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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王朝急剧衰落的过程中,各地军阀豪强势力则迅猛发展起来。那些手握大权的军阀们,一个个怀着割据称雄的野心,翘首期盼着时机。


1、刺史兵权的扩充


自东汉中期以来,随豪强地主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他们的政治势力也不断增长着,各级政权的相当部分被豪族大姓垄断、控制。


豪强大姓便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控制宗族并收纳和庇护外来逃亡者,作为宾客。为了自保,豪强大姓往往以宗族、宾客组成私家武装。

黄巾起义爆发后,农民起义与周边民族反叛相互交织,兵祸连结,朝廷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丧失殆尽,豪强大姓自保的内在需求空前增强,于是他们便纷纷聚众结坞,大肆扩充私人武装。

东汉中期以来,地方郡守、刺史的军事权力也在不断增长。

东汉初年,光武帝为了精兵简政,更为了集中军权,防止地方势力作乱,便对地方军进行调整、改革,既裁减了大量郡兵,又罢省了主管郡军事的都尉,并其职于太守。

东汉前期,虽然郡守独自拥有军权,但是地方仅仅保留了足以维护一方治安的少量常备军,同时中央王朝完全有力量控制地方,所以地方官吏绝无专兵的可能。

东汉中后期,政治日益黑暗,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中央军队便愈来愈不敷使用。为了有效地镇压各种反抗活动,地方就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扩大军事力量,郡守、刺史率兵打仗也就渐成家常便饭,他们的兵权也在镇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膨胀起来。

灵帝时期,中央王朝逐渐丧失了控制社会秩序的能力,灵帝既不能保护豪族大姓的利益,又无力控制各种地方势力,于是,各种地方势力内在的发展要求不仅更为强烈,同时也有了不受限制的发展气候,它们便纷纷竞相发展自己的势力。

天下大乱之际,那些豪强大姓要想充分保护自已的利益,就必须依靠手握大权的地方官吏,而企图不断扩大实力的地方官吏,又必须依赖豪强大姓的支持。灵帝时期,募兵已成为地方官吏扩充兵力的主渠道,而豪强大姓的私人武装大多成为招募对象,两股地方势力就这样交织发展着。


经过黄巾起义、羌胡联军反叛等一系列沉重打击,中平年间(184一189年),东汉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灵帝像一个心力交瘁的船长,操纵着一条舵柄失灵的大船,正身不由己地被刮向风暴深处。

那些握有大权的豪强大姓的代表人物,不愿在这条破船上漂摇下去,便怀着割据称雄的野心,急于要求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他们看中了刺史这一肥缺。


2、从刺史到州牧


中平五年(188年),太常刘焉向灵帝提出“改刺史为州牧”的建议,他认为:天下大乱,刺史威轻,所以不能有效地止乱;刺史、太守贿赂为官,割剥百姓,导致民众反叛,因此应当以清廉的重臣为州牧,作为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地方最高长官。

现行刺史制度的弊端灵帝心里是有数的,但是让他作出“改刺史为州牧”的选择却异常艰难,因为他有太深的顾虑。


刺史制度本是西汉武帝设立的地方监察制度。武帝将全国划为13个监察州,州置刺史。刺史作为朝廷派往各监察州的使者,秩六百石,职司监察。后来,随中央王朝统治衰落,刺史职权渐重,到成、哀之世,刺史实际上已成为一方之长,改名为州牧。

州牧集行政、兵权于一身,实际上成为中央王朝统治的隐患,所以光武帝即位之后,便废州牧,重置刺史,恢复其监察职能,削去它的行政权与兵权。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日益腐败,朝廷对刺史控制力削弱,刺史便逐渐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派别谋求私利的工具,其监察职能大为削弱。

与此同时,农民起义和民族反叛不断发生,统治集团必须动员本阶级的一切力量对付各种反抗,刺史被当作镇压人民反抗的有力工具而赋予军事、政治权力。

灵帝清楚,眼下的刺史实际权力虽然更大了,但从制度上讲,毕竟它还是秩卑官小,刺史们绝对不会安于现状,他们必然要求名副其实的权重官高。

刘焉的建议,无非是刺史们向朝廷伸手要官的借口而已。如果让刺史们成为权重官高的州牧,谁能保证在天下大乱之际,他们不成为朝廷的离心力量?

况且刺史伙同地方势力贪赃枉法的积弊,已到积重难返之地步,这种情形下,还能委他们以重位吗?但是对于已经实权在握的刺史们,朝廷又必须依赖,不满足他们名副其实的权力要求,后果同样会不堪设想。

于是,灵帝对刺史制度作了自以为对朝廷有利的改革。灵帝将一些重要地方的刺史改为州牧,太常刘焉出任益州牧,太仆黄琬出任豫州牧,宗正刘虞做了幽州牧。

几位州牧都是二千石高官。从首批州牧的人选构成,可见灵帝的改革用心是多么良苦。


3、何以起用宗室?


三个州牧中,刘虞、刘焉皆是宗室成员。东汉初年,为了加强皇权,朝廷对宗室在政治上严格限制,一般不准宗室为公卿,出任州刺史,但到桓帝延熹年间(158-167年),对宗室的限制逐渐放松。


当时,各种反抗频繁,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而将朝政搅得昏天黑地,如此严峻的局势,迫使桓帝认真寻找对策以挽救危机四伏的统治。与此同时,刘氏宗室的有识之士,如刘瑜、刘淑、刘陶等人,也竭忠尽智地为挽救统治危机出谋献策。

这样一来,便遂促成桓帝在政治上重用宗室,将宗室作为制衡权宦、外戚的重要因素。在灵帝统治的二十多年中,有刘宽、刘郃、刘陶、刘虞等大批宗室成员被灵帝用为公卿。

在世风日下、政局昏暗之际,这些被起用的公卿没有一个不是对朝廷忠心耿耿、恪尽职守的。

这样的现实,使灵帝难免萌生还是血缘宗亲可靠的念头。应当是由于这样的念头,才使他在不得不赋予州牧重权之际,尽可能将这一要职给予了宗室。

灵帝大概会认为,这虽不是万全之策,但至少比让其他人掌握这一要职要保险得多。

在灵帝朝,宗室的一贯忠诚虽然是事实,但从他们的忠诚中可以发现,他们是基于统治危机可以挽救的前提下尽忠的。

一旦发现汉室衰亡已无可救药,他们也就必然会有自己的新的选择。宗室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已不是出于忠于朝廷的正派动机。

身为太常的刘焉,所以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本欲趁机请求到远离战乱的边地交趾为牧,以发展自己的势力。

后来,精通方术的侍中董扶告诉刘焉:“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刘焉便一改初衷而请为益州牧。刘焉到益州后,即令张鲁带兵攻杀汉中太守,断绝斜谷道,扩大统治区域,后又杀太守,制造舆车千乘,成了拥有行政、军事、经济大权的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


为了安抚实权已重的州牧,从而加强地方镇压力量,灵帝不得不改刺史为州牧,这样的“改革”客观上无异承认了地方割据势力,其他各州郡国的刺史守相便趁机进一步扩张势力,陆续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灵帝撒手人寰之际,军阀割据局面已经形成,军阀混战只差一根导火线来点燃了。


4、讨董盟军的兴起


大将军何进被宦官诛杀之后,袁绍等人将长期盘踞宫中的宦官也全部翦灭,宦官擅权的局面终于结束。

但是袁绍等人还来不及庆祝胜利,就发现洛阳不是他们的,朝廷也不是他们的,这一切都落入了奉召领兵入洛的凉州军阀董卓手中。

然而董卓的擅权、乱政,很快将自己推到了东方官僚、名士、军阀的对立面。

东方的官僚、士大夫一般都饱受儒学熏陶,很多人都有较高的儒学造诣。在他们眼里,董卓不过一介“强忍寡义”的西北武夫,他们对董卓本来就怀有强烈的排斥情绪。

而董卓擅权、乱政对于当时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更直接促使双方的对立与冲突陡然尖锐起来。

于是,初平元年(190年)正月,袁绍在勃海迅速竖起了反董卓的旗帜。

灵帝末年,统治集团内的人士对刘氏政权的心态很复杂,既有董卓之类公开宣称“刘氏种,不足复遗”,欲尽诛刘氏而代之的反汉派,又有皇甫嵩、傅燮等欲力挽东汉危亡的真正的尊汉派,还有刘焉等以“尊汉”为幌子而暗中谋求发展割据势力的假尊汉派,更有袁绍、曹操等摇摆于“尊汉”与“割据称雄”之间的实力人物。

一俟袁绍竖起讨董卓的旗帜,真尊汉派、假尊汉派以及观望摇摆的实力人物便怀着各自的目的,纷纷云集在讨董旗帜下。

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他们众各数万,同时起兵讨伐董卓。


因为袁氏家族在东汉末年已形成相当的社会势力及影响,而袁绍又是结束宦官专权局面的首席功臣,所以董卓废少立献时,恐众心不服,便首先与袁绍商量,欲求得袁氏的支持,借袁氏的影响控制朝政。

袁绍大概一方面出于恪守儒家尊崇正统的义节,另一方面更出于别的深意,即昭示天下袁绍是第一个敢于面对面反对董卓专权的人。

于是,袁绍与董卓发生冲突,毅然横刀长揖出走京师。正由于袁绍本人及其家族的巨大社会影响,所以讨董的东方盟军便公推袁绍为盟主。

在无数割据一方的权要人物,迫切需要发展自身势力之际,袁绍点起的这把讨董之火,就迅速燃成军阀混战的燎原之势。


5、讨董盟军分崩离析的后果


讨董盟军屯驻洛阳之东,袁术、孙坚则在南阳发动了讨伐董卓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黄巾的余部再起于西河白波谷,十余万农民军正以长驱之势进入河东,洛阳陷入了三面包围之中。

在讨董联军与农民军的威胁下,董卓逐杀袁绍叔父隗及其在洛阳的眷属,迁献帝至西都长安。他自己则仍屯兵洛阳,以拒关东之军。

董卓迫献帝西迁之时,令部下尽掘汉代诸皇陵及公卿以下坟墓,盗取其殉葬的珍宝。又将洛阳的官、民及洛阳附近二百里内的百姓尽数驱赶西去长安,同时下令火焚洛阳的宫室、宗庙、官府、民宅。

在火海烟云中,东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巍峨帝京,一时间便化为灰烬。

以讨董为名组成的关东联军,虽拥众十余万,但各路诸侯大多怀有保存和扩大实力的私心,所以都观望不进,自己根本不愿同董卓决战。只有曹操、孙坚二人认真打了几仗。孙坚奉袁术之命,从南阳而北,攻陷了洛阳。

孙坚攻陷洛阳,袁术的势力遂发展到了豫州。袁绍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一面提议奉幽州牧刘虞为帝,欲挟刘虞以号令天下;一面乘孙坚与董卓酣战之机,派遣其将周昕率兵夺取豫州,以打击袁术的北进。结果,因后方发生内乱,孙坚只得退出洛阳。


董卓未灭,但是讨董联军却瓦解了。

董卓见关东联军已瓦解,于初平二年(191年)四月退出洛阳,西去长安。

不久,司徒王允收买董卓的部将吕布,合谋诛杀董卓,凉州军阀集团立即卷入内部火并之中,长安及附近的关中地区,成为他们互相厮杀的战场。

关东联盟解体之后,各路诸侯并没因董卓的败亡而偃旗息兵,而是在他们自己之间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混战。当时,卷入这场混战、逐鹿中原的大军阀有袁术、吕布、公孙瓒、曹操等人。

关东盟军解体后,袁绍首先威逼韩馥让出冀州,从而据有了逐鹿中原的战略要地。接着,他又东攻青州、西击黑山、北并公孙瓒,兼有青、幽、并、冀四州之地,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者。

军阀混战之初,公孙瓒与刘虞在幽州争夺。初平四年(193年),公孙瓒并灭刘虞,割据幽州。其后,又挥兵南下,据有冀州大部与青州。

袁术乃袁绍从兄弟。袁氏兄弟,觊觎皇位,以致手足分离。

袁术初据南阳,后遭袁绍与曹操合击,无法立足南阳,遂于初平四年(193年)转兵东向,杀扬州刺史而据有扬州,又北结公孙瓒,以对抗袁绍。

吕布诛杀董卓后,南出武关欲投奔袁术。袁术恶其反复无常而拒绝接纳,吕布又转向北,投张杨、袁绍。兴平元年(194年),吕布入据兖州,与曹操相争,后又偷袭刘备,割据徐州。

在军阀大混战中,曹操消灭吕布,降服张绣,赶跑刘备,击溃袁术,据有徐、扬二州,控制了黄、淮之间的大片地区,成了中原惟一能与袁绍抗衡的力量。


6、黄巾军的余波


从中平二年(185年)开始,黄巾的余众,无数饥寒交迫的流民,又打着各种各样的造反旗号,活跃在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及其他地区。

太行山东麓的黑山,绵延数百里,地形险要,历来都是造反者聚集的根据地。

自黄巾起义后,在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广大山谷间,出现了若干支分散活动的义军,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飞燕、杨凤等二十多部,其大者拥众二三万,小者有六七千人。

不久,常山真定人褚燕领导的义军与博陵人张牛角领导的义军联合,以张牛角为帅,共同进攻瘿陶(约当今河北宁晋一带)。瘿陶之役,张牛角战死,褚燕受命为联合义军领袖,改名为张燕。以后,因张燕“剽悍捷速过人”,“善得士卒心”,其影响便日益扩大,逐渐成为中山到河内间二十多支起义军的总领袖。

中平二年(185年)初,这支在斗争中逐渐联合起来的义军,以黑山为根据地,号称“黑山军”,拥众至百万。

百万黑山军,在河北攻城掠池,闹得天翻地覆。

但是朝廷的主要军事力量完全投入了西北镇压羌胡联军的战场,地方郡兵根本无力对付黑山军。因为无力进行军事镇压,灵帝便采用招降策略,派遣使者以“黑山校尉”的官衔及管理河北诸山谷的权力,诱惑黑山军首领之一的杨凤,使他归附了朝廷。

不久,黑山军总帅张燕遣使向朝廷乞降,灵帝封张燕为“平难中郎将”。

大概因为灵帝的朝廷已濒临灭亡,它的官位与权力已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所以对杨凤、张燕等人终究还是缺乏吸引力。

杨凤、张燕接受招安之后,并没有真心归附朝廷,而是不断发展着反叛势力。不久,张燕领导的黑山军又向南发展,“渐寇河内,逼近京师”。焦头烂额的灵帝只得令朱儁出任河内太守,让他依赖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力量阻止黑山军继续南下。

其后,黑山军与东汉政府、军阀进行了长期斗争,到建安十年(205年),张燕投降曹操,黑山军主力才完全失败。

在河北起伏的群山中,“白波军”也进行着令人瞩目的造反活动。

活跃在西河郡白波谷的“白波军”,起初曾隶属张燕领导的黑山军,以后在郭泰的领导下建帜“白波黄巾”。

中平五年(188年)春正月,休屠各胡进攻西河,杀郡守邢纪,白波黄巾军便趁势于白波谷爆发声势浩大的起义,并立即进攻太原。中平六年(189年)十月,白波军同南匈奴单于於扶罗联兵,拥众十余万,南下攻破河东郡,威震京师。当朝的董卓慌忙遣大将牛辅率兵镇压,却被白波黄巾击败。

接着,白波军分兵东下,攻入河内,进攻兖州东郡。初平二年(191 年),前将军赵谦挫败白波军,白波军被迫退回河东。此后,白波军逐渐卷入军阀混战中,并由此走向溃散。

中平五年(188年)十月,在前期黄巾军奋战的青、徐二州,又燃起了黄巾起义的烽火。

再度起义的青、徐黄巾军迅速壮大起来。

中平(184—189年)、初平(190-193年)之际,青、徐黄巾军杀豪强,攻官府,威震东方。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黄巾军已拥众30多万,他们由泰山向北进军,攻勃海,希望与冀州的“黑山军”联合。在勃海,青州黄巾遭公孙瓒袭击,损失达10万人。从冀州退回的20多万黄巾在张骁的领导下,进攻北海,将北海相孔融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弃郡而去”。

初平三年(192年),迅猛发展的黄巾军已拥众百万。四月,百万黄巾南下攻破兖州,斩任城相郑遂,又转攻东平,杀兖州刺史刘岱,还在寿张击败曹操,杀死鲍信。

青州黄巾虽然声势浩大,却因缺辎重,乏粮草而难以持久。以后,曹操便乘隙进攻青州黄巾。十二月,黄巾军在济北为曹操所败,30万黄巾军连同家属近百万人全部为曹操改编。青州黄巾主力失败后,徐和、司马俱领导的济南、安乐黄巾仍坚持斗争,,直到建安 12 年(202年),青、徐黄巾军余部还在活动,并杀死了济南王赟。


经过前期黄巾军、后期黄巾军及其他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东汉王朝犹如一座年久失修的大厦,很快将在风雨飘摇中倾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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