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在北京举行将校授衔仪式，典礼于9月27日在北京进行，但授衔名单提前数日已公布给授衔人员，以便使各位将领领取礼服，做好登台准备。由于评衔工程涉及将校众多，光是将官就有一千多人，需要经过复杂的评议步骤，充分考虑革命和战争进程中的诸多因素，名单才能最终出炉。

评衔名单公布后，有一些将领对自己的军衔颇有微词。授衔仪式前王必成、钟伟、王近山、聂鹤亭等名将，就因为自认为授衔较低一事闹过情绪，被上级领导教育过才平息。但是有一位将军非常特殊：授衔结果公布后，被战友们普遍认为军衔授低了，然而他自己一点主动找领导的意思都没有，反倒是其他将领急着帮他“要说法”，申请提高军衔！怎么回事呢？

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39军副军长谭友林，55年授衔时获得开国少将军衔，被“说情”的对象正是谭友林。王震、萧克两员上将，在授衔名单公布后，都觉得谭友林应该获得中将军衔，为此很着急，商议后便一起找到了整体负责授衔工作的罗帅，翻出谭友林的过往资历及贡献，向罗帅充分说明，并请求组织给谭提高军衔，而谭友林本人第一时间对于两位将军的“帮助”并不知情。

按理来说，按照当年的授衔规则和整体授衔情况，抗美援朝时的副军级干部被授予少将是比较正常的，谈不上低授。但谭友林的情况需要具体来看，他在红军时期就是师政委，资历比大部分中将要老，更不必说少将一级了。更重要的是，谭友林在抗战时已经是新四军的12旅旅长，后来还获得了五枚一级勋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多是开国上将，因此1955年只授予其少将军衔，的确有待商榷。

面对一般的“说情”情况，罗帅通常不会过多解释，但是这次情况不同。谭友林本人并没来找，而是两位上将共同为其上访。在和王震、萧克二人沟通后，罗帅认为先前的评衔工作是有些疏忽，没有充分考量谭友林的履历：和他同时期的战友，相似情况的都评了中将，确实只有他一个人是少将。

为此罗帅专门找到了谭友林，耐心向其解释：“我们的工作不细、调查不全，军衔授低了，我向你致歉。”这样的情况，是55年授衔过程中绝无仅有的。但结果已经公布，谭友林最后的军衔只能是少将了。谭友林是一位觉悟和情商都非常出众的将军，谈到授衔一事，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反而表示：“我很满足！跟革命中死去的烈士相比，少将还不够高吗？牺牲的战友们都是什么军衔呢？”

其实谭将军的过人之处，在其19岁时就有体现。19岁的谭友林竟然已经当上团政委，总理当年问他如何以这么小的年纪，管服一个团的同志？谭友林思索后的回答，充满智慧：“不靠我，主要依靠组织来管理。”2006年，90岁高龄的谭友林将军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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