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等古代史学家，不乏博览群书、了解历史的大儒，但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命运却并不如意，无法“凭智慧免于极刑”，难以“保全自身”。
这其中有何故事？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明明深谙历史，却为何无法以史为鉴，避免生命的苦难？
司马迁之弃言获罪，暗失阳台
司马迁，字子长，河内温县人。他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父亲司马谈是秦始皇平定巴蜀有功的大将，官至左庶长。司马迁20岁开始游历各地求学，临海观海日出而作《海东赋》，足迹遍及河西、陇西、巴蜀等地。
37岁时，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汉武帝朝廷的太史令一职，掌管记载天文、历法等事务。作为掌管史籍的太史令，司马迁整理历史典籍，采访当时的文士名臣，广泛收集资料，开始着手编撰他那部开山鼻祖之作《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三万征伐匈奴，其孙李陵率五千人作为辎重部队。热血沸腾的李陵不甘心充当运粮官，志在立战功，自请出战。汉武帝见他主动请缨，准其独立统领部队作战。然而此举失算，李陵仅带五千步卒，遭遇匈奴主力八万骑兵围攻。李陵奋力抵抗，斩杀敌军万余，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得率四百余人突围投降。
一年之后，传闻李陵已背叛汉朝，正协助匈奴训练士兵。群臣纷纷声讨李陵，唯独太史令司马迁力辩李陵忠勇，认为其必定会设法回归汉朝报效祖国。然而此举加剧了汉武帝的猜忌，认为司马迁妄自揣测李陵心思，以讹传讹。于是在酷吏故意挑拨下，以“诬罔”之罪判处司马迁宫刑，阉割其阳具。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司马迁从骤然跌入了人生低谷。作为一个儒生，被阉刑乃是最大的耻辱。司马迁悔不当初，恨不能时光倒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自述，自己“少负不羁之才”，平日里敢于直言规劝，又过分媚上讨好皇帝，才会在脆弱的言论自由下遭此厄运。
尽管日后李陵的清白得以澄清，司马迁也重新掌管史馆，但失去的永远无法挽回。这场波折成了司马迁心中永久的伤疤，让他在完成《史记》后，更加倾向隐逸，避开权力中心。
司马迁的遭遇警示后人，在专制统治下，哪怕地位再高、学识再深，也难逃因言获罪的下场。纵观千古，如此案例比比皆是。那么，司马迁明明了解历史，为何还会重蹈覆辙？答案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但可以看出，个人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常使智者失去理性判断。
班固之追随奸佞，自掘墓穴
东汉初年，有个叫班固的历史学家，继司马迁之后编撰了《汉书》，记载了东汉的兴衰历史。班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他的姑母曾任汉成帝的婕妤。少年时便以文采出众著称，16岁进入国子监学习。后来家道中落，22岁时只得返回故乡居住，开始编撰《汉书》以示门第。
有一次，班固被告发“私修国史”而遭拘捕，正在为他担忧的弟弟班超连夜赶赴长安请命，帝幸听从解释，不仅释放了班固，还任命他担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提供修史所需的一应资料。
在这优越的条件下，班固仅用六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汉书》。当他50岁时，身为史官的他名利双收，本应沉浸在编年史的喜悦中。然而他心中渴望更大的荣誉，于是决定紧贴权贵，追随当朝大将军窦宪出征边疆。
窦宪勇猛果决，深得皇帝宠信，权倾朝野。班固对其表示崇拜之情，写下颂文来歌颂窦宪的戎马生涯。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成全了一个军阀，助纣为虐。
窦宪性格暴戾，屡有违法乱纪之举，甚至萌生谋反之心。公元89年，窦宪谋反案发，全家被赐死。班固作为窦宪的心腹，也难逃一死，他在狱中离世，终年仅60岁。
人生最可贵的是清醒的判断力。班固虽然深谙东汉史事，却还是目光短浅，误信奸佞，追随窦宪招来杀身之祸。历史演义从来没有如果，但我们仍然不禁感叹，要是班固当初能远离权斗，专心著书立说，他原可以安度晚年，享受史学家的荣光。
范晔之参与谋逆，自取灭亡
南北朝时期，南齐国有一史学家范晔，曾修撰《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历史。范晔生于书香世家，多才多艺，尤其善于写文章，还能弹琴吟诗，性格比较洒脱。
420年，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范晔开始仕途，担任州刺史。可能由于他性格较为放荡，后来被贬为一县令。这期间，范晔全力以赴编撰《后汉书》，用了长达6年的时间。这部历史巨著记载东汉的兴衰及三国分裂的前奏，是本千古绝唱。范晔因此一举成名，声名远扬。
然而好景不长。原本以为可以安度中年的范晔，在47岁这年再次卷入了一次政治风波之中。这个风波的主人公是皇帝的第四子彭城王刘义康，他通过在母亲丧期把持朝政，逐步把皇帝边缘化。彭城王架空皇权的做法引起朝中郁郁不平的声音。这时，彭城王的心腹找到范晔，拉拢他参与策划废黜老皇帝，立彭城王为帝的谋逆活动。
或许是酒后失态，范晔最终还是加入了这个阴谋组织。谁知道这个风声走漏，范晔很快被捕入狱，和他的三个儿子一同就地正法，无端丢了性命。
范晔参与谋逆显然是一个错误决定。他明明深谙北周宫廷政变频繁的历史，却还是没能从中汲取教训，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这再次证明，历史知识对个人的现实判断并无太大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再广，也难以抵御人性的软肋与本能的冲动。
陈寿之清高避世，仕途波折
三国时期蜀汉国的史学家陈寿，年轻时曾跟随诸葛亮南征北战，后来整理三国史事，撰写出脍炙人口的《三国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陈寿的父亲本是马谡手下的将领。马谡在与诸葛亮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后，陈寿一家顿失依靠。
刚刚十几岁的陈寿就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与学习能力。在老师谯周的指导下，他很快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知识。233年，蜀汉君主刘禅登基，陈寿作为谯周弟子，得以在推荐下进入政府机构工作，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然而好景不长。陈寿与掌权的宦官黄皓理念格格不入，竟然得罪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奸臣。黄皓连续设计把陈寿降职，甚至流放他到偏远城池担任地方官。
263年，蜀汉灭亡投降曹魏。失去故国的陈寿流落他乡，在亲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转运到魏都洛阳发展。陈寿虽然在魏国政府中逐步升迁，但他的仕途始终不如意，兜兜转转都只是担任一些不重要的官职。
65年的波澜壮阔人生历程里，陈寿始终未能飞黄腾达。然而我们不应该因此轻视他。没有若陈寿这样勤勉好学、坚持自己的史学家，就不会有今天流传千古的《三国志》，为后人研究三国历史奠定基础。
从他的遭遇我们可以明白，历史学家也难脱俗世得失的羁绊。正因为抱持着人世间一般的感情，我们写下的史书才会更富有血肉与立体感。这也是后人读史的无尽兴味所在。
端平历史的高度，方得悟事理的本源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虽然洞悉前人兴衰的轨迹，却依然难以避开人生的风雨飘摇，更无从规避权谋政变的危机。
究其原因，一是历史学家也难超脱普通人的七情六欲，难以保持足够的理性判断。二是个人的认知永远局限于有限的信息，难以对复杂的政局做出准确预测。三是历史只能告诉我们已然发生的事件，而无法预知未来的事态发展。它最多给了我们类比的基础，却没有准确的应对之策。
或许，我们不应指望从历史中获得太多实战经验。相反，如果能超脱烦忧，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审时度势的睿智，则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不那么容易被激情冲昏头脑，做出后悔莫及的决策。
结语
历史与现实永远存在差距。但如果我们学会抽离出事件本身，审视其中蕴含的道理，也许就能获得一点应对人生的指引。这需要我们跳出历史文本的局限，从更高的维度来把握事理的本原。也许正是这样，历史学家们的苦难经历才不会最终徒劳无益，而成为后人的哲理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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