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执政后期，安禄山拥兵自重，给整个王朝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安禄山很聪明，已经感觉到了朝廷内部的腐朽、民众的懈怠，也看到了内地武备的空虚。
他一人兼任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手中雄兵近十万，占全国兵力将近三分之一，而且都是骁勇善战久经战阵者。
安禄山手握兵权，唐玄宗却依然宠信他，这是不是意味着，老年的唐玄宗真就昏庸到极点？难道曾经开创盛世的君主变得如此无道？
显然不是，唐玄宗宠信安禄山恐怕另有原因，在用人策略上皇帝保留了一点小心思。
在天宝后期，安禄山的野心逐渐增大，他一手握这样的兵力，看着朝廷外强中干难免心动。根据史书记载，安禄山每次去大明宫，含元殿朝拜皇帝之时，从龙尾道走上台阶后，都不忘回头俯瞰长安城内，想必他也想体会一下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安禄山还在长安城内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刘骆谷，让他经常和达官贵人们往来，打听朝内朝外的动静、皇帝的心思。一旦听到皇帝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情，就立即上表迎合皇帝。而实际上刘骆谷就是安禄山的一个高级间谍，为谋反做准备的。
安禄山的这一切举动，要是说别人毫无察觉，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朝中屡有人在皇帝面前进言，认为唐玄宗宠信安禄山太过，安禄山有反心。当年张九龄就提醒过，皇帝没听，现在提醒皇帝的人更多，但皇帝还是无动于衷。
那唐玄宗真得如此昏庸无道吗？其实不然，唐玄宗是知道安禄山的危险性，只是自认为可以驾驭。我们分析一些历史事件不难发现这其中的玄妙
《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玄宗皇帝在勤政务本楼观看百戏，特地让安禄山在东间就座。太子李享在旁边劝谏说：自古以来，没有人臣和皇帝一起坐着看戏的先例，唐玄宗回答说：“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
《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说，玄宗的确在勤政务本楼给安禄山设有专座，而且的确是在他座位的东侧，设立一大金鸡障，前置榻，供安禄山坐。
我们仔细分析这两件事，就会发现唐玄宗的深意，此举其实体现了唐玄宗的心机，现代学者唐刚卯指出，玄宗采取的是一种神秘的“厌弭”方法，其基本思想来源于古已有之的阴阳学说，认为西北旃引弓之民为阴，而鸡能报晓，与太阳有一定关联，而太阳为阳，故此，鸡为“积阳”。
也就是说，安禄山祖籍是中亚粟特人，属于西北，将他的座位放置在东侧，再在他背后树立一个大大的金鸡障，目的是用阳气压住阴气，以此术镇住安禄山。
这些事情有一定自我蒙蔽成分，暂且不论是否能压住“真气”，我们其实能得出一个那么既然如此，唐玄宗不宠信安禄山，不要给他那么大权势不就行了？为什么唐玄宗还要给安禄山权力呢？说到这个，就又要提到唐玄宗的平衡策略了。
朝内培养多股势力
唐玄宗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培养多股势力，让它们互相制衡。以前朝内主要是文学集团、吏才集团和外集团。现在，随着文学集团的衰落，唐玄宗又把边将集团引入朝中。而边将集团内部也是有派别的，也需要制衡。
西北和东北两大边防军是最主要的势力，西北边防军有哥翰，东北边防军自然也要有代表人，安禄山是最合适的人选。
各股势力要做到“饿不死，吃不饱”
唐玄宗始终注意，让各派都能得到好处，但是又不至于一派独大。他对张九龄、李林甫都是这样做的。
比如，每当李林甫觉得自己要大功告成，危及太子之时，唐玄宗都会出面制造一些小困难；李林甫自以为能够控制边将使其不得入朝，唐玄宗偏偏让他们入朝。所以各派都能在皇帝这里得到部分支持，但又得不到完全信赖，让其“饿不死”，但也“吃不饱”。
对待安禄山也一样，将其引入朝廷，让其有了发言权，成了一派势力，与此同时，对其也有防范。要说唐玄宗的错，就错在这个防范措施不着调。以往各派都没有军权且尽在皇帝掌握中，皇帝可以从容调度。
但是边将的引入可谓唐玄宗的一大败笔，因为边将有兵权，而且军队通过募兵制实现了职业化，与主帅关系固定化，这很危险。但是唐玄宗并没有意识到，还自认为其平衡策略非常高妙。当需要控制安禄山的时候，他却采取了“厌”这样一种荒唐的手段。
天宝七载(748年)六月，皇帝封安禄山为柳城郡开国公，实封三百户，又赐铁券。这是一种额外的赏赐，象征着特别的权利和荣誉。
此举早在西汉就已有之，那时叫作“铁契”，用来奖赏功臣。唐玄宗赏给安禄山的铁券估计与此类似，不仅体现了一种额外的特权，也显示出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过度宠信。
后来，安禄山又与皇室联姻。他的长子安庆宗娶了荣义郡主，升官为太仆卿，这下子和皇帝成了亲家。后来安禄山发动叛乱，唐玄宗的制衡策略完全失误了。
从这里来看，唐玄宗自认为是难得糊涂，没想到是真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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