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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农民起义，大部分人都会下意识认为，这是在讨论中国历史。

事实也的确如此，许多文明竞相出现，而大规模农民起义往往只在中国发生。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的农民起义为什么这么频繁？

中国古代制度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皇权至上，中央集权。虽然欧洲或者日本等地区也有农奴起义，但是和中国农民的目标却完全不一样，这和每个国家社会当时的社会制度息息相关。

以欧洲为例，欧洲农奴制度下，帝王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向下有大封建主，然后有小封建主，最后则是农民。

但是他们主张“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就是说，上级单位只能对自己的下一级单位进行管辖。

所以从这一点上，农奴只能把仇恨与怒火向农场主喷发，闹事的规模很难扩大。

我们经常讲思想古板的人为“老封建”，但是其实和中国相比，欧洲中世纪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

中世纪的欧洲君主林立，皇权微弱，数量众多的封建主，使得君王根本无法进行管制。封建主们也因为这一点，经常对帝王的命令阳奉阴违。

其实算起来，中国古代则不算封建社会，它只是中央集权下的仕人社会。

因为统治阶级的人，往往都是读书人，寻常百姓也能通过读书跨越阶级，但是最高统治者指向明确，那就是皇帝。

形象一点来说，那就是：欧洲中世纪到处都是狼群，中国古代则遍地都是羊群。

欧洲的皇帝是狼群中大一点的狼，中国古代的皇帝，则是羊群中的一条孤狼。

中世纪欧洲的剥削是以农场为单位进行的，庄园主在庄园内部，对于整个庄园，包括在庄园土地上劳作的农奴，拥有绝对的处置权。

农奴作为土地的附庸，相当于农场主的物品，可以被农场主随意打骂买卖，可以说在农场中，庄园主就是农奴的上帝。

庄园主在庄园可以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有个笑话说，农奴们听说公主要出嫁了，庄园里于是张灯结彩热烈祝贺，结果实际上出嫁的其实是庄园主的女儿。

在欧洲旧社会，农奴要生存就要听从农场主的话，他们完全不能、也不被允许有自己的人格与思想。

这些人通常在备受压迫下过完凄苦的一生，如果他们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子子孙孙，也会陷入这样暗无天日的循环。

不过如果被压迫得狠了，农奴们有时也会拼尽一切进行反抗。

但是由于思想与眼光的局限，他们往往只能认识到农场主对他们的迫害，而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出在制度上，国王才是应该被解决的对象。

农奴们只能看见在他们身畔骑马、扬起细鞭的农场主，只知道是这个人在压榨他们的血泪，却不知道小封建主上面。还有大封建主，大封建主上还有君王。

看似农奴只受到小封建主的压迫，可是实际上，国家的生产几乎全部都由他们完成。也就是说，只有推翻了这个君王，换一套治国体系，农奴才能有真正的解放与自由。

可悲的是，农奴往往知识水平较低，思想视野上的狭隘，让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条吸血蚂蝗，更无从知晓，最应该推翻的不是小小的农场主，而应该是统治者。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就算有农民起义，也只能是小规模、无指挥的，完全不会对君王的统治造成威胁。正是因此，农奴起义的鲜血，只能换来短暂的和平假象。

很快，新农场主出现，农奴们的命运再次陷入可悲的循环。就算偶尔有能跳出循环的起义，往往也只能换来带有血腥味的、几天的轻快。

那么，对比欧洲旧社会，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规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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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常有农民起义，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却经常发生。

在中国宏大的历史画卷中，每铺就两三百年，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广阔的战场上往往血流成河，十分惨烈。

这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总是会成为危及当时统治的存在，农民军往往一呼百应，势如破竹，直捣天子所在之地。

但是在其他国家，农民起义却很少听说，欧洲、日本、伊斯兰世界与美洲，都没有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发生，只有中国反复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颠覆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那么，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为何与众不同？

不同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对不同国家的发展进程造成影响。

伊斯兰国家的民众，主要从事游牧和商盗，而美洲的发展较为迟缓，人民多还处在茹毛饮血的蒙昧阶段，甚至经常有杀活人献祭的现象出现。

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与农耕的联系似乎更加紧密，因为气候原因，这两个地区的人们也会从事种植，庄园经济会更加发达。

中国则是农耕大国，更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高程度中央集权的国家。

欧洲、日本多是封建制，民国以前的中国也被称为封建社会。

但是实际上，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我们的制度更加偏向于中央集权郡县制，反倒是欧洲与日本的制度，与封建制度则更为接近。

欧洲直到现在，还是有部分人重视所谓的血统，这种现象与日本的万世一系差别不大。

这与封建思想的主张相似，而中国古代与其说是封建思想，不如说是对皇权的膜拜。

中国的国土地形与大江河流的流向，基本上保持一致，黄河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明，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文明在一定程度上的象征。

黄河与长江贯穿国境，这两条绵长而稳定的河流，为中华文明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基础，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有足够的水源，从而繁衍生息。

欧洲虽然降水充沛，但是河流普遍较为短促。欧洲的地理环境多山脉，只是山脉之间的土地没有日本那么破碎，而是更加完整。

日本更是根本没有稳定的大流量江河流经，最长的河流是利根川，河流总长度为332公里，这条河流的年径流量，只有长江的1.3%。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日本文化也少了气势磅礴的开阔与坦荡。欧洲的地理环境多山脉，只是山脉之间的土地没有日本那么破碎，而是更加完整。

世界上的人们散落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在长相上各有差异，彼此之间更是互不相识，但是在相似的经济环境之下，人们在社会结构上做出的选择，却往往不会大相径庭。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所建立的社会架构，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架构基本相同。

欧洲在8世纪确立封建制，日本也在12世纪末建立封建制；欧洲封建制16世纪走向灭亡，而日本的封建制度，则一直维持到了明治维新。

郡县制下的中国农民，与封建制下的欧洲农奴，虽然都是仰仗土地生存，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却截然不同。

古代中国人民多为自耕农或佃农，他们虽然要上缴税赋，但是对自己负责。而中世纪欧洲庄园的农民则是农奴，接受农场主的管制，对农场主负责。

中国农民可以通过读书，实现逆天改命，虽然难度很大，并且朝堂上当官的，也大都是名门王族。

但是寒门学子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跨越阶级。这样一来，至少普通人的生杀夺与，不再是达官贵族的一言堂。

而欧洲农奴，往往一辈子都只能围绕土地打转，在农场管理者的严密监管下，恨不得将农奴的每一秒变成两秒来剥削。

他们就更没有时间去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思维，不能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所以，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农民思想，与欧洲乃至日本都存在着根本差异。

那么，境地如此不同的农民，在中西方的历史中都有哪些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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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同的思维方式，造成中西方的农民起义，在规模上有很大差别。

农民起义往往是由于自身生存空间被极致压迫，但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只在古代中国出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与什么有关？

古代欧洲的庄园经济比较发达，欧洲农奴的身份十分卑微，他们是农场主在土地上的附加财产。

作为财产，可以被随意买卖，他们不被允许有人格，而只能像其他物品一样，任凭农场主交易。

而且农奴的后代还是农奴，他们被压在庄园主的土地之下，祖祖辈辈都不能翻身，

欧洲农奴甚至结婚还要给领主缴纳结婚税，可以说，没有一点自由可言。

他们已经匍匐在地、毫无人格与尊严了，却还要源源不断的、以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自己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要向领主输送财富。

而在中国，自耕农耕地劳作的成果，都由自己支配，虽然还是要给朝廷交税，但是多余的可以自己保留。

并且农耕之家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读书考官，来提升自己的知识素养与社会地位。

这样一来，人们会对自己和整个社会有更为深刻的认知，人们知道自己每次纳税是交给朝廷，知道皇帝是天子、是国家的权力中心。

虽然操作事项大都是朝廷出面，但是大家都知道，皇帝才是站在朝廷背后的操盘手。

也正是因此，如果被剥削压迫过度，中国农民的起义会更加决绝、团结，目标也更加鲜明。

大家都知道，只要将皇帝取而代之，就能摆脱当下的制度与困境，就能彻底改善自身的处境。

欧洲农奴由于知识水平受限，他们往往无法直接认知到，导致自己艰难困苦的罪魁祸首，是国王，而是直观的将能看见的领主，视作报复的对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古代中国与欧洲的顶层设计的不同，决定了农民起义的规模和影响后果。

中国古代制度最鲜明的就是中央集权，而皇权更是至高无上，权力的极端集中，使得皇帝往往能够在国家治理中，占据很大的话语权。

再加上，中国古代版图分分合合，九州统一时，皇权更是史无前例的得到加强。

在人们心中，皇上万岁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兴亡百姓皆苦，但是这样一来，在苦海中煎熬的百姓都有一个明确的复仇对象，那就是皇帝。

皇帝当然不能真的睥睨群臣之上，把朝堂当作自己的一言堂。群臣背后势力深厚，每一步都需要君臣之间相互妥协退让，纵横捭阖之间，争取自己的利益。

但是皇帝往往是群众眼中，统治者的代名词，因此一旦农民起义，往往都瞄准天子，力量往往格外集中。

而且农民起义，往往在土地较为统一的情况下发生，因此中央集权制度下，农民起义是一颗已经走秒的定时炸弹，不存在会不会爆炸的疑惑，只是爆炸时间早晚的问题。

往往旧王朝在农民起义后被推翻，新王朝建立的前几十年里，新上位的统治者会放松税赋、休养生息。

但是后期总免不了搜刮民脂，或许是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不知收敛，或许是皇帝贪图享乐、不顾百姓生死，农民起义总会再度被推波助澜的发生。

这是制度内核的问题，不是个人能够解决的。

农民起义是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终结局，无论正午时期的皇权有多么集中、国力有多么强盛，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起义总会在黄昏来临时到来。

然后经过漫长黑夜，最终再度迎来黎明与新王朝。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属于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度的特有循环。

发展就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消亡，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没有人能够使哪一个朝代，永远闪耀在它最强盛的时期。

所有盛大王朝，都会以农民起义而落幕，但是社会思想，不会因此而回溯。

正是每一个中央集权王朝都以失败告终，我们才能醒悟，要换一条别的路。唯有变化是不变的，中国古代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

而中国在现代的道路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治国道路，而是要有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这个时代属于中华民族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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