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阳市向东行120公里到新宾县，那里是我的祖居之地。从新宾县再向东行70公里，是吉林省的通化市。

通化市和朝鲜毗邻，发源于长白山的浑江东北向西南流经通化城区。

去通化，主要是想去拜谒杨靖宇烈士墓和去看看高句丽景区。

杨靖宇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牺牲在通化附近的靖宇县，年仅35岁。

从烈士陵园出来，想着杨靖宇这位抗日英雄的惨烈牺牲，心情一直郁闷。

不知觉中，就走到浑江南岸的一所医院门前。突然，我心头一紧，不知，这座医院是不是就是当初那座曾发生过日军战俘暴乱残杀我150名住院伤员的医院？

站在医院大门外，我久久地看着医院的大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路军于同年9月20日进入东北，解放了通化。

刚进通化，八路军就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些还没来得及遣返而滞留在通化的日军战俘该怎么处理？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通化城经营了十多年，这里曾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

日本投降后，通化城又涌入17000余名滞留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战俘和近10万日本移民。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八路军展现出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面对这些人曾经侵略疆土残酷杀戮无数中国百姓的敌人，八路军没有处死他们，而是在他们等待被遣返的时候，尽力安排他们参加劳动，自食其力。

如果这些日军战俘能安安分分地劳作，洗刷他们曾经犯下的滔天罪孽那倒也罢了，但总有人不甘心失败，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

而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一直盯着东北这片土地，他无论如何也不甘心让共产党八路军捷足先登进入东北！只是，他的部队大都驻扎在大后方，一时半会儿赶不到东北。情急之下，老蒋就把主意打在滞留在东北境内日本战俘身上，他想利用这些投降了的日本军人来打击我已经进入东北的八路军。

1945年11月，国民党派李光忱来到通化，与在这里的国民党地下党部负责人孙耕尧取得联系。二人经过密商后，决定与滞留在当地的日本人结盟，策划一场暴乱，从而展开重夺东北计划的第一步，以配合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很快，孙耕尧就找到了一个叫藤田实彦的日本人，通过他去煽动、集结日本战俘参与暴乱。藤田实彦是原日军第125师团参谋长，大佐军衔，其在日军战俘中颇有影响。

同时，孙耕尧还串联了航校、炮校、医院里被我军留用的日籍人员，策反了个别当地机关工作人员，还纠集潜伏在通化的特务，趁暴乱之时里应外合。

为了收买日军战俘为其效力，孙耕尧还与藤田实彦商议签订了一份协议，承诺暴乱成功后，保证“日本人不失业”、“赦免他们的罪行并送他们回国”、“也可留在通化，成为中日联合政府的一员，届时日本人管军队，国民党管政府”等。

他们还议定了在2月3日以路灯闪灭两次，然后熄灭和在城区的玉皇山顶放火3把为暴乱开始的信号，即行冲击我军政要害部门。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主要是这时正值大年初一，人们都在欢度春节，而且，此时，东北人民自卫军主力都在外地剿匪，驻扎在城内的守卫部队只有500余人。

为了指挥暴乱，他们还在1月22日成立了“武装暴动总指挥部”，地点就设在城内南十字西街公益涌油坊刘靖儒家。总指挥为孙耕尧、藤田实彦、姜基隆，副总指挥刘亦天，下设三个指挥所。

参与暴乱的总人数是3800余人，其中有2000多日军俘虏，还有一千多当地残留的伪警宪匪及国民党特务。他们的武装虽然已被我军收缴，但他们还是设法弄到了不少大刀、斧头和手榴弹等武器。

另外，他们还派出特务策反了在我军野战医院的日本护士。这批日本女护士原属于日本关东军。日本投降后，因为她们具有一定的医疗技能，所以被安排在通化十字野战医院。受到军国主义的教育，这批护士内心早已黑化。她们完全丧失理智，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万幸的是，就在暴乱前几个小时，敌人的暴乱计划败露了。

原来，当天下午，我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部警卫连长沈殿铠从朋友刘敬儒（此人是暴乱指挥部财政处长）处得知，今晚会有“大事”发生。

沈殿铠深感势态重大，便借故离开，并火速上报了此事。

时任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的吴溉之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由于部队主力都出城剿匪，留在通化的兵力很少，硬打是不行的，只能坚守阵地，等待援军。

同时，立即逮捕了孙耕尧等十余名暴乱首要分子，并且迅速集结留守部队、机关、工人自卫队等，随时准备战斗。

但此时已经很晚了，参与暴乱的人已经分布在城内各处，来不及制止暴乱的发生。

2月3日凌晨，通化市内路灯同时闪灭两次，而后全熄，全城漆黑一片，玉皇山顶上又突然燃起三堆火光。

随着骤然响起的哨声，隐藏在城区多处地窖、胡同里的数千个黑影，他们胳膊上都缠着白布条，手持各式武器，呼啦啦地分别朝中共通化行政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公安局里冲。暴乱还是发生了。

这时，十字医院日本医务官柴田久中尉也将在医院的日本护士召集到一起，给她们每人分发了一瓶毒药，并说：“现在是你们向天皇效忠的时刻，那些躺在病床上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全部杀掉他们！”

400名女护士毫不迟疑地接过毒药，快速各自前去她们分属的病房。

正在熟睡中的伤员被纷纷叫醒，只见女护士们催促伤员们起床服药。

有的伤员不由怀疑，“哪有大半夜吃药的，而且大家的伤情不一样，怎么吃的都是一样的药！”

日本女护士解释说：“城里发生疫情，这是预防药。”就在这时，一名刚服完药的伤员突然口吐鲜血，晕倒在病床上，其他吃过药的伤员也出现中毒的症状。

见到有的伤员不肯吃药，日本女护士干脆拿起手术刀就划开伤员的喉咙。

随即，所有的日本女护士都如同饿狼一般，挥起手术刀、剪刀，纷纷向伤员们扎去。

很快，住院治疗的153名伤病员全都惨死在日本女护士手中。

当前来增援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在方虎山的率领下赶到十字医院时，惨案已结束，只见处处都是惨死的我军伤病员，许多日本护士已经逃跑。见到满地的鲜血，见到有的惨死的伤员的脖颈上还深深地插着半截手术刀或剪刀，我增援部队战士的仇恨瞬间爆发，很快就处决了残存的暴乱分子。

随后，他们又快速增援通化行政专员公署办公大楼。这里是通化行政首脑机关，也是暴乱分子攻击的重点目标。

在人数众多的富有战斗经验的日军战俘的拼命冲击下，行署大楼的一楼失守，守卫战士被迫退守到二楼。就在这时，我增援部队赶到，很快就把暴乱分子全部抓捕，只有个别暴乱分子趁夜色逃了出去。

通化支队司令部是通化地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也是敌人的主攻目标之一。暴乱时，日军头目寺田等带领暴乱分子从两面对通化支队司令部发起攻击。当他们冲到我军工事前沿时，我守卫战士立即开枪，随后又发起反击，一举消灭了暴乱分子。

在江南飞机场、通化公安局办公楼和电报局的战斗也十分激烈。日本军官铃木亨与飞行队长小林组织了250余名暴徒，向我机场警卫部队发起猖狂进攻。我守卫战士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后，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迅速将暴乱之敌全部消灭。

由于通化公安局防守力量较为薄弱，在内部通敌分子的配合下，暴乱分子一度占领了公安局。我军炮兵学校的炮兵中队奉命前来攻打占领公安局的顽敌。他们连轰三炮，把楼壁炸塌，迫使暴乱分子举手投降。

日军队长丰冈带着一伙暴乱分子从后门攻进了通化电报局大院。守卫在楼里的我军战士待敌人靠近大楼时，突然开枪射击，打退了敌人。这时，暴乱分子已经占领了电报局一楼。正当他们向二楼发起猛攻时，我援兵及时赶到，很快就将丰冈一伙全部歼灭。

就这样，经过半天的激战，日军战俘的暴乱被彻底平息。

随即，我军在通化城内外全面搜捕漏网的暴乱分子。在搜捕时，只要遇到胆敢抵抗的暴乱分子，我军早已满腔怒火的战士毫不留情，一律当场击毙。

暴乱虽被平息，但是战士们的怒火却无法平息，新旧仇恨一起涌上心头。虽然我军历来优待俘虏，这些日本人本已得到宽大优待。可他们不敢灭亡，再次拿起武器，参与暴乱，我军决定对他们不再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于是，这批参加暴乱的三千名日军通通被押解到护城河边，将他们全部处死。后来有人说，采取全部处死的方式很有些不人道。方虎山却斩钉截铁地说：“人道是给人的，不是给披着人皮的狼的！”

方虎山

走在通化的街头，我的情绪格外亢奋。我又想起了两千多年前西汉名将陈汤的那句铁骨耿耿的名言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