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裂与统一的局势辩证地交替存在。
乱世枭雄出，当一个腐败颓弱的陈旧政权不再适应社会历史的大势所趋，那么必定会有一个才德兼备者建立新兴的政权取而代之，而伴随着新旧政权交替，思想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大变革。
在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保持和平统一状态已久的周王室随着西周末年国力衰退开始产生了分裂，到了东周之际各诸侯国势力崛起，象征着权力与礼仪的剑文化在春秋与战国两阶段的争霸与兼并模式中继承发展，直至今日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化热点。
一、从西周到东周，王权由盛转衰，群雄并立，剑文化在争霸的时代衍生而来
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周武王灭商建周，随后大分天下，将拥护周王室的功臣与亲戚加以分封，授予人口与土地，这些人便是最早诸侯的由来。
在各诸侯之下的一级是大夫，大夫又受到诸侯分配土地与权力，再往下一级则为士，士受到上一级大夫的管制与分配。
这样层层分封将权力下放基层，周王室的初衷是想要各阶层各司其职共同管理，但正所谓成也分封，败也分封，随着各诸侯势力的不断壮大，到了西周末年大权旁落，礼崩乐坏。
权力被不断分割与下放的周王室俨然成为了被架空的傀儡，社会的实权把控在了各势强的诸侯手中。
王权由盛转衰，地方群雄并立，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趋势，才出现了东周时期赫赫有名的争霸兼并相继而来的春秋战国之际。
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更是构建了中国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现象应运而生，诸子百家人才辈出，学术争鸣氛围活跃，剑文化在争霸的时代应运而生。
二、“戟拘其颈,剑承其心”，春秋时期的剑文化超脱其本身的精神内核
早在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有古语云：“古之言兵必言剑”，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剑文化在剑的本身功能与意义之上又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核。
东周时期的春秋之际中原文明高度发达地区的冶铜工业已经非常发达，为剑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技术基础；春秋时期整个社会的突出特征即为群雄争霸引发的动荡不安，刀剑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由于战场上剑的大量使用，剑的制造数量被动式剧增，制剑技艺也随之迅速革新发展并走向成熟，再加上文化上呈现百家争鸣的发展趋势，剑文化在此基础上不断继承并多元发展着。
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剑文化的核心在于对内以强势武力震慑臣民，对外以军事优势逐鹿争霸。
以《晏子春秋》中“戟拘其颈,剑承其心”一句为例；说的就是对不服统治者命令的百姓跟士大夫予以武力镇压，以此避免内乱动荡的情况发生，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过渡。
对当时的士大夫文人阶层来说，剑文化与“风骨”实现了有机结合，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
据《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五年》记载，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值百金，以此相达。”
从上述场景中不难看出，剑是身处困境之中的士大夫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了；文人士大夫将剑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意味着他们充分认可了对方的品格并愿意给予最诚挚的谢意，而将象征着风骨跟凛然正气的剑作为两人友谊的象征，也展现了自身的高然品性。
在投身乱世，提剑冲杀的武者眼中，剑文化则是“侠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据刺客列传《豫让》一篇记载“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对那些抱着“必死决心”，将天下和恩义视作生命的刺客来说，剑既是达成愿望的手段，也是自身信念的载体。因为心怀大义，所以他们手中的剑更具反抗精神，是不惧前路艰险和权贵压迫的“侠义”精神的体现。
总的来说，剑文化虽因使用者所处阶层、环境和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其中无不彰显了春秋时期独特的精神烙印。
三、“尚武”风气，繁荣的社会背景，推动了剑文化的持续性发展
如果说剑文化的发展浸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那么春秋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和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则为剑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剑文化的繁荣得益于“尚武”风气的发展。
春秋时期是一个群雄割据，战乱不断的年代；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物质条件并不富足的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恐惧和对战乱的担忧都是相当常见的。
然而，随着诸侯战争规模的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却不得不在家国危机面前选择投身行伍；在连年征战的大环境下，武艺和勇气逐渐成为了当时社会最推崇的价值观，而“尚武”风气也由此盛行开来。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
由此可见，剑文化的兴盛与民间的“尚武”风气是脱不开关系的；事实上，在赵文王等一众“好战派”君主的推动下，不少诸侯国内的剑文化都相当流行。
剑文化的发展与春秋时期的文化繁荣同样脱不开干系。
要知道，春秋时期的剑士中不止有武艺出众的士兵和刺客，也有追求“文武双修”的文人士大夫；一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就是个“拔剑而舞之”的剑客儒生。
对不少文人来说，剑文化中蕴含的正直和忠君思想，与当时流行的学说都是相当契合的。
一如奉行兼爱非攻思想的墨家，就有“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帯剑，为刺而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的说法。因为墨家认为，学会用剑防身的才能让百姓强大起来。
除墨家之外，以善战著称的兵家和以仁爱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代表，同样也有佩剑的习惯；于当时的士人阶级来说，剑既是防身的手段，也是君子品行的象征。
四、春秋时期剑文化被赋予新的内涵，为中华传统剑文化奠定了强有力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剑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皇权贵族持剑彰显身份的同时也有保障家国安宁之重任。
侠客与文人持剑更是为后续秦汉至唐宋流传下来的剑舞、戏曲和包含道教宗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剑文化奠定了强有力的发展基础。
在当时，以吴王夫差剑及越王勾践剑等为代表的剑文化渐渐成为春秋战国乃至中华传统剑文化精神文明的一大分支；而从中也不难解读出隐藏在剑文化背后的“时代印记”。
其一，是对剑载精神的追求和推崇。
从《吴越春秋》中所记载的名剑干将莫邪的锻造过程就不难发现，春秋时期的“好剑”是需要融入制作者血肉跟灵魂的，是承载了某种精神和信念的载体。
从某种程度来说，当时的剑文化已经逐步脱离了有形之剑的束缚，开始向剑载精神的方向发展了，而《庄子·说剑》一章中所提及的“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就是按剑所承载的精神层次来划分的。
由此可知，春秋时期的剑并非单纯的武器，而是融合了精神与道德象征的载体；对不少文人来说，佩剑是君子品行的象征，彰显了自身的侠义精神和忠君思想。
其二，是将剑与礼制符号有机结合到了一起。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使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冲击；而随着社会尚武风俗的盛行，剑却与新的礼制符号逐渐融合到了一起。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冶炼和锻造技术并不发达，所以只有上层社会人士才有资格佩剑，而从剑的形制做工上也能分辨出佩戴者的不同地位了。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由此可见，剑的材质以及长短与佩剑之人的身份及所处地位存在密切关系。
总的来说，春秋时期的剑文化是剑与社会环境有机融合而成的产物，是社会风俗与文化环境结合而成的产物。
结语
剑作为短兵之祖、兵器之王，它的存在已经不仅仅只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特有的精神代号，更代表着民族文化中的一种风度内涵；
纵观前史，历朝历代的王公贵胄、文士侠客均以持剑为荣，从春秋争霸到战国兼并乃至后世千秋万代，尚剑之风盛行，剑文化也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创新，逐渐形成完备的发展体系。
尽管早于冷兵器时代结束之后，剑在早期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军事范畴内的实用意义锐减，但是剑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磅礴影响力却从未被削弱。
非但如此，剑文化甚至在一代代人的文化传承当中又与舞蹈、戏曲、书法及宗教等文艺元素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焕发出了独特的生命活力。
承载着千百年中华历史的独特的剑文化足以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万花筒中支撑起国人的文化自信，身为新时代的文化传承者，我们理应继续在继承中将传统剑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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