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子里住着一个地主，乡亲们都称呼他“三爷”。
我们那个地方叫柳家庄，柳家庄有一个柳世昌，排行老三，乡亲们热情称呼他“柳三爷”，三爷家拥有一百多亩土地，是父辈祖传下来的。
在古代，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富，并不是房子，也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土地。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民，他们在离世之后，都会将自己的土地传给下一代。三爷的先人是做生意的，据说赚了不少钱，就买了些土地。正因为这些土地，给三爷惹了不少麻烦，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划分为地主。
我的祖上很穷，那个年代要不家里有人在朝廷做官，要不有大片农田，才能过上好日子，我家祖上三代农民，靠租种三爷的土地为生。
民国二十年，苏北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洪灾，由于没有拦洪蓄水的控制工程，放荡不羁的洪水冲垮了里运河27道堤防，里下河地区尽成泽国，毁灭性的水灾使苏北7.7万人丧生。柳家庄所在的县城更是积水四米深，直至第二年的春天才退尽了洪水。
洪水过后，民不聊生，一场饥饿席卷柳家庄，三爷家自然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也损失了不少粮食，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水灾发生后，举国震惊，蒋介石号令全国赈济，苏皖两省各级政府立即成立赈济机构，各县纷纷打开粮仓救济灾民，确保逃难出来的灾民每到一处都有饭吃。
三爷打开粮仓，在门口支起了十八个灶，轮番熬粥，赈灾乡亲。这十八锅粥一熬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大米粥吃完了吃玉米粥，玉米粥吃完了吃大麦粥。周边庄上的人知道三爷赈灾放粥，也赶过来，但三爷是不给他们吃的，理由很简单：叫你们庄子上的有粮人把粮食拿出来，他的粮食留着卖高价，良心被狗吃了。
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叫“只宠家人，不宠路人”。隔壁庄子上的一个姓唐的男人带着老婆、孩子过来讨粥吃，三爷没有施舍，以后惹了不少麻烦，此为后话。
四十九天过去后，三爷家的粮食被吃一空，再也没有能力赈灾了，连自己吃的粮都没有了，只得剥树皮、挦树叶晒干了，磨成粉，炒焦屑度饥饿。三爷一生娶了三个女人，小老婆没过过这个穷日子，和三爷吵起来了，怪他不把自己吃的粮食留下来，三爷眼睛一瞪：“乡亲们都饿死了，谁来给你种田？”
三爷的土地不全是租给别人种的，他自己也种了四五亩水田和两三亩旱田。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灾难过后，三爷大发善心，规定佃户在三年内愿意缴多少粮食就缴多少，留足自己吃的，佃户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祖母在世时，常常说三爷是个好人，心善，说他会善终的。
洪灾后的第十年，日本兵攻进了苏北，对苏北地区进行大扫荡，为牵制日伪军，减轻敌人对盐城新四军总部的压力，苏中根据地的粟裕率领部队围魏救赵，朝苏中南线的黄桥、曲塘、姜堰等地发起进攻，直逼泰州城下，使敌人后方着火，顾此失彼。三爷带领乡亲们把粮食送往前线，蒸涨烧饼送往战场，家里积蓄的粮食又被掏空了。
转眼间，新中国成立了，进入土改时期。五零年，三爷的土地和家产被分给农民了，在划分家庭成份时，三爷被划为地主。当时乡亲们有不同看法，认为三爷应该划为中农，最多只能划分为富农，他自己也种地，更主要没有剥削农民。负责划分成份的干部说：对照政策，土地超过一百亩，就应该是地主，而且是大地主。
那个干部姓唐，叫唐小牛，就是洪灾那年到三爷这里没讨到粥吃的姓唐的儿子。
人民公社成立后，三爷被安排到生产队饲养耕牛，饲养耕牛被乡亲们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工分少，分配也少，被戏称为“捧老牛屁股的人”。那一年，有头牛病了，公社兽医先生没医得好，死了。
此时，唐小牛已当上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带着两名基干民兵来到了生产队，把三爷押走了，紧接着召开社员大会，批斗三爷，说是阶级敌人对新中国不满，恶意搞破坏，毒死了生产队的耕牛，犯了破坏农业生产罪。当时应该判刑，后被柳家庄的全体社员联名保下来了，才免了牢狱之灾。
记得那时是夏天，天气很热，批斗会结束后，三爷被押到大桥口，挂着牌子站在太阳底下低头认罪，到了中午也没放回来吃饭。社员们心疼三爷，我的祖父切了半斤烧腊肉，切了两块涨烧饼，带了点大麦酒送到大桥口，送给三爷吃。还有人为他送水，记不得是谁为他送了顶斗笠，戴到他头上，为他遮阳……
转眼间，三爷过世三十多年了，他死后被乡亲们埋在村子东头的三叉洼那里。三爷一生中娶了三个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长大后离家出走了，抛下三爷，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当兵去了，死在战场上；也有人说在部队里当了官，跟蒋介石去了台湾了。总之，再也没有回来。
直至现在，每年清明时，三爷的坟上总会添上新土，都是乡亲们自发去添的，有白发老人，也有小伙子，把三爷的坟添得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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