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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诗人辈出的时期,唐代诗人的成就至今仍被世人传颂。
唐朝的诗人群体庞大,而许多著名诗人在个人命运上都遭遇了诸多不幸,甚至结局悲惨。
杜甫久饿暴食撑死,李白醉酒捞月溺死,王勃坠海惊悸而死,卢照邻不堪病痛投水自溺……
而“七绝圣手”王昌龄则是遭忌被害,死于奸小之手的。
杨花落尽子规啼
安史之乱爆发后,时局动荡。
刀火之际,朝廷忙于应对叛乱,自顾不暇,下级官员纷纷自寻出路。
756年,肃宗继位,大赦天下。
此时的王昌龄已经年近花甲,被贬至龙标多年的他,终于可以致仕回乡,回到故里了。
却不料途经亳州之时,竟被亳州刺史下令杖杀。
《新唐书·王昌龄传》载:
“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
盛唐诗坛的巨星就此陨落,史书中却只有寥寥几笔带过,死得不明不白。
闾丘晓为何要杀王昌龄呢?
这两个人,除了同朝为官外,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王昌龄不过是回乡途中路过亳州,短暂停留罢了,也并非受闾丘晓管辖的官员。
于私于公,二人没有交集,更谈不上恩怨。
《唐才子传》写得稍微详细一些,说王昌龄是“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
因此后世很多人认为,闾丘晓杀王昌龄,是因为嫉妒他。
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王昌龄的确才华横溢,在当时的文坛也是赫赫有名。
因此遭到文人嫉妒,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闾丘晓这样的人,会因王昌龄才华出众名声在外,就心生妒忌,甚至起了杀意吗?
嫉妒情绪,通常是在同一领域的竞争中,或是在优越感被破坏时产生的。
然而闾丘晓和王昌龄二人,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甚至根本不在同一条“赛道”上。
唐朝有繁荣的经济,鼎盛的文化,以及开放包容的盛世气度。
贵族阶级的文化素养普遍都很高,对文人也非常重视。
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不同出身背景的优秀人才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唐朝可以说是一个盛产人才的时代。
人才辈出,天才辈出,优秀的文人数不胜数,名重一时的也不少。
虽说文人相轻,但如果因别人的才华和名气胜过自己就要杀人,那是杀不完的。
何况闾丘晓本人并无文章诗作流传,恐怕当时也鲜有文学创作。
读书不过是为科举仕途,于诗文一道既无天赋,也谈不上爱好,更没有什么追求。
这样一个人,为何要嫉妒王昌龄?为何非要与这位赫赫有名的诗坛巨星,在文才上争个高低呢?
如果一定要说这两人之间存在什么“竞争”的话,那大概只有仕途了。
古代文人的终极目标,基本都是做官。
学而优则仕、货与帝王家,这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出路。
于仕途而言,诗文水平与名气,有时也不过是科举的一块敲门砖。
王昌龄的诗作出色,也的确名噪一时,但仕途却一直坎坷不顺。
考中进士后,他在秘书省任校书郎,算是当时的一个基层文职。
后来他博学鸿词科登第,也只当了一个县尉。
再之后就是两度遭贬,安史之乱爆发时,他还在偏远的龙标当县尉。
入仕三十年,当过最高的官也不过是个正九品。
反观闾丘晓,堂堂亳州刺史,是亳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唐朝三百六十州,刺史的地位就相当于是现在的市委书记。
而刺史权力还要更大些,几乎到了“上马统军,下马治民”的程度。
官居高位的闾丘晓,可以说已经实现了文人的终极目标。
在仕途上更成功的他,为什么要去嫉妒仕途不顺、官小职微的王昌龄呢?
所以,王昌龄遭人嫉妒被杀的说法虽然广为流传,但多少有点以讹传讹的意思。
不仅缺乏史料支撑,也不太合情理。
史书中虽然用了“忌”字来描述闾丘晓的杀人动机,但“忌”并不只有嫉妒的意思。
《说文》曰:“忌,憎恶也。”
也就是说,王昌龄很可能是得罪了闾丘晓,遭其憎恨,因此被杀。
但得罪人这种事,在交通、通讯以及传媒手段都不发达的古代,也不是那么轻易的。
王昌龄自入仕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上当小官。
何况他两度遭贬,最终被分配到了龙标。
龙标在如今的湖南怀化黔城镇一带,唐朝时是个很偏僻的县。
李白当时听闻好友遭贬,心中惋惜愤慨,写下了一首传颂千古的赠别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诗中言“闻道龙标过五溪”,五溪指的就是“武陵五溪”,位于如今的湖南怀化。
由此亦可见,迁谪之地龙标,地处荒远,道路艰难。
王昌龄在偏远的龙标待了好几年,一个穷乡僻壤里的小县尉,能有什么机会得罪与他远隔千里的“大人物”亳州刺史呢?
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根据史书中的一些描述可以推测,应是与睢阳之战有关。
但使龙城飞将在
闾丘晓这个人,在唐史中没有什么存在感,他两次出场,还都与王昌龄有关。
一次是他杀王昌龄,一次是他被张镐杖杀。
至德二年,也就是757年,王昌龄冤死的那一年,宰相张镐奉命统领淮南各军事务。
当时,张巡被围困在宋州,情况十分危急。于是张镐便传令,命亳州刺史闾丘晓出兵援救。
然而闾丘晓这个人,独断专行,刚愎自用。
他担心战事失败殃及自己,畏敌不进,没有听从张镐的命令。
而等到张镐赶到淮口时,宋州已经沦陷了。
张镐大怒,闾丘晓也因违抗军令耽误战机,被下令杖杀。
这是《旧唐书·张镐传》中,对闾丘晓之死的描述。
其中提到的宋州,别名睢阳郡。
因此这里说的张巡在宋州被围困,指的就是安史之乱中非常著名且惨烈的睢阳之战。
从至德二年正月开始,张巡及其所部五六千将士面对尹子奇率领的十几万叛军,坚守孤城,与敌人浴血奋战了十个月。
睢阳是军事重镇,一旦失守,叛军就能够沿运河长驱直入,继而威胁到唐朝在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基地。
这对朝廷的经济和军事,都是极大的打击。
而张巡死守睢阳十个月,拖延、阻止了叛军南下。
在这十个月里,朝廷得以利用江淮地区的财赋资源进行恢复和准备,为反攻积蓄力量。
在睢阳陷落前不久,就成功收复了西京长安;睢阳陷落后十天,又收复了东京洛阳。
因此,睢阳之战的战略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可以说是唐朝能够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的关键一战。
与此同时,睢阳之战也是非常残忍、惨烈的。
在城中死守的战士们断粮后,不仅以草根树皮充饥,甚至开始“食人”。
《新唐书》载:“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
睢阳原有居民近四万人,而到城破之时,就只剩下了四百余人。
就是这样一场十分关键又极其惨烈的战役,闾丘晓为求自保,竟抗命不前,不肯出兵救援。
因此也能明白,张镐为何会勃然大怒,下令将他乱棍打死了。
而《新唐书》和《唐才子传》,对闾丘晓之死的描述要更详细一些。
据记载,张镐要将他按军法处置时,他还腆着脸祈求宽恕,说自己还有父母要赡养。
张镐不为所动,一句话就怼得他哑口无言,无地自容。
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
王昌龄的亲人,要谁来奉养呢?
张镐不提睢阳死去的上万百姓,为何单单只提到了王昌龄呢?
当时,张镐率领四镇的节度使前往睢阳救援,王昌龄的挚友高适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很多人认为,张镐杖杀闾丘晓,既是因他违抗军令,也与高适的授意有关。
张镐侠肝义胆,被称为唐朝最有人情味的宰相。
李白投到永王李璘麾下被肃宗流放,杜甫遭房琯兵败牵连,都有张镐挺身而出,施以援手。
如今高适和张镐要为王昌龄报仇,也是合情合理。
可闾丘晓毕竟是一州刺史封疆大吏,虽说军法森严,但处置他并不像处置士兵一样轻易。
如果王昌龄之死与睢阳之战没有半点关系,张镐会在这样的场合,以一段“私人恩怨”来回绝闾丘晓的祈求吗?
因此可以推测,王昌龄很有可能是在回乡途中路过亳州,得知了睢阳告急的情况。
而闾丘晓抗命拒绝引兵相救,令他愤慨不已。
于是王昌龄便大肆议论此事,甚至讽刺指责闾丘晓按兵不动的行径。
因此激怒了一向刚愎自用、傲慢自负的闾丘晓,惨遭杀害。
一个花甲之年致仕回乡的小小县尉,刚来到别人的地盘上,就阴阳怪气指责当地的大领导?
此举若是旁人所为,多少有些令人难以理解。
但要是放在王昌龄身上,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一片冰心在玉壶
出身贫寒的王昌龄,自小就有雄心壮志。
二十几岁时,他投笔从戎,独自踏上了边塞的旅行。
穿越了萧关,渡过了洮河,越过了玉门关,直至碎叶城……
这些都是唐朝的边塞重地,是抵御外敌的前线。
在这里,王昌龄亲眼目睹了长城的牒楼和边塞的烽火,感受到了边塞将士的艰辛和大漠的苍凉。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昌龄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边塞诗篇。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这些诗篇不仅雄浑壮伟,更充满了对边疆将士生活的同情和对国家安危的忧虑。
他的诗歌中既有对战争残酷的直面描写,也有对和平的向往。
王昌龄的边塞诗,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他自己也有很大的影响。
带着一身边塞的风雪来到长安,这位豪情万丈、耿介坦荡的诗人,似乎注定要在尔虞我诈的官场屡遭碰壁。
进士及第后,王昌龄在秘书省任校书郎一职。
初入仕途的他,雄心勃勃,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然而秘书省是个没有实权的闲散机构,校书郎又是个基层文职。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令他感到了深深的挫败和寂寞。
开元二十二年,王昌龄授任河南汜水尉。
此时的大唐,表面强盛,实则腐败之风渐盛。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中,王昌龄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
旁人长袖善舞、见风使舵,他不拘小节、不媚权贵。
因此处处碰壁令人惋惜,却也不足为奇,没过几年,王昌龄就被贬至岭南。
开元二十八年,他又被起用,任江宁丞。
县丞是个很尴尬的官职,名义上是县令的副手,有着监督县令的职责。
可担任县丞的,大多是遭贬的。初来乍到,没有靠山,县令怎会乐意与县丞分享权力呢?
因此县丞一职,说是形同虚设也不为过。
《芙蓉楼送辛渐》便是王昌龄在这时所作,其中流传千古的名句: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洛阳的亲友们问起我来,就说我的心依然像冰那样晶莹,像玉那样透亮。
冰心玉壶,是他的淡泊与廉洁,是他绝不会同流合污的坚定。
然而公元748年,他再度被贬至龙标。
两《唐书》中均称他“不护细行”,一些小事被人抓住不放,因此遭贬。
好酒贪杯,又因对官场的黑暗和任职不满,消极怠工。
他所作《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一诗,既有对大献仙术行为的不满,也否定了用战争来解决边疆问题的做法。
而此时的玄宗,穷兵黩武、沉迷仙术。
王昌龄直陈政事,几乎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朝廷和决策者的不满。
八面玲珑、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在那时的官场上或许能轻而易举取得成功,却永远也写不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与赤诚。
王昌龄因其不拘小节的行为和过于正直耿介的个性,在唐朝复杂的官场中遭遇了不少挫折。
他因此屡遭贬谪,或许也是因此而丧命。
然而,王昌龄的诗歌成就并未因他的不幸遭遇而黯然失色。
相反,他的诗歌因其深刻的情感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流传千古,其才华和品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影响后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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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士奎.近三十年王昌龄生平事迹研究综述(1976-2006)[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03):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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