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遗言，三个儿子停住脚步，母亲说：“等她出嫁，才能分家。”他们没反问，只是点头，那一年，妹妹刚刚启程赴英。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的父亲是大家敬重的陈毅将军。在这个家里，没有高干子弟的做派，只有一条家规：生活要简朴。父亲说，不准穿新衣服炫耀，不准坐公家车办事，更不准请客送礼摆谱。母亲张茜支持这个做法，虽然有时也心疼，觉得管得有点严。

孩子们从小上普通学校，不搞特殊。陈昊苏是老大，陈丹淮老二，陈小鲁老三，最小的女儿叫珊珊，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外人能看出来，陈毅看女儿的眼神特别柔和。可该管的照样管，孩子们出门去哪，必须清清楚楚告诉家里。

母亲想让珊珊学音乐。她给女儿买钢琴和小提琴，规定每天必须练满一小时。她还专门请假，带孩子找老师学，风雨无阻。母亲相信，音乐能让女儿的性子柔和些。

父亲看法完全不同。他觉得学音乐可以，但最要紧的是学好外语。他对珊珊说：“家里摆个钢琴有什么用？以后国家发展，需要懂外语的人跟全世界打交道。”他直接去外交部借了教材，把自己的德语学习磁带也翻出来，交给女儿：“去学外语。”

珊珊后来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那会儿进这学校特别难，都是层层选拔出来的好学生。父亲特别叮嘱：珊珊入学，绝对不能走关系，该排队排队，该考试考试。学校老师管得也很严。

母亲一开始心里不太同意。她觉得女儿才十三岁，正是练琴的年纪。可家里父亲说了算，他说：“国家以后要靠语言跟世界连接，钢琴最多能登舞台，进不了国际谈判的大场面。”矛盾在无声中发生，但父亲的安排最终敲定。

在学校里，珊珊压力很大。她性格安静内向，不爱说话。跟几个哥哥比起来，更显得依赖家里。学了两年，她老是咳嗽、发烧，送医院一查，才知道是压力太大，长期睡不好觉导致的。后来她自己要求参军做护士，家里没人明确反对，也没人鼓励。她不说真实原因，只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哥哥们心里明白，她是想暂时躲开学习的重担。父亲那时身体不好，对这个决定没多说什么。

1972年1月6日，父亲去世了。消息处理得很低调。母亲强忍悲痛，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诗词手稿，总共三百多首。她自己的身体也开始不好，却不肯歇息。白天去医院看病，晚上回家就对着台灯打字、校对稿子，常常忙到深夜，手指都肿了。

就在这时，外交部托人带信来，说：“领导交代，想让珊珊出国学习。”母亲立刻点头同意。她知道，这不仅是给女儿铺路，也是给女儿一个保护——让她离开当时的国内环境，换个地方发展。她没有对珊珊提自己的病，只是告诉女儿：“国家现在需要你出去学本事。”

珊珊没多问，默默收拾行李去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家里不宽裕，自费留学负担很重。大哥陈昊苏站出来，拿出了自己一半工资，还向朋友借了些钱。二哥和三弟一致赞同：无论如何，不能让妹妹在国外的钱断掉。他们还写信彼此约定：就算自己以后有困难，也必须保证妹妹的生活费，直到她安稳下来。

母亲送走女儿后，病情更加重了。她还是坚持整理那些诗词稿子，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修改笔记。1974年，母亲住院了，查出是严重的肺部疾病，而且已经很严重。她拒绝了复杂痛苦的疗法，只肯接受基本治疗。她带进医院的，依旧是那些未完成的诗词稿。

住院期间，母亲给三个儿子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以后家里的事靠你们管了。记得分家要等妹妹结婚之后。你们父亲临走前留话：她是家里最小的，你们要照看到她安稳了才好。”

三个儿子没回信。他们直接赶去医院，轮流守着母亲。他们商量好，母亲病重的事，绝不告诉珊珊。母亲也说：“她有她的路要走，我们有我们的事要做。”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母亲还在改着父亲的诗集。最后一页，她想签下自己的名字“张茜”，可手抖得厉害，只勉强写了个“张”字。

诗集被送去印刷厂。1973年底，《陈毅诗词选集》终于印出来，没有公开发行，只在外交系统内部传看。1974年3月，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年仅52岁。妹妹珊珊在英国读书，对此一无所知。哥哥们默契地瞒下了消息。她每星期都写信回家，信里总是说些日常小事：英国的饭菜不合口味啦，房东的猫爱调皮啦。哥哥们的回信总是写：“家里都好，放心。”

1972年底，珊珊到达英国。住在合租的小房间里，条件很一般。初到异国，没有电话，只靠写信联系。前半年的信，她都一封写给母亲，一封写给大哥。她不知道，母亲已经躺在病床上了。

学习很吃力，她主修国际关系，课本全是英文，要读的资料堆成山。她努力记着笔记。几次考试下来，成绩也算不错。老师说她：“你不太说话啊。”她只是笑一笑。在学校活动时，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同乡王光亚。一次关于国际法的讨论，两人有了深入交流，慢慢走到了一起。

感情稳定后，珊珊申请回国工作，得到了批准，被安排到外交部做翻译工作。

1975年，珊珊飞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她没看到家里人接她。心里有点奇怪，打电话回家，是三哥陈小鲁接的。他说：“你先去单位宿舍安顿，明天我再来接你。”第二天，陈小鲁带她回家。开门的是二哥陈丹淮，眼圈发红，嗓子哽着说不出话。珊珊敏感地问：“妈妈怎么不出来？”没人接话。没人接话。她走进熟悉的屋子，忽然发现母亲常坐的那把旧藤椅不见了，家里的照片摆放也变了样，感觉空荡荡的。她连着问了第三遍：“妈妈呢？”这次她听到了回答：“家里……已经没有妈妈的东西了。”

珊珊愣住了。那天她一口晚饭都没吃。第二天，三位哥哥带她去了八宝山公墓。在母亲的墓前，她猛地跪下来，哭声断断续续，像是喘不上气。那一刻她终于知道，最疼她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了，这个消息被哥哥们藏了整整一年多。

那次之后，珊珊住回外交部宿舍。一家人像是有了默契，谁都不再提起伤心事。哥哥们只说：“现在你是外交干部了，好好工作，就是对这个家负责。”她分在翻译室英文组，刚开始很不适应高强度工作和快速转换的工作节奏。

有天下班，深夜十二点回到宿舍门口，她发现大哥陈昊苏等在那里。大哥递给她一盒还温着的饭菜，轻轻说了一句：“今天是妈妈的生日。”珊珊什么也没说，接过饭盒，默默关上了门。那时她25岁。她没有住进机关安排的特殊住所。后来有领导几次提出可以给予照顾，三兄弟态度一致地婉拒：“谢谢好意，我们自己能照顾好妹妹。”

生活渐渐恢复平常。每逢吃饭、收碗、聊天，他们就和最普通的家庭一样。但细心的人能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从这年起，珊珊开始称呼三位哥哥为“家长”。

1977年，珊珊打算和王光亚结婚了。王光亚那时也在外交部工作。大哥陈昊苏主动提出操办婚礼，和弟弟们商量好：婚礼就在家里客厅简单办，不搞排场，不动用单位的任何资源。三张桌子拼起来，二十来个亲友参加。不搞排场，不动用单位的任何资源。三张桌子拼起来，二十来个亲友参加。

最有意义的嫁妆不是金银。二哥拿出了父亲诗词集的初版油印本，三哥拿出了母亲早年翻译戏剧的手稿，也是线装油印的。两人对珊珊说：“这是爸妈特意留给你的东西。”

婚礼前夜，兄弟三个关上门，又郑重地谈了一次。没喝酒，只是烧了一壶水。他们再次确认：不分家，至少要看到妹妹彻底安稳下来，成家有了孩子再说。至少等到妹妹彻底安稳，成家有了孩子再说。

婚礼那天很朴实。邻居们忍不住在走廊张望。新娘穿着简单的米色上衣和蓝裙子，扎着马尾辫；新郎是一身板正的中山装。照相时，新郎站得端正，新娘却低着头没看镜头。三哥陈小鲁自掏腰包付了照相钱，认真地说：“这笔钱，爸妈在的话，也一定会同意花的。”

婚后，珊珊住进了新家。三位哥哥继续在经济上支持她一段时间，直到八十年代初他们各自成家。家虽分开，情分没断，每月家庭聚会，每年清明给父母扫墓，兄妹四人必定一起出现。

大哥陈昊苏后来出书纪念父母，他在书里写着父亲那句家训：“勿学纨绔儿”。父亲是要他们记住根本在哪。

二哥陈丹淮从事研究工作，一生都很低调。

三哥陈小鲁把精力投入到教育公益。

妹妹陈珊珊后来成为新中国少有的女性驻外大使。

父亲留给他们的，从来不是显赫的特权或财富。他留给了四个孩子一样更沉重、也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对这个家要负起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