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年，地区紧张局势非但没有缓和，更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除了给直接遭遇战火的民众带来巨大伤亡与动荡外，这场冲突也深刻地影响了中东地缘政治、国际治理、大国协调与多边合作。

本轮巴以冲突对当事各方、地区与国际局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了促进稳定与停火止战，国际社会可以朝哪些方向努力？

观察者网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刘中民，解读巴以冲突一周年的影响与走向。

【整理/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距离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哈马斯目前的状态如何，当初的目标实现了吗？

刘中民：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不管是美国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还是地区国家受“阿拉伯之春”影响转为更加“向内看”，巴勒斯坦问题确实处在一个被边缘化的处境。尤其是以色列通过推动与沙特的关系正常化，谋求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实现与正常化，更加不利于巴勒斯坦。这是哈马斯在去年10月7日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背景。

如果哈马斯的目标是要改变巴勒斯坦问题在地区和国际社会遭遇的边缘化处境，使该问题重新回到中东政治舞台的中心，甚至是直接阻止“亚伯拉罕协议”的推进，打断以色列同沙特乃至更多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正常化步伐，那么它确实已经部分实现了目标。但是，整个巴勒斯坦，不仅是哈马斯的军事人员、领导层，还包括加沙地带的平民，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如果说哈马斯有意通过这场冲突来推动实现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与巴勒斯坦建国，那么如今距离实现其目标似乎越来越遥远了。一方面是以色列一意孤行，美国也在联合国层面不断阻挠推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另一方面，巴以双方在经历这场冲突后，如何找到谈判的起点与结束冲突的方案，形势似乎变得更加迷茫。

当地时间10月2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51人死亡，165人受伤。视觉中国

目前以色列不仅没有停止冲突的迹象，反而开始同真主党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未来也无法排除在西岸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因为以色列已经宣布把部分占据的西岸领土并入本国，它兼并巴勒斯坦领土的胃口会不会越来越大？这将是各方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力量仍然在强调“两国方案”的重要性。但是，在短期内落实“两国方案”的前景依然困难重重。此外，对于加沙地带未来的治理安排，恐怕以色列要在这个问题上占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冲突爆发后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他们下一步要处理同哈马斯的关系？以色列是否还会允许哈马斯参与到未来的巴勒斯坦治理体系当中？这些既是巴勒斯坦内部的矛盾，也会成为巴以双方谈判的矛盾。

总的来说，这场冲突令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回到了地区事务的核心位置，部分改变了巴勒斯坦问题之前被边缘化的处境。但是目前距离重启谈判、谋求巴勒斯坦建国与实现“两国方案”，都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解决。甚至，目前冲突还面临进一步升级、导致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观察者网：从最初被哈马斯打了个措手不及，到如今逐步掌握升级冲突的行动权，这一年来以色列通过战争变得更安全了吗？

刘中民：以色列面临的安全环境本质上来说将进一步恶化。因为冲突反映了以色列长期面临的一个安全悖论，即不断追求安全最大化的目标究竟能否实现的问题。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体现在周边强敌环伺、长期处在冲突的环境中。以色列历史上多次同阿拉伯国家打仗，结果是通过兼并领土（如目前占领戈兰高地），自身的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但这也导致以色列形成了一种信奉强权政治、迷信武力的安全哲学，要对构成安全威胁的对手发动最大限度打击，无论是在历史上面对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还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哈马斯，都是一样的行为模式：以军会采取数倍于对方攻击力度的报复行动，通过最大限度地打击对手来维护安全。

去年10月哈马斯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给以色列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哈马斯的武装还渗透到以色列本土，这对以色列全国上下构成了强烈冲击。一年来以色列的回应，包括对哈马斯发动的军事行动，都是基于它长期奉行的战略文化与安全哲学，不仅扩大到打击胡塞武装与真主党，甚至还打击了他们背后的伊朗。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成为了“安全孤岛”，越是迷信通过武力或扩张领土来维护安全，越是无法感到真正的安全。

尽管军事上取得了成效，以色列的国内经济发展、国际形象付出了巨大代价，民众多次进行大规模抗议，反对政府的内外政策。目前，以色列正在寻求在加沙、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缓冲区。如果能在建起缓冲区的同时继续维持打击敌对力量，以色列的安全环境能够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但依然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随着在政治和外交上陷入严重孤立，以及周边反以力量更加仇视以色列，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本质上说进一步恶化了。

当地时间10月1日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大量导弹袭击。社交媒体

观察者网：过去一年来，伊朗同以色列的关系随着这场冲突持续恶化，10月1日对以色列本土的空袭后，局势更加紧张。伊朗能同以色列的冲突升级会面临哪些风险？

刘中民：目前伊朗同以色列陷入了相当激烈的对抗，但不管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层面，伊朗凭自身与“抵抗之弧”的力量依然无法占据上风。

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说，过去一年来伊朗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回应，体现了伊朗自身国家力量和战略选择的局限性。

自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一方面，伊朗推行的对外战略对自身国力造成了影响，包括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成就（尽管也存在突出的问题）受到了严重削弱；另一方面是伊朗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由于主客观原因，包括同西方国家、地区国家的关系不和，导致自身陷入了一种比较孤立的处境。

伊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在地区层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输出革命政策，导致伊朗陷入了延续到今天的对抗性局面。这既给伊朗带来了部分收益，也令其深刻地卷入到许多国家的国内冲突乃至地区性冲突中，比如“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伊朗向叙利亚进行的渗透实际上激化了同以色列的矛盾。

以真主党为例，它是在黎巴嫩内战的混乱环境中出现的一支什叶派武装，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得到了伊朗的大力扶持。伊朗多年来投入了大量资源，从上世纪80、90年代每年上亿美元到如今大约有每年4、5亿美元，基于输出革命的理由去支持真主党，一方面寄希望于对方成为伊朗对外政策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也希望靠他们去发动类似伊朗那样的国内革命，在黎巴嫩实现掌权。

通过扶持代理人武装，伊朗确实拓展了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影响力。然而，这些武装的力量终究有限，经过一年来的消耗，尤其是真主党和哈马斯武装都遭受了不小的损失。真主党目前更是面临一个相当严峻的处境。

民众前往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附近抗议以军刺杀真主党武装领导人纳斯鲁拉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自1979年革命以来，美国长期遏制和制裁伊朗。2003年以后伊朗核危机发酵，美国带领西方施加的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伊朗国内面临的经济民生困难、通货膨胀等问题，都与长期以来遭受西方制裁有很大关系。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又使伊朗好不容易与西方达成的协议以及解除制裁化为泡影，进一步影响了伊朗的发展。

回顾伊斯兰革命40年多年来，伊朗始终是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特别是受到西方国家的长期制裁。而这40年正是世界各国都在享受全球化发展红利的时期，所以这种不利处境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伊朗的发展。

这轮10月1日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打击后，如果伊朗真的选择下场与以色列直接冲突，它并不是完全没有对抗的资本。伊朗的综合国力和工业基础水平还是排在中东国家前列的，不过，作此选择显然会使国家的发展随着对抗升级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中。伊朗的选择是要么跟以色列一拼到底、破罐破摔，把有限的国力都投入到对抗当中；要么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以避免爆发大规模冲突为目标，减缓冲突对综合国力的损害。这是伊朗目前最大的两难。

结合世界历史来看，一国想要输出革命，把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外交的苏联和美国，最终都证明这条路线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这次伊朗卷入新一轮巴以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自身长期输出革命这种战略选择的结果。

本质上说，巴以冲突长期以来是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伊朗作为非直接当事方，完全可以尽量规避矛盾，走一条更多谋求内部发展、避免对外输出革命的道路，从而免于被卷入到各地的战火中。但由于长期输出革命的战略，导致伊朗从本来不是巴以冲突的当事方，如今成为了反以力量的一个领导者。

从现实的层面说，这一结果是否真的为伊朗所乐见，我认为是存在疑问的。而随着巴以冲突走到目前的地步，形势已经远远超出了伊朗输出革命政策所能够左右的地步。现在该如何控制冲突的走向，也不是伊朗一家能够决定的了。

观察者网：这一轮巴以冲突对全球治理、南北关系与大国合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哪些特点？对中东地区的外交局面又有哪些影响？

刘中民：结合当前的世界格局、国际体系乃至于中东地区事务的联系，巴以冲突持续一年来，突出反映了当前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困境。

从全球层面来看，这场冲突反映了全球治理层面的困境。围绕政治解决地区冲突这个话题，大国在联合国的层面无法达成一致。近一年来，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大国，以及美国本身，还有一批发展中国家，都从各自的考虑出发提出了一些决议，当然美国提出的很多决议是不具有公正性与合理性的。

但目前复杂的局面是，许多决议遭到了否决，近一年来联合国安理会围绕巴以问题形成的决议非常有限。就算是能够通过的决议，大多也是围绕非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人道救援、短期停火等。这反映了大国之间，特别是美国同其它大国之间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矛盾，甚至西方国家内部就这个问题的矛盾也在加剧。

9月11日，以军轰炸加沙地带中部一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学校，造成6名联合国雇员死亡。央视截图

因此，巴勒斯坦问题反映了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一种复杂局面。在最近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世界处在非常不确定的趋势下，甚至越来越像“坐在火药桶上”，对两场冲突（乌克兰冲突与巴以冲突）所牵动的全球安全局势表达了深切担忧。

从这个方面来说，巴以冲突反映了目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混乱，全球治理陷入失灵，导致冲突延续了一年之久，依然不能停止。随着冲突越来越血腥、付出的伤亡代价越来越大，包括巴勒斯坦民众、国际社会都感到无奈甚至绝望。这是当今世界的动荡与混乱在巴以问题上的体现。

其次，从地区形势来说，巴以冲突也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自2021年以来，中东地区国家间启动了实现和解的潮流，沙特与伊朗和解，土耳其与沙特和解，土耳其与埃及和解，甚至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也在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缓和关系。

虽然以色列、阿拉伯国家间出现了一种“非正常”的关系和解，但总体来说地区和解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积极信号，特别是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推行的缓和外交，应该说是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以及推动各国实现转型。这也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十多年来，地区国家开始转变内外政策的一种体现。

然而，到目前为止，虽然巴以冲突还没有波及整个中东，但在东地中海地区，冲突显然正在不断外溢，一边是扩展到红海的方向，另一边黎巴嫩方向的冲突也不断加剧。无论是对相关国家的安全还是红海航道的安全，都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以色列同伊朗爆发冲突的张力正不断扩大。虽然彼此隔着伊拉克、约旦和叙利亚，只能隔空打击对方的本土，但目前迫于形势压力，双方正越来越面临走向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都处在被迫升级冲突与如何控制冲突的矛盾当中。

以色列不断地挤压伊朗，包括在德黑兰“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做法，既对伊朗构成了现实的国家安全压力，也是对伊朗民族与国家尊严的一种羞辱。这让伊朗陷入越来越不利的处境中，对地区形势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目前，整个中东呈现出海湾地区相对稳定、东地中海地区则战火纷飞的鲜明对比的局面。由于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升温，导致冲突与海湾地区的关联性越来越强，这对地区安全有很大的影响。

在全球层面，巴以冲突也引发了许多复杂又具体的问题，比如反犹主义的问题。不仅在精神与心理层面，也在国际道义的层面产生了很大冲击：过去一年以来上演的冲突不断地令全世界大跌眼镜，全球正义与道德的底线不断遭受挑战。比如最近在黎巴嫩发生的传呼机等通讯设备爆炸事件，令整个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际关系准则不断遭受挑战，而所带来的许多具体、消极的影响可能相互叠加。

观察者网：如何评价过去一年来，中国在呼吁停火止战、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与呼吁大国与国际多边组织更密切合作方面做出的努力？

刘中民：就巴勒斯坦问题而言，过去一年来，中国在好几个层面为缓解乃至推动停火止战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层面，中国坚持强调“两国方案”，强调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维护联合国权威与国际公平正义。同时，中国也在金砖国家的层面提出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张，并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中国有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主张。

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中国也主持通过了一份呼吁双方停火、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些都是中国为推动停火止战在联合国层面做出的贡献。

10月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7届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呼吁切实保障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益联合国网站

在地区层面，中国也同地区国家保持了紧密合作，比如接待地区国家的联合代表团访问中国。在中阿合作论坛峰会上，中方与阿拉伯国家一道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识与主张。包括在这场冲突刚刚爆发之时，沙特与伊朗的外长曾集体来中国访问，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多次赴中东与各方开展协调与保持密切沟通，并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场合表达中方主张，为巴勒斯坦问题的降温创造条件。

最后，中国也致力于解决巴勒斯坦内部面临的矛盾，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今年7月份，14个巴勒斯坦内部派别在北京宣布达成和解，发布了一份《北京宣言》，呼吁结束分裂、寻求和解。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在巴勒斯坦内部率先结束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之间的矛盾，才能为将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全球安全倡议》的一种实践。

此外，联系到近两年中东地区的外交局面，应该讲，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沙特与伊朗在中国的调停下实现了和解，至少沙伊双方关系至今没有因为这轮冲突而走向破裂，这是有利于维护海湾地区稳定的，而且应该是对稳定海湾地区起到了重中之重的作用。对于缓解巴以冲突对海湾地区稳定所构成的冲击，中国促成的沙伊和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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