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当然不是一个狭义的时间概念，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含义。不要动不动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文 | 何振华

相声界老前辈杨少华仙逝，一夜之间，消息刷屏。

前几天，历史学者傅国涌突然病故，一夜之间，悼文刷屏。

上月下旬，“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蔡澜老先生离世，一夜之间，满屏皆蔡澜。

杨少华与儿子杨议同台表演 图：北京时间

众声鼎沸之中，不乏这样的表达：“杨少华的离去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傅国涌的去世昭示着知识分子卖文为生的时代结束了”“蔡澜谢世，香港四大才子终成回响，一个时代落幕！”

我不是因为与这四位逝者素不相识，或者说与之不存在什么交集，所以就要质疑我姑且名之曰“时代结束论”的如此泛滥。我们不能不看到，对“时代”这个概念的肆意挥霍，自媒体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悼念文章，像撒纸钱一样抛掷着“永恒”“不朽”“绝响”等等这些形容词；事实上，几乎每个行业内那些再正常不过的人事更迭、自然而然的新陈代谢，都可以被包装成“时代终结”，渲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断层”。我不客气地说，这种修辞的“通胀”现象，恰恰见证了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里种种真实的文化贫血。

蔡澜

在我之见，问题还不止出在社会面上此类文化判断力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一些媒体也乐意参与其中，对比真正划时代人物的历史维度，当下这种为虚假历史意识造势、惯以戏剧性替代严肃评价的“时代终结”说，实质即流量驱动下历史感贩卖的商业逻辑，后果是对公众历史认知的误导甚或消解。道理很简单，且不论“行业损失”与“时代终结”区别何在，不是所有人的死亡都能够赋予同等历史重量，真正的文化转折，不是精心设计的文化幻觉，不能失去辨识度。

记得看到过一个公开的研究数据显示，过度发布宏大叙事式的讣闻，容易导致相当多的年轻人对历史人物的重要性判断出现偏差。我举个至少我个人认为并非不恰当的例子，即便是在文学界，一个当下网络文学畅销书作者与文坛巨匠巴金在媒体报道中的历史地位相似或相近，公众的记忆坐标系势必发生扭曲。虚假的平等，本质上是对文化评价体系的解构。一个连哀悼“时代终结”都要靠Ctrl+C、Ctrl+V来批量生产的现代文明社会，最该哀悼的，不是历史意识又是什么？

2022年9月在湖北省图书馆展出的金庸个人物品与手稿展现场 图：新华社

金庸和李敖，同在2018年谢世，有媒体称金庸的谢世是“武侠时代落幕”，也有媒体称“标志着一个文化符号的消逝”；有媒体说“李敖的离去，带走了台湾文坛最后的狂士精神”，更有媒体认为他的去世象征“一个敢言时代的终结”。我要问一声，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蓝天野和张洁，一个是表演艺术家，一个是作家，同在2022年去世。有媒体说蓝天野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的离去，“带走了一个舞台艺术的黄金时代”。戏剧界人士认为，他的去世标志“北京人艺一个时代的谢幕”。张洁的去世，有媒体称“中国女性文学的一座高峰消逝”。文学评论界认为，她的去世象征“80年代纯文学黄金时代的远去”。我想问一句，中国戏剧和文学的黄金时代，“含金量”到底是什么呢？

2023年6月，媒体报道“中国艺术界最后一位‘老顽童’”黄永玉走了，艺术评论界认为，他的离世象征“一个自由不羁的艺术时代结束”。谢晋导演虽然去世多年，但每逢中国电影重大节点，仍被提及“谢晋时代之后，中国电影再无如此厚重的现实主义传统”。我忍不住要请教的是，我们还要不要回到那个“厚重”的时代？是该深深哀悼还是重新唤回一个所谓“自由不羁”的时代？

巴金纪念馆图：四川在线

鲐背之年的杨少华先生寿终正寝，为什么会引发无数热爱他的人们的追念？我不禁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侯宝林先生的一次访谈。杨少华身上江湖气与书卷味兼具的独特气质，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他，让一些固守传统、无所创新的人物不免心生嫉妒，竟然沪上也风传是侯宝林讥笑杨少华的相声是“妖怪节目”。“妖怪”二字沪语里也含有“不可思议”的调侃之意。当时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有一次听说侯宝林先生正住在校内的万年青宾馆，我遂去采访了他，我直截了当问侯老说没说过“妖怪”的话，我这一下“蛮妖怪”的提问，让侯老忍俊不禁。老先生借用钱锺书的一句“出新何术得陈推”，强调了他对改革时代的曲艺家继承与创新的期望。我这篇采访记，刊登于上海其时尚未改版的《舞台与观众》报上。

时代，当然不是一个狭义的时间概念，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含义。不要动不动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用心感悟真正的时代终结，就像某一天的落日，就像云朵是有重量的，它会是绚丽的晚霞，会化为淅淅沥沥或滂沱汹涌。你我亲历或不曾亲历的每一次发生，都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