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地窟 窖藏银元

在我年幼时钞票早已流行，但是老一辈的人，总是重视银元，对钞票是不信任的，认为钞票只是一张"纸"，而银元是真正的银子。尤其是外国银行的钞票，中国人吃过两次苦头，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马克票"，一次是帝俄末代的"卢布票"，所以对外国钞票绝不重视，连对美钞也没有些儿兴趣。有许多大户人家及一般旧家，家中都密藏一些银元，少的一两百元，多的上千上万，并不稀奇。藏银的地方叫做"地窖"，这些地窖往往连子女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从前想发财的人，口头上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至今逢到新正初五财神日，要把猪的脏肠作为供品，因为"脏"字与"藏"字同音，讨一个好口彩。

在我八岁那年，亲眼看见过"掘藏"的一幕，这是我毕生不能忘怀的。

一天，我的姑丈逝世，人人知道他是一个富商，当然身后一定有分家涉讼的风波发生，送殡之后，过了三天，果然四伯父关照我说："阿沅，明天一早我和你到城隍庙去赌咒。"我问："为啥？"四伯父说："明天我要和你一起去，你要赌一个咒，明天见到的事永远不告诉人，你去不去？"我说："去！"次日清晨六点钟就到城隍庙，向城隍菩萨赌了一个咒，并默祷说："我今天见到的事，如果讲给别人听，一生一世罚我头痛。"这种城隍庙中的赌咒，从前认为是一件大事，比现在的宣誓仪式要隆重得多。

赌咒完毕之后，四伯父和我各坐人力车一辆，飞驰到露香园姑母家，当时内内外外还是一片丧家景色，姑母和表兄等早在迎候，大家都叫我的伯父为"娘舅"。原来这天是掘藏和分家的日子，从前没有什么律师，凡是分家都由舅父来执行，所以当时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父死之后，除却娘舅无大人。"而他们的娘舅中以四伯父年纪最长，为人也公正，所以请他来主持这件事情。只见他们三三五五地耳语，也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到中午因为家里做着佛事，所以大家吃素，并且循次跪拜叩头，下午六时又匆匆忙忙吃了一餐，主要吃的是定胜糕，这个"胜"字是预祝高升的意思。吃完之后，所有婢仆跟着和尚到寺院中去守夜拜忏。家中仅留下清一色的自家人，于是在死者神像面前一个个焚香叩头，姑母号啕大哭，姑丈还有一位很能干的姨太太，也恭恭敬敬向四伯父叩了一个头说："舅老爷你应该要说话了。"四伯父就从从容容地说："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说了这句话之后，已是奄奄一息，并伸出两个手指说着'二十'两字，这'二十'两字是什么意思？"当时据估计，大概是地窖之中，有二十只瓦缸。于是全体到书房中去，那时早已准备好了铲凿等铁器，先把书房中的画箱搬开。画箱是很厚很重的樟木大箱，用朱红漆推光的，尺度比书房门还阔，想是早年雇工在书房里制造的，想要搬出书房是不可能的。

画箱是一连四个大木箱叠起来的，第一箱是字轴，第二第三箱是画轴，第四箱是用康熙铜钱串成一把一把的剑，剑的长度五尺，每一把剑是一千个康熙铜钱扎成的，所以十分沉重。每搬一个箱子要四个人合作才能移动，这都是从前防偷窃避盗劫之法。

四个大箱子搬开之后，下边的地板已呈酥烂状态，所以很容易把它掘开，下边竟是一块极大的像水泥般的石板，我伯父说：这是糯米和石灰拌成的凝和土。于是由长子动铲，几个子女一同帮着忙，花了很多时刻和气力才把凝和土打烂，下面现出八个缸，于是大家通力合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缸一个一个搬出。缸内银元宝是用桑皮纸包裹的，桑皮纸已近乎糜烂成灰的程度，上面写着"同治几年藏"和"光绪几年藏"字样。我年纪很小，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屏息凝神，全屋子都听不到什么声息。

八个缸掘出来之后，姑母就说："这八个缸，我也参与其事，他临终怎么说二十、二十呢？"四伯父说："你出嫁的时候是填房身份，可能在他的前妻时代还有十二缸，所以他说二十呢？"大家听了这话，于是再向四周继续搜索，花了一个多钟点一些些没有结果。四伯父说："爽性往下掘，再试试看。"大约再掘下几尺，果然打破了一只缸，银元的锵锵之声，清脆入耳。于是又花了好多时间，陆续把缸掘出，一点之下，果然是十二只，连前共计二十只，每只内藏银元一千和银元宝一对。

姑母见到这些缸，不断地流泪说"我家开了几家酱园当铺，现在倒的倒了，烧的烧了，幸亏他一生省吃俭用，才留下这二万银元。"说毕，大家都陪着流泪。

这时已经深夜，大家请舅父说句话，四伯父踌躇了好久，才把如何分配的办法说出来，当然儿子每人一份，女儿照规矩只给一些嫁妆费而是没有份头分的，但是四伯父主张女儿也各分半份，姨太太也分一份，姑母也分一份。首先跪在地下的是两个女儿和姨太太，继而几个儿子也跪下来表示同意。姑母极大方地说："四哥你分得好公道，我完全同意。"接着向儿子说，现在向舅父叩过头之后，以后不准再有一句话，儿子们个个唯唯称是。

姑母又说："依照旧时的规矩，主持分家的舅父，应该也分一份。"四伯父连说："不必了，不必了。"大表兄就说："我们大家已分了银元，剩下来的四十只元宝，应该孝敬四舅父。"四伯父强而后可，说："四十个银元宝，我和你们母亲各得一半，而其中有两个元宝要给阿沅的。"因为我在场目击其事，要我保守这个秘密，而且还有要我做下一代的证人之意。这两元宝大小相等于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君老爷上天供的糖元宝一样。

我得到了这两个元宝，把玩不忍释手，但与书上看到的两耳又薄又尖的元宝完全不同。原来元宝有好几种，一种是官方铸的叫做"元宝"，民间银楼铸的叫做"圆锭"，民间富家也有自铸元宝的。此外有一种中心是很饱和的圆形，上面有很细的环纹，叫"方锭"，是一块方形的白银，中心也是凸起有细致的纹，两耳都是很薄的。我拿到的一只是圆锭，十两重，上面也有细纹，所以称做纹银。我把圆锭玩了很久，四伯父说："交给我代你保管，小孩子拿来拿去是要闯穷祸的。"

待到分配完毕，时已接近天亮，许多婢仆还在寺院里守夜，于是大家动手急急忙忙把泥土碎石和坏地板丢弃花园中，仍旧把画箱照原样放回原处。大表姐已经预备好饭菜一桌，绍酒两壶，请大家来吃分家的这一餐，名作"和气酒"，又称"兴隆酒"，其时我已经倦得倒下来了。

地窖中埋藏银元的风气家家都是如此，不过数目和方式不同。城里人如此，乡下人更普遍。因为银元的价值，是经久不变的，而且藏在地下，可以防止抢劫、火灾、水灾。只因从前救火的设备简陋之极，一烧就是几百间屋，贮藏钞票危险极多，而窖藏银元就没有这种顾虑。

后来，抗战开始前有一个时期，银元收归国有，只有钞票可以通用，但是"法令尽管是法令"，各户人家窖藏的银元还是不肯拿出来，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纸币崩溃，老百姓对什么币都不相信，大家把窖藏的银元搬出来，不但上海有数千银元摊，连各省各县各市各乡村，都是银元的世界，这就是说明民间平素窖藏银元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

受教甘翁 突遭波折

我跟随丁甘仁老师写方的时节，仍住在南市，一清早步行到英租界，沿途经过中西名医的诊所，当时有几个医生早晨七时已经开诊，夏应堂门诊六角六（即小洋六角、铜元六枚），殷受田门诊四角四，唯有平乔路上的张骧云（即张聋髶）门诊取费二角二。西医陈一龙、庄德、臧伯庸收费都是小洋八角。

这种观察，对我将来开业很有帮助，看他们如何应付病家？如何诊疗处方？他们各有千秋，最有趣的是张聋髶，早晨六时，满屋子满天井都是伤寒发热的病人，都由家人用藤椅铺板抬来的，他家里的天井极大，里面有许多卖各式点心和粥品的小贩，专门供应给陪伴者的家属吃的。

这时张聋髶年纪已很老，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帮着料理，一天要看到二三百号，后来和他们相熟之后，才知道张聋髶的门诊虽然收二角二，但是有人只给几个铜元，他也一样替他们看病。

张聋髶家用只许用铜元，银角子丢在一只空火油箱中。所谓"火油箱"，就是装五加仑汽油的方形铅皮箱，倒油的时候不过打两个洞，可将全部汽油倒出。张家就利用这种空箱，打一个放进银角子的小口，每天陆续把银角子丢下去，只能放进，无法拿出，积满一箱就送到密室中，子孙要搬都搬不动，抢劫偷窃都不怕的。

丁甘仁老师的门诊是一元二角，每天看到一百号左右，是全上海诊金最贵的一人。（按：后来安徽王仲奇、北京陆仲安到上海开诊，门诊取费二元、四元，但是每天求诊的人不过一二十人。)

丁甘仁老师因为有嗜好，门诊时间定早晨九时起，诊所就在白克路（今凤阳路）珊家园，有时延迟到九时半才开始，我必然先到诊所等候。有一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别的师兄就凑上去写方，丁老师一边唱药方，师兄一边写方，那位师兄因为听不懂他的常州土话，紧张太甚，落笔踌躇，丁师面有不悦之色，便问"陈某人怎么不来？"一会儿我到了，丁老师问我："你家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南市，相距此地有五里路，是步行来的。"丁师在那天门诊完毕之后，吩咐管家的挂号先生说："明天起让陈师兄住到这里来。"指定一个小房间使用。这小房间就在弄堂底，中间有一个横额，是吴昌硕写的"留有余地"四字，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个房间，要五年以上的老师兄才有资格居住，我一下子就住进去，别的师兄都有不豫之色，我这才知道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初会受到同窗的歧视，将来会受到同业的嫉妒，必须要做一种联络工作，即是近世所谓打开公共关系。

我那时节每月有固定的收入二十余元，我就划出四分之一作为交际费，四分之一作服装费，其余一半作为储蓄，我用这些交际费请了四位老师兄到新世界游乐场去玩了一次，门券是每人小洋二角。里面有许多吃食的摊档，我又花了几毛钱，买了许多咸的甜的东西，抓在手里大家边吃边玩，尽欢而散，于是我才能安安逸逸地住进这间小屋中。

这时节黄磋玖（楚九）办九福公司，将发行"百灵机"药丸，先期把面额一千元的股票送给八位中西名医，并选为董事。中医只有丁甘仁老师名望最大，所以特送一份。丁老师接受之后，交给他的第二位哲嗣仲英先生，要他代表出席董事会，并将开会通知书由我送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中和里仲英先生处。

仲英先生和蔼可亲，豁达豪爽，是出名的好好先生，他望了我一眼就说："我也有诊务在身，哪有空闲去开会？由你代表就算了。"我当即答应，其时我觉得仲英先生雅量宽宏，医术湛深，后来我又正式再拜仲英先生为师。

我到黄楚九那边去开会，那时节他的住宅"知足庐"还没有造好，开会的地点就在龙门路黄楚九眼科医院。在这里我又认识了颜福庆，庄德以及他的女婿臧伯庸、曾焕堂等，我叨陪末座，居然有时也发表几句话，黄楚九对我侧目而视。开会完毕之后必然有一席很丰富的宴席，由粤菜馆"杏花楼"承办，我一问价钱，每席是二十四元，不禁吃了一惊。席间还有游艺节目，因为黄氏那时早已开办大世界游乐场，凡是新请来戏曲或杂技的艺员，必然先在黄氏宴会中露面试艺，因此在知足庐落成之后，我认识不少京剧方面的名角，如孟小冬、潇湘云、粉菊花等，都是年轻貌美艳光四射的。

我这时渐渐重视仪表，以四块几角做了一件白色的熟罗长衫，两块几角做了一件黑色的铁线纱马褂，二元四角做一身方格纺绸短衫裤，头上戴了一顶小结子瓜皮帽，足上穿了一双白底缎鞋，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穿西装的人百不得一，如果穿西装，都是吃洋行饭的，被人讥为"假洋鬼子"或"洋行小鬼"。

许多同学身上的零用钱，每月不过一二块钱，所以比较起来，我就好像宽裕得多。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歧视，我常常请他们上小馆吃东西。

一次，甘仁老师给我一个红纸包，里面有十块钱，他说："我有一个老朋友洞庭山人席筱杞，要经销一种日本戒烟药，叫做'哑支'，你替他做一份仿单，两张广告，这十块钱是送给你的。"我当晚即将稿件拟就，次晨就交代清楚。

隔几天，"哑支"的广告已经刊出，轰动一时，原来好多瘾君子早已知道"哑支"这类药，本来是秘密出售，现在换了一个新名词，专销中国。这类药品，名目虽是戒烟药，其实是鸦片的代瘾剂，吃了之后，不但过瘾，而且还有一股杏仁的香味，每包一元可服五天。他在三马路昼锦里设了一个门市部，生意好极，席筱杞顿时成为新兴富翁。

甘仁老师的第三个儿子名叫涵人，比我大七岁，烟瘾很深，长孙济万，比我大四岁，都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是比我高一班的同学，两人听到"哑支"发财的事，知道仿单是我做的，硬生生地指我也是股东之一，坚决要我让出一些股份。我对天立誓，只承认代拟广告稿，不承认是股东，双方争到面红耳赤，我弄得没有办法，只有陪他们去见席筱杞。到了"哑支"的门市部，只见人头涌涌，门庭若市，一个个拿着一块钱，或两块钱，伙计们把银元掷在台上一验，声音不错，立刻丢到后面很大的藤制"笆斗"中，再看内部有四个笆斗，都装满了银元，我们看得发呆。席筱杞问明了我们来意，他当即声明说："存仁弟是没有股份的，既然两位世交光临，大家应该香香手。"随手就在笆斗中掏出银元，每人送二十元，各人拿到这二十块钱，都喜出望外，只有涵人心中还不满意，硬要索取"哑支"十盒，席氏说："日本进来的货色，只有四十大箱，看来几天就要卖完了，我要应付门市，不如再送各位五块钱吧！"

后来才知道"哑支"是用吗啡制的，妙就妙在有股杏仁香味，吃了之后，十分顶瘾。可是这家发行所被同业告发，说是高等毒品，因此仅做了二十几天生意，捕房即加封闭，但是那四十箱"哑支"早已销空，席筱杞上下打点，捉去了一个小伙计，就销案无事。

在黄楚九处，我又认识了孙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和刘山农（天台山农），孙漱石是世交，特别对我亲热，他是大世界游乐场出版的《大世界报》主编，他送了两张长券，从此我凭券出入大世界，无需购买门票了。

大世界游乐场中，那时盛行诗谜摊，是文人雅士荟集之处，其中陆澹盒恽、铁樵都是教过我国文的，此外还认识了何铁珊、王西神、夏赤凤、张横海、陈夔龙等名流，又在茶座上认识文学家兼实业家的陈蝶仙（天虚我生），他是名士而讲求理财实务的。

那时节上海中医坐汽车的很少，丁甘仁老师坐的是一辆福特篷车，我和他的司机搅得很熟，一天丁老师叫我到南市同仁辅元堂接洽事情，我坐了他的车去办理。先一日大雨，南市地势较低，发生了水患，我就顺道坐了车去探望我母亲，那时我家住在王信义浜一个旧宅中，从前汽车都是很高的，坐在汽车上威风十足，到门口时，好像衣锦荣归，邻居的小孩子都围着来看，无限羡慕，连摸一下车门都感到快乐。进门见到水深及膝，到了楼上，母亲正在发愁，见了我说："为了贪图房租每月只付十二元，但是现在这种旧房子，一下雨，常常水深数尺，水退之后，成年累月地潮湿和霉气，实在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说："再隔几年，我一定会请你搬到夷场上去的。"我母亲才展颜微笑。

接着我说："今天我坐汽车来，专程接你老人家到夷场上去玩一宵。"母亲说："也好。"于是叫弟妹和邻居小孩四五人穿好新衣衫，坐上汽车飞驰向租界而去。

那时节的汽车，鸣笛全是用皮球形的喇叭，开进闹市时，司机不断地用手皮球，发出一种叭叭之声，所以当时的小孩子，都叫汽车为"叭叭车"。我们先到四马路大西洋西餐馆吃西餐，每客是小洋六角，小儿还可以一客分成两份。母亲非常高兴，饮了三杯酒，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气。接着我带了大家去大世界游乐场，进门时我手执两张长期门票，向立在守闸处的总稽查"闹天宫福生"一扬，这个徐福生很机警地一挥手，由我领了大队小孩浩浩荡荡地免费进去。

小孩们一进门先看"哈哈镜"，个个看得开怀大乐，我母亲却觉得很不适宜，对我说："阿沅，这种地方，一个人学坏容易，学好难，你现在在此不费分文直进直出，我担心你遇到坏朋友坏女人，我真吓煞哉！"我说："放心，任何坏环境改变不了我的个性。"母亲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些，于是大家很快乐地玩了一晚，玩毕，我叫了一辆出差汽车。所谓出差汽车，即等于香港的"的士"，直送到遥远的南市，车价由"大世界"到南市是一元二角。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