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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伏尔泰作品留下的踪迹继续追寻下去，我们在他的下一部史学力作——《路易十四时代》中，再次看到了他对孔子的详介和评论。

1、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时代》出版于一七五一年。在这部史书中，伏尔泰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翔实而又生动地记述了法国历史上那个辉煌的时代。

伏尔泰的史学著作，如同他的文学、哲学作品一样，皆服务于宣传科学、理性、推动社会进步的启蒙运动。

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讴歌和颂扬前朝的昌盛、繁荣、文明，以深深的怀旧之情去讽喻当局的腐败无能，批判法国现实中的黑暗、不公和残忍。

本书处理的时代，恰始于《论风俗》截止的十七世纪初。

因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视为那部“人类思想史”的续篇。更何况，作者在这两部史书中，又以一条鲜明的红线贯穿始终，即偏重于对人类的精神风貌和各民族习俗的描写。我们因此更有理由将这两部巨著看成一个整体。

基于同样的信念，出于同样的目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始终如一地以历史事实来批判宗教神学的谬误，揭穿基督教教义中的谎言。

为了清楚地说明宗教狂热、宗教迷信是人类理性的大敌，作者从一七五九年起，在他侨居的普鲁士王宫内，开始撰写本书的最后五章（第三十五至第三十九章），详述和评论了天主教残酷的教派纷争。

人类在这些无调的纷争中自相残杀的历史，使伏尔泰对基督教的不人道、不宽容愈加痛恨。他将这段历史斥为“疯子的历史”，认为这些宗教纷争“简直是人类理性的耻辱！”

与这些疯子们成截然对比的，是他在历史研究中所了解到的那个宁静、平和的中国。

他特意在最后一章，即第三十九章中，专门评述“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以突出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与中华民族在习俗及民族性格方面的强烈反差。

文章一开始，伏尔泰就不无讥讽地写道：

“我们在本国宗教的若干问题上争论了一千七百年。但是，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心神不安。还需要中国的宗教问题掺入我们的争吵，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随后，在整整一章中，史学家似乎一直不动声色地客观记述着“礼仪之争”的全过程：

一方面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遵守古训祭祖祭孔，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来自地球尽头”的传教士们，在别人的家园里指手划脚，就是否应允许中国人按其古老习俗行事的问题，争吵不休，甚至搅得全欧洲都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讼之中。

罗马教廷因此不得不两次派特使前往中国调停。一方面是康熙皇帝“善良仁慈”，准许基督教在华公开传播；另一方面又是教皇特使荒谬的固执，他在毫不通中文的情况下，在康熙皇帝予以礼遇、“屈尊与之详作研讨”之后，仍然下谕，严厉谴责中国礼俗，严禁教民以“天帝”称呼“上帝”。

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读完这样对比强烈的文字后，都不能不由衷地同意作者的结论：

宗教狂热乃是基督教社会特有的弊病。这种弊病在亚洲本部从来不为人所知。这些地区的民族从来没有派遣传教士前来欧洲。只有我们这些国家，想把自己的看法主张连同商业带到地球的两端。

毫无疑义，如此具有说服力的对比效应，是伏尔泰精心安排的结果。它向我们显示了十八世纪这位公认的语言大师，在文章布局、遣词造句方面的深厚功底。但这绝非主要原因。伏尔泰之所以能写出这样打动人心的章句，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自己的心灵先就在事实的对比中受到了震越。

2、从宗教领袖到哲学家

这位关注着人类精神风貌和各民族习俗问题的史学家，在为第三十九章进行资料准备和撰写过程中，不仅再次惊讶于中西民族性格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而且一再认真反思个中缘由。

那些在西雷宫史学研究中虽已触及，但并未引起他重视的问题，此时重又浮现在的脑际：

中国社会独特的结构依靠什么来维系？中国人的良俗美德又何以能经久不衰、流传至今？

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身，已将伏尔泰导向了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思索，这就使他得以窥见儒学在中华民族性格及其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第三十九章的撰写，至少还从另一个侧面给伏尔泰以启迪。

那便是，在以血缘亲亲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中国，只有孔子享有和先祖同等的尊荣，以致在中国文人的札仪中，祭孔与祭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面对这个最具说服力的历史事实，伏尔泰终于领悟到了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真正含义：

与先祖并列的孔子，并非一个宗教人物；至于后辈们对他的叩拜行礼，亦当如祭拜祖先一样。实出于一种敬重。显然，孔子并非如他先前所理解的那样，是中国正统宗教的教主，而是一位古代的贤哲。他的学说和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一切：从社会结构到伦理道德，从民族性格到风俗礼仪。正因如此，他才被中国人，视为“万世师表”。

渐渐地，一个哲学家孔子的形象在伏尔泰心中形成了，在第三十九章中，人们读到了这样的句子：

“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这位孔夫子，我们称为Confucius，是一位在基督教创立之前约六百年教导后辈谨守美德的先贤古哲。”

寥寥数语，鲜明地勾勒出了一个因道德、文章而赢得后辈敬重的思想家、哲学家的形象。

这里对孔子的介绍，虽不及《提纲》那样详细，但却更中肯，更有深度。倘无对中国文化较深刻的领悟，是难于如此精辟地概括孔子的。

此外，伏尔泰作品中孔子形象的演化曲线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自《路易十四时代》以后，孔子一直以中国“先贤古哲”的面目，出现在伏尔泰的每一部作品中。

这一形象的稳定性，表明了作者在一七五一年左右对孔子的认识已趋成熟。此后，他虽不断丰富哲学家孔子的形象，却不再需要做任何重大改动。

这就足以说明侨居普鲁士王宫时（一七五○——一七五三）的伏尔泰，已从西雷宫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他已进入对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的研习阶段，因而才有可能较正确地把握孔子及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居斯塔夫·朗松的研究，伏尔泰在构思第三十九章时，对孔子和儒学的了解，主要参阅的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中华帝国全志》和《奇异而有趣的信札》等。

3、“莫愁宫”的收获

若将《路易十四时代》孤立起来研究，朗松的推断是可信的。不过，若将这部作品与作者的性格、精神追求及此后一系列有关儒学的作品结合起来读，并予以综合考察，就当引出别样的结论来。

因为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段后五章里，中国人是作为欧洲州人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的善良、宽容和知礼，反衬出了西方传教士和罗马教廷的“嗜争好讼”、蛮横无理。

作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的对中国人性格、风俗的赞美之情，揭示出他对儒学的由衷钦佩。对于孔子智慧、且极具教育意义的人生哲理，伏尔泰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一种表面的了解和抽象的思辨，他会想方设法去寻找最详实的译文和评介，以求更深入地了解孔子。

恰巧，波茨坦“莫愁宫”图书馆为他研读儒学提供了最方便的条件。这个皇家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东方藏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在华的耶稣会士们辗转运回欧洲的。

可惜，由于缺乏可信确凿的材料，我们无法指出伏尔泰那时到底读过什么书。不过，我们仍可以根据其作品推断出，在一七五一——一七五三年间，他参阅的作品至少应当还包柏应理神父的《中国贤哲孔夫子》及李明神父所撰的《中国现势新志》等书。

正是经过这样的学习，才使伏尔泰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情，升华到认同中国文化、崇尚中国思想的新高度。

4、《赵氏孤儿》的西传

这种认同，首先就表现在《中国孤儿》一剧中。

《中国孤儿》是伏尔泰根据我国元曲《赵氏孤儿》改编的一出五幕悲剧。

众所周知，《赵氏孤儿》剧讲述的是春秋时代发生在晋国的一个故事：晋灵公时，忌贤妒能的大将军屠岸贾以计谋杀害了上卿赵盾全家，只有其子赵朔的一个遗腹子赵武，即赵氏孤儿，为赵家门客程婴救出。屠岸贾下令搜捕孤儿，若搜不到、则要杀尽全城婴儿。为救孤儿，韩厥、公孙杵臼等义士相继献身，程婴亦献出亲子才蒙蔽了屠岸贾，在程婴的精心安排下，孤儿被屠岸贾收为义子。二十年后，孤儿长大成人，经程婴指点明白了真相，终于为赵家报仇雪冤。

这个故事原见于《左传》、《史记》等史书。到了元代，戏曲家纪君祥将它改编成戏，搬上舞台。

但在此之前，传说中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救孤保孤的人物，早已被奉为忠臣义士的典范，且在宋金、宋元战争中，被赋予了民族英雄的喻义而倍受颂扬，起到了鼓舞民族士气的作用。

颂扬他们，正是为了弘扬重道义、重气节的传统儒家美德，激励人们抵御外侮的斗志。

一七三六年，《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刊载在《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中，译者是当时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马约瑟神父。

马神父精通汉语，是当时欧洲人中著名的汉学家，面对两种文化、语言间难以逾越的障碍，马神父索性绕道而行，他略去了全部唱词，只译该剧的旁白部分。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中国戏曲所特有的艺术类在译文中便几乎丧失殆尽，只有故事情节、思想内容被较完整地传递了过去。

不过，马神父翻译《赵氏孤儿》剧，原本不是为了介绍中国艺术，而只是想向欧人说明中国人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甚至连演戏也不例外。

他们的戏剧“目的仅在于取悦同胞，打动他们，令其爱善憎恶”。

无论马约瑟的译本有多少不足，这却是译介到欧洲的第一部中国戏。

5、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

读到这个剧本的伏尔泰兴奋异常，他甚至根据这个剧，自创作了一出悲剧，题目就叫《中国孤儿》。

《中国孤儿》讲述的是成吉思汗入主北京时的一段故事，剧情梗概如下：

南宋末年，成吉思汗攻陷北京。宋皇临刑前向大臣张惕托孤。蒙古占领者闻讯后四处搜孤，必欲斩草除根。

张惕为保大宋遗孤，决定献出亲生儿子冒名顶替，却遭到其妻伊达梅的拼死反对。伊深爱丈夫，但出于母爱，她终向成吉思汗道出了实情。成古思汗年轻时流落北京，曾向伊达梅求婚而遭拒绝。他对此一直耿耿，意欲报复，但一见到昔日的情人却又旧情复燃。

成吉思汗再次向伊达梅求婚，并以其丈夫、儿子及大宋遗孤三人的性命相逼。伊达梅在紧要关头以国家利益为重，全力救孤，事败后仍宁死不从，并决心与丈夫双双自刎，来回答占领者的威逼。

深受感动的成吉思汗终于赦免了张惕夫妇，收大宋遗孤及张子为义子，并令张惕留在宫中，以中华民族的高度文明教化百官，辅佐他治理国家。

从表面看，《中国孤儿》与其原作大相径庭，不仅时间、地点、人物的设置都与《赵氏孤儿》不同，而且情节也完全重新结构过了。所以，伏尔泰自述说他的戏与原作“迥不相同，只有名称相似”。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作者献辞中曾直率地承认：

“我是不久前读了马约瑟神父译的《赵氏孤儿》一剧后，萌发了创作此剧的念头的…”

随后便在这篇主要用以介绍《中国孤儿》剧创作主旨的长文中，颇为周详地评述了原来那出中国戏。

人们不禁要问，若两剧之间，果真毫无关系，他何以要白白花费这许多的笔墨呢？这篇著名的“作者献辞”以《致黎世留公爵》为题，于一七五五年《中国孤儿》付梓时刊于剧本正文前。

它是我们讨论两剧关系时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让我们就从这里入手，去解开那令人困惑的两剧关系之迷。

解读“献辞”全文，我们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到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兴趣所在。作为一个戏剧家，他反对任何违反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的作品，批评这出中国戏不符合三一律。再加上译文缺陷所带来的阻隔，使他更加难以体会到原作的艺术美。

尽管他称赞副本“妙趣横生”、“极其流畅”，但从总体上说，他认为《赵氏孤儿》剧“粗俗”且“幼稚”。

然而，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却十分赞赏中国人“寓教于乐”的戏剧观。

他指出：“要发展人的社会性，柔化他们的习俗，促进他们的理性，任何方法也比不上把他们集合起来，使他们共同领路着纯粹的精神乐趣”。

而中华民族“三千多年来就研究这种用言动周旋来妙呈色相，用情节对话来劝世说法的艺术了”。

可见，伏尔泰最看重《赵氏孤儿》剧之处，就在于它对教化习俗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与伏尔泰自己的戏剧观真可谓不谋而合，伏尔泰一生酷爱戏剧，认为悲剧是最重要的文类之一，它善于且应该表现伟大事件，从而激发起观众的崇高情感。

他自己也的确是表现伟大事件的行家里手。由于他的努力，悲剧与启蒙一直传融为一体。在十八世纪的欧洲舞台上伏尔泰始终“用情节对话来劝世说法”，既宣传了科学与理性，又使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延长了生命。

早在西雷宫的史学研究中，伏尔泰就已惊讶地发现，古老的中华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这个民族历史上曾两次被外族入侵，却两次以自己高度的文明同化了胜利者，并最终将入侵民族融合在中华大家庭之中。

这个实例曾大大鼓舞了伏尔泰，使他坚信艺术和科学一定能战胜野蛮和愚昧，坚信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

6、“文明战胜野蛮”

伏尔泰关于“文明战胜野蛮”的思想，后来曾遭到卢梭的强烈反对。

在一七五○年发表的《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竭力证明科学和艺术是一切罪恶的渊薮，认为文明发展的结果必将导致道德沦丧、风俗败坏、国家丧亡。

而中国，这个被伏尔泰在世界史中，如此称道的文明古国，自然逃不脱被反向解读的命运，遂成为卢梭笔下因文明而亡国的主要例证之一。

史家们在谈到这场有关文明之争时，常把《论科学与艺术》中的激烈言辞，归咎于当时尚为无名之辈的卢梭对功名的急切追求，这大概不无道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

但无论如何，伏尔泰在一七五五年十月以前对卢梭的态度并未介意，他仍善待卢梭，以长者的宽厚回复后者的信函及赠文。不过、对于理论上的分歧，伏尔泰是从不马虎的。

他以各种方式更加执著地宣传文明进步论，《中国孤儿》，便是他对卢梭所做出的一种正面答复。

在《致黎世留公爵》一文中，他清晰地表明了这一创作意图，他首先强调的是中国原作《赵氏孤儿》对他的启迪和影响。

他写道：

“这个中国剧本作于十四世纪，就是在成吉思汗朝，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鞑靼的胜利者不改变战败民族的风俗：他们保护着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一切艺术；他们接受着它的一切法规。”

设想若没有文明之争的困扰，不存在视中国文明分别为善、恶两极代表的截然不同的诠释，有谁会从讲述春秋时代这个中国家族复仇的故事中，读解出这一层文明战胜野蛮的意义来？

伏尔泰这个特定的读者，那时萦绕脑际的“精神焦虑”恰在于此。于是，他把《赵氏孤儿》一剧情节放在一边，执拗地先要就剧本存在本身的历史，文明价值讨论出个究竟来。

他接着写道：

“这是一个伟大的实例，说明理性与天才对盲目、野蛮的暴力所具有的优越性，而且鞑靼已经两次提供这个例证了，因为当他上世纪初又征服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时候，他们再度降服于战败者的文德之下；两族人民构成了一个民族，由世界上最古的法制治理着。”

这个引人注目的大事就是我的作品的最初目标。

显而易见，《赵氏孤儿》对伏尔泰的影响，首先并不来自作品自身，而在于作品以外的意义，在于它的历史文献价值：蒙古入侵者非但未能摧毁古老的中华文化，反而为这种文化所同化。

《赵氏孤儿》一类的剧作在元代产生，就是文明战胜野蛮的一个无以辩驳的事实。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伏尔泰将《中国孤儿》剧的时间有意识地推至宋末元初，且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安排为剧中的主人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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