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人，渭水尽赤。 《通典 卷一百七十》：秦孝公纳卫鞅说，变法令，舍人无验者坐之，弃灰於路者刑，步过六尺者罚。初，令之作也，一日临渭决囚七百馀人，渭水尽赤。
说商鞅一次性处决700多囚犯来自《新序》，《通典》应该是照搬《新序》的，《新序》不是史书，是历史上的一些故事集，至于真假，就没人说得清楚了，反正都是孤证。
《资治通鉴 卷二 显王三十一年》：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资治通鉴》也引用了《新序》的说法，不过没说被杀的人数，只说商鞅在渭水边处决囚犯，导致渭水变红。
后世人对商鞅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对商鞅持负面评价，认为商鞅是酷吏，天资刻薄。
商鞅变法一部分人对商鞅持正面评价，认为他的变法对秦国富国强兵，对历史有推进作用。
《史记 商君列传》：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商鞅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说商鞅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赵良的规劝，足以证明商鞅残忍少恩了。
司马迁还认为商鞅在秦国落得个谋反的罪名，是有缘故的，言外之意就是商鞅谋反是咎由自取。
《旧唐书》：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
《旧唐书》直接称商鞅为酷吏，所谓的酷吏就是严格执法的官吏，这些人往往有残酷的方法用来审讯，酷吏是一个贬义词，还说商鞅和李斯狡诈。
《贾谊新书 卷三 时变》：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司马迁说商鞅天性刻薄汉朝的贾谊则认为商鞅违背礼义，背弃伦理，专心于进取，变法二年来，秦国风俗日渐落败。
《战国策 秦策一》：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战国策》则说商鞅返回秦国，被秦惠文王车裂之后，秦国人并不哀怜他。
《史记 商君列传》：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史记》中说商君出任秦相十年，很多王公贵族都怨恨他，这个倒不难理解，因为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废除了世袭世䘵制，这些王公贵族无一不想置商鞅于死地。
对商鞅持负面评价的，大多数认为商鞅用刑法过重，刻薄没有恩情，而且这些批评商鞅的，多为后世的儒家学者，比如司马迁、贾谊以及《旧唐书》的作者。
就拿司马迁来说，他说商鞅刻薄没有恩情，认为商鞅靠帝王之术游说秦孝公，靠着国君宠臣景监的推荐才得到任用，不是商鞅自身的资质。
司马迁举的例子居然是：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赵良的规劝。
刑罚公子虔是因为太子犯法，因为太子是国家的继承人，不能处罚太子，所以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这个处罚一点问题也没有，能够贯彻商鞅的法制精神。
公子虔被商鞅处罚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话，历朝历代都只会说，而能够做到的，只有商鞅，当太子犯法也被处罚的时候，法制才能真正让人畏惧，只有法制让人畏惧，一个国家才能公平公正。
至于商鞅欺骗魏将公子卬，这根本就是胡说了，首先兵不厌诈，都什么年代，还不能欺骗？这是战争秦魏两国的战争，商鞅是为了秦国利益才这么做的，又不是为了个人。
至于不听赵良的规劝，那只能说明商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赵良劝商鞅激流勇退，可商鞅在那个位子根本不愿意退，秦惠问王继位后，商鞅被杀，这是商鞅的悲剧，不是因为商鞅刻薄寡恩，而是因为商鞅改革得罪的人太多了，而被害，司马迁的逻辑不成立。
至于贾谊对商鞅的负面评价则完全没有道理，贾谊从儒家思想出发，认为商鞅违背礼义，背弃伦理，指责商鞅的分家制度。
商鞅变法中有一项内容是：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
商鞅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就是为了逼他们分家，以家庭为单位，而古代中国是以宗族为单位一起生活，一个宗族少说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
商鞅此举是为了增加生产力，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在当时来说，促进了生产力，提高了效率，以宗族为单位，基本上就是吃大锅饭了，而且还不好管理。
分家就是违背礼义，背弃伦理，这怎么也说不过去，贾谊的说法没有道理，这只是儒法之争。
商鞅依法治国更有人说商君书中的很多内容就是愚弄民众，比如下面这篇：
《商君书 弱民》：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大概意思是：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
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
民弱、民强可不是让是让百姓弱小或强大，意思是民众对于法律的抗拒或者遵守态度，没有法律制度的保护，百姓永远是弱势群体。
商君书的内容都是围绕如何以法治国、以法治民来说的，对于民众，商鞅其实看得很清楚，比如下面这段话：
《商君书 说书》：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大概意思是：民众贫穷，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放纵自己，民众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以增加收入，这样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鼓励他们买官的办法，使他们减少财富，就会变穷。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贫穷的变富裕，富裕的变贫穷。贫困的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久强大，有没有虱子一样的危害产生，一定能称霸天下。
事实上，历史上大多数人对商鞅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比如：
《史记 太史公自序》：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
商鞅在秦国变法，是秦国强大的根本原因，后世历朝历代用的基本上都是商鞅之法，这一点很重要，这可是司马迁说的，他至少对商鞅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评价。
《全汉文 卷四十 新序论》：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这是刘邦弟弟刘交的后裔、西汉经学家刘歆对商鞅的评价。
刘歆认为商鞅变法是为了秦国，而不是为了自己，使民众以耕种土地和纺织以富国，以赏赐战功而劝人从军，法令执行严格，对内不惧权贵，对外不偏疏远，能够做到令行禁止，法律一出能够打击奸恶。
相对来说，毛主席对商鞅的评价最正面：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商鞅变法，就是个好的法律，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
百世皆用秦法，商鞅变法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毛主席还说商鞅的法令惩罚坏人而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耕种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
再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商鞅在渭水边一天处决囚犯700余人，如果这些人是犯了法，那么被处决，就是依法办事，况且这事存不存在，都是有疑问的。
既然是依法办事，人多人少并无直接关系，关键就是看是否违法。
如果这些人是被冤枉的，那么指责商鞅是酷吏就情有可原，可历史上并无任何证据说商鞅冤枉了人，商鞅从来就是依法办事。
无论从结束还是过程来看，商鞅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改革，后世均用商鞅之法就是最好的证明。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