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2025年5月22日，泰国前总理英拉·西那瓦在沉寂多年后，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一次，不是政变，不是逃亡，而是以“国家渎职罪”的名义，被最高行政法院裁定赔偿100.28亿泰铢，约合22亿元人民币。这一判决，既是对其主政时期“稻米补贴王国”的终极追责，也是泰国深层政治权力结构博弈下的一场“迟来的政治审判”。

法院的判决理由是：英拉在担任总理期间，未能阻止大米销售计划中的腐败现象，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制止，最终导致国家财政严重受损。虽然腐败直接发生在执行层级，但法院认为，英拉作为总理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应承担损失的50%。

这场被称为“泰国史上最昂贵的总理代价”，不仅是对英拉个人政治命运的重击，更是对泰国民选政体与精英司法之间矛盾的再度揭露。

英拉的政治生命，几乎就是她哥哥，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翻版。她因其“亲民”“柔性”“不干政”的政治形象，在2011年被他信一手推上政坛，并于同年出任泰国首位女总理。然而，她上台后主导的大米收购政策，虽被宣传为“农民福利改革”，实则演化为庞大的民粹补贴机器。按照该计划，政府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全国农民的大米，试图以国家主导方式稳定农村选票，而事实却是，大批大米在国有仓库中腐烂，财政被抽干，黑箱交易横行。

据泰国审计部门估算，该政策在实施期间造成国家财政损失高达2000亿泰铢（约440亿元人民币），其中部分损失被界定为源于“系统性腐败”和“权力失控”。而英拉最终需要为其中的50%——100.28亿泰铢“埋单”，可谓“只偿其责的一半，足压其身一生”。

有人说，英拉并不是罪魁祸首，她只是“政治代言人”；真正的推手是他信，是整个西那瓦家族背后的资本网络与乡村利益团体。但正是这种“政商合体+家族政治”模式，导致泰国一再陷入“民选政府兴起—精英司法清算—街头动乱—军方接管”的死循环。而英拉此番被判巨额赔偿，其实正是旧体制对“民粹治理失败”的一次总清账。

这场判决也彻底宣告了英拉政治路线的破产。2014年军方政变将她驱离泰国，2017年她以“医疗为由”出境后流亡至迪拜，一直未曾回国，直至今日，“遥控治国”的他信家族也无法再扳回这一局。哪怕他信本人已于2023年返回泰国，亦只能屈身服刑与“软性妥协”，英拉的回归之路早已被法律铁闸彻底封死。

关键是这笔“百亿罚单”，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务问题，而是对“政策责任制”的制度性回击。泰国最高行政法院罕见地将“政策失误”与“渎职罪责”划上了直接等号，等同于宣告：未来任何大规模国家干预项目，若造成损失，执政者即便无直接腐败行为，也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一逻辑，若普遍适用，势必对后续民选政府形成巨大震慑，甚至可能导致政策消极化、官员“躺平化”。

当然，也有声音质疑，此案是否过度政治化，甚至具有“选择性清算”的成分。早在2021年，中央行政法院就曾驳回财政部提出的更高额赔偿请求，理由是“证据不足”“调查程序不当”，而如今最高行政法院却重新认定其“行政失职”，反映的可能不仅仅是法律独立，而是现实政治下，“法院作为国家权力工具”的再度运作。

毕竟，泰国政坛的基本逻辑始终未变：民选政权若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红线，随时会被以“法律”名义打回原形。英拉今日所受，某种意义上是西那瓦政治路线在制度层面遭遇的又一次“象征性绞杀”。

而英拉本人并未回应这一裁决。她在国外的社交平台持续保持低调，对家族政治未来亦未有表态。这种沉默背后，或许是无力反抗、也可能是回归幻想破灭——尤其在他信自己也“低调服刑”、与保守派私下达成妥协的大背景下，西那瓦体系已再无重构空间。

但问题是，这场政治与司法合谋的“复仇剧”，真能解决泰国深层治理危机吗？恐怕未必。农村与城市、民选与保守、民粹与法治、利益下沉与精英治理之间的裂缝依旧存在。英拉或许被清算了，但类似她的大米政策、民粹手法仍可能以新的面孔重现。

因此，这场审判不是终点，而是又一个周期的起点。泰国若不能彻底摆脱“家族政治vs体制政治”的结构困局，只会在“政策激进—司法回击—政变中断”的循环中不断轮回。而英拉这一笔22亿人民币的赔偿令，不只是对她个人命运的终结，也是对整个“西那瓦政治神话”的冷酷注解。稻米政治、红衫浪潮、他信王朝，终将翻篇，代价是巨额金钱，更是一个国家二十年改革轮回的惨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