重利好因素叠加的态势，但我个人判断，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不过，随着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其作用会逐步显现，不仅有望减缓下降趋势，使这一过程更趋和缓，未来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经验借鉴：生育率的提高需覆盖婚恋

生育、养育等全生命周期

《 经济 大家说 》 ： 我国目前至少有 23 个城市已经在探索生育补贴措施，根据您的长期研究和跟踪观察，有没有实施效果较好的地方，如事实证明生育补贴对生育率确实有提高，应该吸取哪些较好的经验，在以后的政策设计中不断完善？

杨凡：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浙江常山县的做法，他们的生育支持不局限于育儿补贴，而是构建了覆盖多个生活场景和生命周期环节的政策体系，补贴内容十分丰富。

具体来看，育儿补贴方面，二孩、三孩分别为 5000 元、 10000 元；初婚年龄在 25 周岁以下的新人可获得 1000 元祝福红包；辅助生育技术补贴单次是 3 万元，累计最高 9 万元（可覆盖 3 次）； 托育补贴方面，一孩、二孩、三孩家庭每年分别为 500 元、 1000 元、 2000 元； 三孩家庭购房还能享受 20 万元补贴。 这些政策涵盖了婚恋、生育、养育、住房等多个方面，真正做到了从生命周期各环节提供支持。生育看似是在生育环节，但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婚、生、养、教、住、行等各个方面。

同时，当地的生育支持不止于补贴，其他配套政策也很完善。例如“常 20 条”就包含丰富内容，尤其重视生育文化建设，推进婚育风俗改革，将部分公共空间打造成主题广场，为年轻人提供社交平台；组织 80 后、 90 后担任宣讲员，通过同辈力量传播婚育文化，可见他们对婚育文化的培育极为重视。

《 经济 大家说 》 ： 常山属于浙江，浙江都比较富有，会不会也是因为他们经济条件好？

杨凡： 但是常山县隶属于浙江省衢州市， 在浙江并不是属于 GDP 最高的地方，它属于浙江的西部，相对来说，在浙江省内，他们的收入并不算太高，但即便如此，当地对生育支持工作的重视程度依然很高。

《 经济 大家说 》 ： 有没有一些国际成熟有效的经验可供我国借鉴？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即使出了不少的生育支持政策，但生育率仍然很低？有没有一些国家在经历低生育率之后，通过各类政策措施后，真正提高了生育率的案例？

杨凡： 所有遭受生育转变、面临低生育问题的国家，都出台过类似的生育支持政策，我国也在积极借鉴国际经济。

西欧和北欧是最早遭遇生育转变与低生育率问题的地区，其生育支持政策已历经数十年发展，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比如法国，不仅较早推出相关政策，总和生育率也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北欧的多个国家也同样如此，尽管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生育率有所回落，但在政策作用下，均曾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回升。此外，俄罗斯的实践也值得关注。俄罗斯将重点放在生育补贴上，推出了覆盖多个阶段的补贴政策，其中著名的“母亲资金”可用于子女教育、家庭住房购置与建造，还能为母亲缴纳养老金、公积金等，对家庭对支持力度极大。对俄罗斯生育率在一定时期的企稳或小幅回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见，这些国家普遍经历过生育率下降后又回升的过程。

再看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情况还有所不同。日本的婚内生育率其实不低，只是不婚率较高拉低了整体水平。而韩国虽为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生育支持政策仍发挥了托举作用，多项韩国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若没有这些政策，其生育率可能会更低。这说明，政策效果未必体现为生育率回升，减缓下降速度同样是一种成效。

我始终认为，不应将生育率变动作为评估生育支持政策的唯一标准。毕竟，生育率的变化需要较长周期，政策从影响社会氛围到改变个体行为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马上立竿见影。而且我认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首要目的，本质上是一项民生工程，针对百姓生育、养育成本高、孩子“养不起、没人带”等问题，通过补贴、普惠托育等措施缓解后顾之忧，提升幸福感，即便不直接体现为生育数量的增长，只要能让老百姓的日子更舒心，就是有价值的政策。

生育目的：并非为养老金接盘

人口负增长影响待观察

《 经济 大家说 》 ： 人口负增长和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产生哪些方面的深远的影响？

杨凡： 关于人口负增长的影响，目前并无定论，各方讨论存在明显分歧。

一方面，不少人表达了担忧：担心劳动力供给不足，认为人口负增长会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担心消费市场规模萎缩，进而影响投资。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同观点与之相对：

从劳动力来看，我国劳动力体量依然庞大，尽管数量有所下降，但变化幅度并不剧烈，人力资源仍较丰富。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倡导人口高质量发展，通过提升人口身体素质、提高受教育水平来挖掘劳动力的质量红利，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培育新的生产力。

消费领域的争议也类似。有人认为，人口只是影响消费的因素之一，且并非决定性因素。近 20 年来，我国人口增长有限，但消费总额却增长了几十倍，这说明消费的关键在于能否提供更多优质商品吸引消费，以及能否增加居民收入、让人们有能力消费，这些方面的作用可能比人口本身更大。

总体而言，人口负增长的实际影响仍需长期观察。目前观察期较短，全球虽有几十个国家经历过人口负增长，且能看到其与经济增长并存的情况，但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会带来何种结果，尚无现成案例可参考。

正如前文所说，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都极为复杂，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匹配、协调的机制。而从去年开始，机器人的发展又让人们产生了新的担忧，担心自己面临失业风险。

《 经济 大家说 》 ： 其实大家也觉得，人口减少未必意味着劳动力减少，因为机器人能替代人工完成原本需要大量人力的技术性工作。尤其是在养老领域，若要妥善照料老人，只要机器人技术足够成熟，完全可以替代人工承担相关工作。

杨凡： 没错，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 经济 大家说 》 ： 当前养老金依赖现收现付制，低生育率也会加剧年轻人的负担，以及担忧未来的养老问题，有声音指出提多生孩子多领养老金等，也会被解读为生孩子是为了给养老金接盘？你如何看待提高生育率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的问题？

杨凡： 我觉得这种观点太偏颇了。

客观来看，生育孩子增多的确会增加未来的劳动力，可能会缓解抚养比，减轻老龄化压力，但这并非根本目的。

首先，无论是生育支持政策还是其他政策，核心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不应将其功利化看待。而且，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提高现有养老金的收益率，以及当前推行的延迟退休政策等，这些措施相互配合，共同作用。

因此，出台生育支持政策并非为了单纯追求 “多生孩子”，其首要目的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观察洞见：要打破 “ 恐婚恐育 ” 的信息茧房

政策宣传需呈现婚育全貌

《 经济 大家说 》 ： 基于您的研究和观察，您觉得提升生育意愿，未来还需突破哪些关键障碍？

杨凡： 我近年来一直聚焦在生育养育成本问题以及配套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议，发现提升生育意愿还需要突破以下三重障碍：

其一， 要破除现实 成本 与 精力 压力 。我们的调研发现，即便是结婚生育意愿最低的群体，比如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倾向者，明确拒绝婚育的仅占 20% 。这说明，多数人并非排斥婚育，而是被现实压力所困：高昂的养育教育成本、住房重担、育儿支持缺失，以及职业发展与育儿的时间冲突，这些压力本质是公共政策可干预的领域。例如，通过扩大普惠托育供给、完善生育假期成本分担机制、探索育儿住房支持等，可直接为家庭减负。 其二，要打破“恐婚恐育”的信息茧房。当前年轻人，尤其女性对婚育的恐慌，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茧房”的扭曲效应。我的团队追踪发现：许多自称“恐婚恐育”的年轻学生，在实地调研政策支持体系后态度明显转变。这揭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网络和文艺作品过渡渲染婚育矛盾，让年轻人误以为婚育只剩下“一地鸡毛”，忽略了其幸福美好的一面。

因此，向未婚未育群体客观全面地呈现婚育的全貌至关重要：既要说明可能面临的问题，也要展现其独特价值与美好之处。让大家在充分了解后自主判断、选择，这既是对个体选择权的尊重，也体现了社会公平。

其三，要给政策创新容错空间。生育支持政策的探索需要宽松、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生育支持政策尚处起步阶段，地方首创的政策常因争议承受巨大压力，导致基层顾虑重重，不敢继续推进。要真正突破瓶颈，必须构建社会宽容度与政策容错机制，理解地方试点探索的宝贵价值，为全国政策积累经验，避免因“求全责备”扼杀创新活力。

总而言之，提升生育意愿，需要化解现实压力、纠偏信息认知、包容制度创新，这既是破解低生育率的关键路径，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深层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