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陈平等人在诛灭吕氏一族后，最终决定拥立代王刘恒进京即皇帝位，这批庙堂宿将老鬼之所以一致赞同拥立刘恒，主要是看中了这几点：第一、代王刘恒为人宽厚仁孝，且又是高帝刘邦现存诸子中年岁最长的；第二、刘恒的母亲薄姬，素来温良恭谨，虽已为王太后，却从不干预政事，这就避免了朝堂上再出现一个“吕后”的危险；第三、这批宿将老鬼是有私心的，他们认为刘恒为人和善，背景单薄，在京城毫无势力可言，这样的人好对付，也利于将来控制。
代王刘恒宽厚仁孝不假，但在吕后治下，他的低调、恭顺、逆来顺受不是软弱无能、好欺负，而是他的生存之道。
周勃等人小看了代王刘恒。
事实上，从接到周勃等人召他进京的那一刻起，刘恒就展现出了他的沉稳、谨慎、持重。
他没有立即答应，而是第一时间将身边的几位心腹之臣请来磋商，到底要不要奉召进京？
郎中令张武等人均认为此时不能进京。
他们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很有一些道理——周勃这批人都是高祖皇帝的宿将，既会打仗，又善诈谋，个个都是厉害角色。高祖、吕后在时，他们因有所畏惧而不敢为所欲为，如今诸吕被灭，他们皆是功臣，势必会肆无忌惮。此时迎立只是幌子，其心实不可测，若贸然进京，很可能被困牢笼，当下明智之举，大王应该托病不赴，静观其变。
但中尉宋昌却坚决主张应立刻进京。
许多时候，真理之所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是因为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之下，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抵抗现实的诱惑或恐惧，拨开逼真的表象，一针见血地看到本质。
宋昌就是这样的少数。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点：第一、暴秦失政，豪杰并起，而最终践天子之位的乃刘氏，这是天授；第二、诸吕被诛时，太尉周勃持节一呼，众将士皆左袒拥刘，而不是右袒拥吕，这说明得军心、拥天下的是刘氏，此非人力所能左右，即便是周勃等人，他们的功劳皆因拥刘，一旦图谋不轨，必失人心，无力而为。所以，大王尽可勿疑，听从朝廷诸大臣舆请，驰驾前往，继位君临天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
听了宋昌的话，刘恒又去询问薄太后，薄太后却要他大事自己定夺。
下最后的决心前，刘恒命卜正占卜，结果得“大横”吉兆，这样，刘恒才作了应召赴京的决定。
赴京，刘恒依旧是慎重而行，他派舅父薄昭先进长安，待探得京城确有迎王的诚意后，这才下令以宋昌为参承，张武等人为随从，即日启程，赶赴长安。
当来到离长安仅有数十里的高陵时，刘恒又停了下来，这还是出于慎重的考虑，探知周勃、陈平等人确已出城恭候，这才启驾来到渭桥。
君臣首次相见，气氛不仅紧张，而且微妙，为君的刘恒要感知这帮功臣的诚意心思，为臣的周勃等人要摆好自身的功臣姿态。
可以说，这是被拥立的新君与拥立有功的老臣间的第一次博弈。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很经典，很有看头。
众臣按礼参拜完毕，身着铠甲的周勃突然从众臣中走了出来，他走到刘恒面前，先行礼后言称：请大王屏退左右，臣有要事禀奏——
见周勃有这个举动，顷刻间，所有从代地来的王国随从立即围到刘恒身边，形成了一道护卫屏障。
气氛骤然紧张得要命。
这时，中尉宋昌站出来，朗声说了一句极漂亮的“庙堂大话”：太尉有事，尽可面陈。若所言为公，公言便是；所言若私，王者无私！
周勃没有料到，始一亮相，刘恒竟有如此威严、正气，一时竟无言以对，只好扑通一声仓促跪地，双手将锦囊高高举过头顶。
原来他是向刘恒进献秦始皇那颗传国玉玺来了。
《史记》中说周勃“木强敦厚”，但在刘恒进京之时，这欲私献玉玺之举却暴露出了他的权臣野心。试想，如果刘恒依从了周勃的请求，私献玉玺的周勃势必超越群臣成为极特殊的第一功臣，甚至会在朝堂上制造出这样一种错觉——新皇帝是我周勃拥立的，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新皇帝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朝堂上，号令天下。
刘恒不愧是后来开创“文景之治”的有为明君，在这一稍有闪失就可能深陷被动的微妙关键时刻，他不仅明智，更有威严，他深刻地知道，此时若让周勃私进一步，他将失去高高在上的权威以及“王者无私”的公正立场。
这样，他不仅会受制于周勃，更会被周勃之外的其他势力彻底孤立，从而沦为庙堂上的孤家寡人、可怜傀儡。
反观周勃，他所谓的趁势而为其实愚蠢至极，可以说，从此之后，他就成了汉文帝刘恒心中的敌人，日后必遭打击清算。
聊到这里，感慨一句，在黑哥看来，这样高端博弈的历史瞬间实在十分值得我们去品读，因为睿智多在微妙之时，一念之间。
很多时候，我们要么愚钝了一些，要么粗糙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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