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壮实验室

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2年8个月，这一速度远超美、苏等国。

手里有剑不用和手上没剑，是两回事，这是钱学森当年造导弹期间被人质疑时，所说的一番话，导弹、原子弹等，我们造的不是弹，而是一把锋利的剑。

这份成就背后，“氢弹之父”于敏隐姓埋名28年，而支撑他走完这段艰难历程的，是妻子孙玉芹。

晚年的于敏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一生最亏欠的人就是孙玉芹，这位看似平凡的女性，用一生的付出，成了于敏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注于原子核物理研究，当时中国在原子核领域几乎一片空白。

于敏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不懈钻研，很快在该领域取得突破，填补了国内多项理论空白，成为研究所的核心科研人员。

但在个人生活上，于敏却成了“难题”，他将所有精力投入科研，三十岁仍未成家，远在天津的姐姐于愫为此十分着急。

于愫在当地一家保育院工作，日常接触中，她注意到同事孙玉芹，这位年轻姑娘不仅容貌秀丽，性格还温柔耐心，深受孩子和同事喜爱，于愫认为孙玉芹的性格与弟弟于敏互补，便主动牵线，介绍两人相识。

初次见面后，于敏与孙玉芹对彼此印象都很好，孙玉芹欣赏于敏对科研的专注和家国情怀，不觉得他“枯燥”，于敏则被孙玉芹的开朗温和吸引，两人很快确定恋爱关系，不久后便低调结婚。

1958年，为了能与丈夫更好地相伴，孙玉芹主动申请调入于敏所在的单位，从事行政工作，原本以为会开启安稳的家庭生活，却没想到，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秘密任务”即将改变两人的生活轨迹。

1961年，国家启动氢弹理论探索项目，钱三强找到于敏，希望他能加入团队，当时于敏在原子核领域已小有成就。

转向氢弹研究意味着放弃现有成果，从零开始攻克全新领域，而且这项工作需要严格保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研究内容不能对任何人透露，包括家人。

面对这样的抉择，于敏没有犹豫太久，他曾对身边人说：“这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爱国主义压过兴趣。”简单一句话，道尽了他的家国担当。

当他含糊地告诉孙玉芹“要接手一项重要工作，以后会更忙”时，孙玉芹没有追问细节，只是告诉于敏“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我会照顾好”。

从这时起，于敏的生活彻底“失衡”，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连续几周住在研究所，回家后也常常独自坐在书桌前，对着满桌的公式和演算纸发呆，从不在家人面前提及工作内容。

孙玉芹虽然好奇，但也明白丈夫工作的特殊性，从未主动打探，只是默默承担起家庭的全部责任。

当时于敏一家五口挤在一间两居室里，除了床和一张书桌，几乎没有多余空间，书桌既要供于敏整理研究资料，又要给两个孩子写作业用。

每当孩子放学，孙玉芹都会提前帮于敏收好资料，让孩子能顺利学习，不仅如此，于敏的父亲和叔叔一家九口在天津老家生活，老人无劳动能力，孩子还在上学，几乎没有经济来源。

从1951年参加工作起，于敏每月都会寄钱回家，这部分开支让小家庭的生活更加拮据，孙玉芹从未有过怨言，有时于敏工作忙忘了，她还会主动去邮局办理汇款，确保老家能按时收到钱。

氢弹研发过程中，数据计算是关键难题，当时中国唯一一台能进行复杂运算的计算机在上海，且95%的使用时间要优先保障原子弹研发。

于敏带领的氢弹研究团队只能在深夜使用剩下的5%时间，为了不耽误进度，团队成员在无法使用计算机时，就用算盘、计算尺手工演算，常常通宵达旦。

1965年，氢弹研究进入关键阶段，于敏带领团队前往上海开展“百日会战”，集中攻克理论难题，这次出差一去就是三个多月，期间由于保密要求，他无法与家人通信。

孙玉芹只能通过单位偶尔传来的“一切安好”的消息，缓解对丈夫的担忧，那段时间，北京家里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住院，两个孩子也接连发烧。

孙玉芹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往返医院和家里，既要照顾老人孩子，又要处理家务，硬是一个人扛了下来。

直到于敏从同事口中得知家里的情况，出差回来后抱着孙玉芹红了眼眶，她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都过去了，你安心工作就好”。

1966年，于敏又前往大西北的核试验基地，那里自然环境恶劣，飞沙漫天，饭菜里常常混着沙子，冬天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30多度。

而孙玉芹在北京，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应对邻里的议论——由于于敏工作神秘，经常不见人影，有人猜测他“犯了错”。

甚至有同学嘲笑孩子“你爸爸是个神秘人”，面对这些流言，孙玉芹从不多做解释，只是告诉孩子“爸爸在做很光荣的事，以后你们就会明白”。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于敏在基地长长舒了口气，而远在北京的孙玉芹，从广播里听到“我国核试验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闻时，瞬间红了眼眶，她虽然不知道丈夫具体做什么，但她清楚，丈夫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结果。

氢弹爆炸成功后，于敏的身份依旧处于保密状态，1987年，于敏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表彰名单的介绍栏里，关于他的描述只有短短一句：“于敏是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没有任何与氢弹研发相关的信息，邻居和同事看到这份介绍，议论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

孙玉芹依旧像往常一样，不辩解、不抱怨，只是把表彰证书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继续默默支持于敏的工作。

这一保密，就是28年，在这28年里，孙玉芹的生活始终围绕着家庭和于敏的工作，她原本喜欢旅游，年轻时就计划着和于敏一起去各地看看。

但因为于敏工作繁忙，且常常需要熬夜、加班，她担心自己出门后没人照顾于敏，一次次把旅游计划搁置。

孩子们长大后回忆，母亲很少给自己买新衣服，家里的家具也都是结婚时的旧款式，可她从不在意这些，反而总想着给于敏买些有营养的东西，让他能有好的身体应对工作。

于敏的堂弟于确后来回忆，从1951年到1978年，于敏每月都会给老家寄钱，这笔钱支撑着九口人的生活，而汇款手续大多是孙玉芹办理的，直到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

1988年，随着国家对科研人员信息的逐步解禁，于敏“氢弹理论突破关键人物”的身份终于公开。

邻居和同事们这才明白，多年来于敏的“神秘”，是为了国家的核事业，纷纷上门表达敬佩，而孙玉芹只是笑着说“他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2012年8月，孙玉芹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81岁，那一天，于敏沉默了很久，原本挺直的脊背仿佛一下子弯了下来。

此后的日子里，他常常坐在书桌前，看着孙玉芹的照片发呆，手里攥着她织的毛衣，每当有人问起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他都会红着眼眶说，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她把一辈子都给了这个家，给了我。

2015年，于敏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接受采访时，主持人提到孙玉芹，90岁的于敏哽咽着，用杜甫的诗句“报答平生未展眉”表达对妻子的愧疚与感激，这句诗，成了他对孙玉芹一生付出的最好回应。

2019年1月16日，于敏逝世，享年93岁，同年，国家授予他“共和国勋章”，以表彰他对中国核事业的贡献。

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陈旧的木盒，里面没有贵重物品，只有孙玉芹的照片、两人的结婚证书，以及一沓泛黄的汇款单存根，最早的一张，是1951年孙玉芹代于敏给老家寄钱的凭证。

于敏用一生践行了“科学救国”的承诺，为中国筑起了核安全屏障；而孙玉芹，用一生的坚守与付出，为于敏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她的美，不仅是年轻时的明眸皓齿，更是面对生活艰辛时的坚韧、面对丈夫“无名”时的信任、面对岁月流逝时的从容。

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陪伴与支持，早已与中国核事业的辉煌成就融为一体，被永远铭记。

参考资料

光明网 2023-8-16——“国产专家一号”，他的名字曾绝密于世28年！

澎湃新闻 2022-1-24——走进科学家 | 他一生从未出国留学，却成为氢弹之父!

小康杂志社 2023-3-5——「科学强国」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隐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曾是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