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7月，两广总督叶名琛给咸丰皇帝递了份奏折，奏折里说，道光年间签的那些条约满12年了，英美两国刚换了使臣，正琢磨着要修约、改条款。

还吐槽前朝留修约条款是“豫留地步，使之夷得以饶舌”，说实话，这修约的由头本不突然。

1842年《南京条约》签完，清廷上下都当是“万年和好”的定心丸，觉得英国“远隔重洋，素知礼仪”，守着条约通商就够了。

可英国不这么想，他们早把12年修约当成扩大利益的机会，这想法跟当年马嘎尔尼来求通商时没差多少。

两边对条约的理解差这么多，矛盾其实早埋下了，咸丰皇帝看到叶名琛的奏折后，没想着好好研究修约条款本身。

他给的指示是“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明明是条约里写清楚的事，却被当成了洋人的“诡诈”，清廷这外交思路，从这儿就透着僵化。

可清廷这边还没理清修约的门道，两年后的1856年，广州又出了件事，直接把矛盾推向了激化，这就是“亚罗号”事件。

广东水师抓了“亚罗号”上的盗匪李明太等人，还把来要人得英船打退，干脆停了中英贸易，英领事巴夏礼拿“船挂英国旗”说事儿，逼着放人。

本来想，清廷要是仔细查查“亚罗号”的底细，就能发现这船早过了英国注册期，英国的借口站不住脚。

但后来发现，当时中国水师的装备跟英军差太远了，木船对蒸汽战舰，旧式火炮对近代枪炮，根本不是对手。

叶名琛这会儿主动动武，真不是明智之举，可远在北京的咸丰，反倒觉得这是“扬大清国威”，还说“该夷纵极狡横，经此挫败，谅不敢再肆狓猖”。

有了皇帝这话，叶名琛在广州更傲了，1857年1月，英美使臣再来谈修约，他干脆一律回绝，连谈判的门都关了。

英国人这下没耐心了，直接派兵打广州，最后不仅占了城，还把叶名琛掳走了，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好像搞不清问题根源。

他不觉得是自己对外交涉的立场太僵，反而把责任全甩给叶名琛，骂他“刚腹自用，办理乖谬”，还把已经成了战俘的叶名琛革了职。

可朝廷对涉外事务的态度，还是没改，依旧不谈判、不接触，广州丢了，咸丰没反思政策，可英国人没打算停手。

1858年春天，他们联合美国、法国，带着使臣和兵船北上，先到上海递照会，要求派钦差大臣谈赔款和修约。

咸丰还是不当回事，说洋人是“虚声恫吓”，还让裕诚别回信，叫洋人回广东找新总督黄宗汉，这下洋人彻底没了耐心，转头就往天津去。

两江总督何桂清、直隶总督谭廷襄这些地方官，亲眼见过英军的实力，知道不能硬来，他们上奏建议派“熟悉夷务之大臣”在天津谈判，“令其缴城息兵”。

可咸丰觉得这些官员是“畏葸懦弱”，还是不松口，还说“道光年间立定万年和约，原只五口，今欲添口即是不遵旧约”。

谭廷襄在天津跟洋人接触后，更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他跟咸丰说，以前总把外交事推给广东，“广东又直之不容，迁延粉饰”，才把矛盾闹大。

还建议让外国使臣驻京，说清初钦天监用南怀仁这些洋人时“权操由我”，现在也能这么办。

可咸丰听完勃然大怒，骂他“知其一，未知其二”，说现在洋人“挟利器而来，贪得无厌”，绝不能让他们进京。

谈判谈不拢，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直接闯天津内河，炮轰大沽口炮台，没一会儿，炮台就丢了。

咸丰没办法，只好派桂良、花沙纳去天津谈，却没给他们“全权”的名分，桂良到了天津，亲眼看到英军“枪炮迅利，兵勇难当”，还担心“密迩京畿，土匪蠢动”。

他跟朝廷说“允则变迟而患轻，不允则祸速而患重”，建议妥协，1856年1月，咸丰才松口，让桂良“从权办理”。

最后桂良俩人跟英法签了《天津条约》，把外国使节驻京、增开10处通商口岸这些核心条款都定了，可签的时候根本没等咸丰的谕旨。

条约签完，朝臣们炸了锅，骂桂良“无所不允”“畏夷如虎”，咸丰心里也不痛快，本来想“从权办理”是让桂良灵活应对，没想着让他签这么多让步的条款。

更关键的是，清廷老觉得“要盟无质”，觉得城下之盟可以不算数，所以《天津条约》签完，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为后来更大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回头看这段事，咸丰朝的外交困境，不光是打不过洋人。

更重要的是，整个朝廷都没跳出“天朝上国”的老思路，不愿正视近代条约规则，也不肯放下身段了解世界。

明明有好几次谈判化解危机的机会，却因为僵化和傲慢一再错过，最后只能被动签约，这教训，放在今天看，依旧值得琢磨，面对变局，不肯主动适应，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